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复古乐思潮的消长

若论有明一代文学，复古思潮的消长，实为第一要义。然而，关于明代复古思潮的意义，百年来的研究还真是一波三折，这还得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尤其是对“近世”的划分以及“晚明”的界定说起。

一般论文学史，先秦为一大变，中唐以来为一大变，晚明为一大变；进而论明代文学史，一般分为三期，自洪武至成化为前期，自弘治至正德或嘉隆为中期，自嘉靖或隆万至明末为晚期，并特别重视晚明文学的复兴。早在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便将“明初”定义为弘正以前，而以嘉靖初为近世文学复兴的开始，并兴奋地称嘉靖是一个黄金时代。^[6]这一时期的划分实际与当时史学界关于明史分期的主流说法相近，大抵也将晚明的开始追溯到嘉靖时期（当然，关于晚明起始的具体年限在史学界也还是有争议的，不赘）^[7]。治有明历史，所重在晚明，这一“晚明”，在经济上是新经济形态的起来，当年聚焦于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后来则谨慎地定义为新经济形态的兴变、城市的发达与庶民的起来）；在思想上则是新文人思潮的起来，并聚焦于左派王学，尤其是左派中异端之尤者李贽的出现；在文学上，则是以公安派之诗文、汤显祖之戏曲为代表的性灵思潮的飙起。可以说，长期以来，“晚明”已成为中国历史由古代向近代嬗变的一大变革时期，以至于“晚明文学”一旦提及便有璀璨怒放之感。进而言之，我们对明代文学史的分期，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分期，种种争议，其实都源自如何界定近世文学的兴起。

关于中国历史“近世”的起来，若真的追溯，倒真有几分复杂。简单来讲，早年论中国的近世，倒是倾向于宋代，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倡唐宋变革论以来流播益广；因此，史学界论资本主义萌芽，也首先聚焦于宋，一时宋代经济研究大热。细按，内藤湖南在谈及宋代种种经济与制度的新质，包括庶民的起来、精神的大变，固然强调的是唐宋变革，却也明确提出宋代的新变，实际肇始于唐末，譬如，他曾明确道，“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期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时期”；^[8]而这一唐末，内藤氏其实又追溯到中唐——譬如，在讲及唐末文学之变时，便特别提到韩柳的文学复古运动。那么，也就是说，内藤湖南以宋代为近世说，这一近世实际却肇始于中唐，并以韩柳复古思潮的兴起为标志，使用唐宋变革说，不过是为迁就一般朝代分期法。^[9](www.xing528.com)

当以宋代为近世说起来不久，甚或几乎同时，便有“明”说与“晚明”说；后来，尽管我们仍将“安史之乱”以来视作中国传统历史的重要分界点，却逐渐将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集中在晚明，以晚明为近世说也逐渐占据主流。也正是因此，郑振铎在撰写中国文学史时，便直接将嘉靖元年作为近世文学的开始。^[10]需要提出的是，于早期中国学界而言，虽然同样是受西方影响，无论持“宋说”还是持“明说”，仍然偏重于对中国历史传统——从制度到文学——自身演进的思考；然而，愈到后来，却不可避免地在“五四”新思潮的推波助澜下，日益将目光投向新社会、新市民、新思潮、新文学，并日益为马克思主义史观所席卷。或许，也正是因此，较之于“宋”说“明”说，“晚明”一说遂日益发达，对文学分期也影响深远，1949年以来更因进入文学史教材而一枝独秀。直到90年代，在日益飙起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晚明”的意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1998年，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仍以嘉靖之后为近古文学，文学变革犹如狂飙突至，迅猛异常，而将元初至明中叶期间，视为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三段；但同时也认为，元初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明初则进入相对沉寂的时期。^[11]不过，就在同一年，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已明确提出异议，^[12]而将金元时期视为近世文学的萌生期，将洪武元年（1368）至成化末年作为中国近世文学受挫期；并将弘治元年（1488）至万历三十年（1602）左右，视为近世文学的复兴期，以前七子复古文学思潮的兴起为序幕；而以万历三十年至乾隆初期为近世文学的徘徊期。^[13]也即章、骆所编《中国文学史新著》正式突破原有的晚明说，而将近世文学的开始定在金元。同时，将中唐以来的文学视为中世文学的“分化期”，以为中国文学自中唐起开始分化，“明显地出现了两种足以对峙的倾向”，其中，雅文学的分化，其抒情的一支，与同时俗文学如传奇、词的起来遂成为后来近世文学的先声。^[14]可以说，这一文学分期，正可以看作是近世说中由“晚明”向“宋”在新情境下一定程度的回归，力图重新思考中国文学传统自身的演进历程。

当研究者将“近世”的开端定义在晚明，这一晚明又界定在嘉靖或更晚时；这一近世文学的兴起及其内涵，如前所说，便直接彰显了性灵思潮的意义，同时，这一性灵思潮更是作为复古思潮的反动而存在的。^[15]早在晚明性灵思潮起来时，时人便以指摘前七子复古模拟之弊为口号，清初钱谦益对李梦阳的批评尤为尖锐，可以说，钱氏对复古与性灵的定义，以及对有明文学史的建构直接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书写，并流播至今。^[16]然而，近百年来持异议者也不绝如缕。譬如，早在30年代，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便说到：李梦阳所谓学古，又是标举第一义之格，则正属情文并茂之作。因此，主格调与主情，非惟不相冲突，反而适相合拍；^[17]1986年，章培恒发表《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一文，特别提到以袁宏道为代表的性灵思潮与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复古思潮之间的关联，^[18]可以说，后来研究界对复古运动的重新探讨正是发轫于此。90年代初，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便是其中典型。^[19]2006年，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更以师道精神的消长来涵摄复古思潮以来明代文学的演变，尤其是作为近世文体戏曲的兴起。其中，便有专节讨论李梦阳。书中所述虽然侧重的是李梦阳在明中期曲学复兴中的先声作用，然而，其中对李梦阳诗论“真诗乃在民间”说的重新辨析、“七情之中尚哀”等议论的提出，以及从其志向在“风”与“雅颂”之间的两难来理解复古而不能的执着与沮丧，最终发明其慨然以师道自任的文学史意义，都是对李梦阳诗学及其于整个明代文学复兴之精神意义的重加探讨，因“真诗乃在民间”说讨论的出发点便在于当时北音的复兴，也只有重新发明李梦阳的诗学意义，方能真正讲明当时北曲究竟是在何种理论背景下勃兴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