明初教坊制度的构建及其消长

元灭明兴后，朱元璋定都金陵，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厘定祀典，诏修礼书，重定雅乐，重视礼乐制作可谓极矣。就其精神而言，洪武一朝革新制度、重定礼乐始终未放弃接续三朝乐统的努力；然而，事实上乐与辞始终处于古与今、雅与俗的嬗变中，因此观念上的复古尚雅必然为现实所囿。因此，有明一代礼乐，一方面锐志雅乐，一方面又难免俗乐杂出，这一矛盾直接可以追溯到洪武立朝对礼乐官署的革新，其根本则在于太常地位的下降与教坊司的升格。

教坊上升为乐署，始于金；教坊司之名，始于元，然而，笔者以为教坊司的真正确立乃在于明：至明代，教坊与太常始严格分离，并别设钟鼓司专掌宫中鼓吹导引，辽金元以来乐署职司的冗杂与音乐的雅俗混杂乃肃然划一。同时，教坊与太常并隶于礼部，又括天下乐工，著立在籍，隶教坊司。如此，以教坊司为核心，以乐籍制度为基础，京师并设富乐院以为乐工居所，建十六楼以利歌妓侑酒往来，立勾栏以备乐工搬演，又自京师至地方——地方也有相应教坊司、乐院与酒楼——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礼乐系统。教坊司始正式取代太常，成为一代礼乐机构的核心。(www.xing528.com)

太常的衰微及教坊司的升格，正是历代乐制随时损益的必然，并集中反映了乐制改革中的雅俗之争。关于这一点，《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一书中设有专章探讨，是章开篇以教坊为核心，侧重于梳理中唐以来礼乐制度的变迁过程，并与当时礼乐思想相互参证，考其厓略，抉其隐微，由此界定明代乐制的革新意义，以为全书探讨明前中期演剧变迁的纲领^[1]；因而对具体乐署的建革，未加详考，加之明初富乐院、十六楼、勾栏等史料的记载极为零散，以至于今人尚有诸多不明之处。此处不揣谫陋，补考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