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复古乐思潮：学术界的认可与士林精神的裂变

到今天，有明文学的剧变以文学复古思潮的起来为标志，这一观点已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可；然而，尚需提出的是，这一复古思潮断非仅仅存在于文学领域，从诗艺上鼓吹“诗必盛唐”“文必秦汉”，而是席卷了整个明代学术史体系的大变，而经学领域的复古乐思潮恰为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其实质是一代士林对自我性命思考的重新体认，也即士林精神的大裂变。李梦阳的意义，首先是作为当时一代士林精神的先驱者而在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明乎此，方可以真正理解李梦阳对晚明文学的深刻影响。

笔者首倡复古乐思潮，究其根本，都在试图重新理解中唐以来文学史暨学术史的变迁，或者说，自复古乐思潮切入，可以更为深入地探讨一部文学史与学术史嬗变的隐微所在。说到中唐以来传统学术的大变革，若与制度变革相呼应，也不妨概略为唐宋变革。唐初孔颖达等奉诏编撰的《五经正义》等，以集大成的方式最终宣告了汉学“一天下”的官学地位，同时，极盛而衰，也肇示了汉学后来的衰微；殆至中唐以来，官学渐微，诸子并起，遂渐开启后来宋学的端倪。说到宋学与汉学，笔者曾指出，二者之间的根本歧异，体现在诗经学上，便是两宋以来强调诗乐相合，并将矛头直指汉学如何将诗乐相分，只知自训诂章句入手来发明义理，等等。^[21]需要指出的是，从诗乐相分到诗乐相合，绝不仅仅是诗经阐释学在方法上的不同，而是从根本上隐喻了儒者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认同——前者以帝王师自居，种种训诂说理，皆意在为帝王作史鉴；^[22]后者却逐渐将目光转向了民众，而以天下师自居；也就是说，主张诗乐相合的精神根本在于诗教天下，这一折变正是具有近世意义的启蒙思潮的滥觞。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新学术新思潮的起来一开始同样也是以复古的姿态出现的。可以说，自中唐以来，复古乐思潮便开始萌生，北宋立朝以来，在乐制上的六次大变革实际都是由复古乐思潮推动而来，而这一时期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复古思潮下唐宋文学大变革的时期。

历史的发展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明代成弘以来，以复古思潮为先导，同样出现了打破官方程朱理学一统，而诸子百家蔚兴的局面，而文学，包括诗学、词学、曲学、小说学等，与（音）乐学、音韵学、历学等，都不过诸子之一。^[23]尚需提出的是，这一文学复古思潮的大兴，实际可以上溯至元代以“宗唐得古”为号召的文学思潮，明初宋濂等人是其绪余。^[24]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明代复古思潮，不如说元明复古思潮，一如唐宋复古思潮一般——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近世文学”的开始不妨断自金元。我们可以看到，自元一统以来，复古乐思潮渐兴，士大夫纷纷拟作古今诗体，尤尚古乐府，甚至以为诗三百以下无诗，其立意莫不在师道自任，而积极以仿效孔子等先贤删诗正乐相鼓吹；甚至折而开始关注“今之乐”，并鼓吹“大元乐府”以绍继唐诗宋词，成一代之文学，其实也都源出于此。^[25]明代立朝，朱元璋的制礼作乐，正是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元以来士林的礼乐诉求，只是这一锐复三代之制最终成了一种姿态；直到成弘以来，士大夫复古乐思潮重新大炽，并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日新而月异。(www.xing528.com)

近世乐学滥觞于（晚唐）两宋，兴于金元，至晚明心学出，更辟一新局，诸家学说几乎无不以乐学为核，因此，有关乐献也相应繁盛；传统文学，至晚明也辟一新局，无论诗、词、曲，诸体文学蔚兴，最初也无不笼于乐学之下。也正是因此，晚明后七子之首，当时文坛盟主王世贞，但以诗乐离合来勾勒历代诗体嬗变的轨迹，如何自诗三百而骚赋，而汉魏乐府，而唐诗，而宋词，而元北曲，而明南曲，这一文学史的勾勒已成为当时人的共识。^[26]由此可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曲学”作为与“古之乐”相对的“今之乐”，它的兴起在当时人眼中已是最值得重视的现象——随着复古（乐）思潮的消隐与性灵思潮的萌生，晚明曲学最终脱离诗（词）学而独立，曲也因此被推誉为元明一代文学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