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旧有《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一书，对此阐述已明。首先是聚焦于演剧，所谓“剧”，实际包括百戏、杂剧、院本与戏文（传奇）等各种表演形态，然而，“曲”唱——其实元明时期的曲唱实际也大可视为戏剧（曲）表演中的一环，也相应囊括其中；[2]而且，笔者所要考察的最终指向是以（新）传奇为代表的晚明戏曲的复兴，及其后来的嬗变轨迹，而一应形式的曲唱与搬演都不过作为与之相关的环节来加以考察。换言之，笔者视“曲唱”为戏剧表演的最高（雅）形式，曲辞的增益是科诨小戏向抒情大戏发展——或者说由（戏）剧向戏（曲）发展——最显著的表征之一。其次是聚焦于“礼乐”。特称作“演剧”，便是主要着眼于联系当时的演出背景来考察戏曲的发展，也即将“剧（曲）”置放于演剧环境中，始能折射出社会结构变动下不同因素的交织，并由此来追溯晚明戏曲复兴的深层原因；而演唱之剧，一旦与环境相联，便绝非单纯歌弹唱演之娱戏，而实为礼乐制度的一环。说演剧实为礼乐制度的一环，至今犹然。因此，有关演剧的发生、发展，以及其形式与内容的变迁，也必定与礼乐制度的变迁相关联。围绕着这一礼乐制度，呈现作种种世相的，往往为礼乐风俗，而裹含其中的则为社会上下的礼乐关怀，包括礼乐思想与礼乐精神。“礼乐”二字，所涉实大，一应演剧皆在其间。因此，研究中以礼乐与演剧并，演剧是目的，礼乐则是路径，是我们深入探讨戏曲史的新路径。简言之，早在十多年前，笔者即明确提出，“近代以来，传统演剧主要是在文学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等西学东渐之后的学科分类体系下作为研究对象而受到关注的。相关研究尽管都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但是在总体把握中国传统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建制方面，尚未能尽如人意。传统演剧与其说是一个可以孤立地被抽绎出来的、为知性所界定的文学及政治社会现象，毋宁说是中国传统礼乐文化总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对演剧的理解必须植根于对这一整体的把握”。[3](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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