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卡尔·马克思：哲学批判形成及实践

马克思著作中最常见的两个字就是“批判”。批判首先是自我批判：战胜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浪漫主义的虚无感并没有给予现实以任何可靠的承诺，当浪漫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触礁时，它便碎成一地，一文不值。因此，现实问题批判使马克思逐渐开始对自身浪漫主义的清算。这种批判，促成马克思从事人类自身幸福事业和自我的完善。这一次，他不是通过选择一个有“前途”的职业实现的，而是对在思想上空洞说教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对压迫人、奴役人的社会制度的无情的批判中实现的。

首先，突破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束缚，从社会存在本身考察社会意识。与旧的唯物主义相比，近代的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与马克思同一时期的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更多地关注到了人自身、人的精神的力量。青年黑格尔派没有硬搬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理论学说，而是抓住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的实质，从中挖掘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自我意识、主观精神。青年黑格尔派虽然看到尘世的现实世界与哲学理念间的差异，但他们只是局限于精神领域的主观构想，不能从现实社会的批判入手，分析产生这种分离的社会根源。与此相对，马克思早在《莱茵报》做编辑期间就深入到社会生活本身，从林木盗窃法的现实反思到摩泽尔河畔葡萄种植农民生活境遇的实际考察，他就意识到现实的物质生活与主观的精神境界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现实的反思与批判，马克思找到了理解与分析的关键：将思维的、观念的东西拉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本身加以考察。换言之，现实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异是形成观念上的不同的根源。这奠定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思想基础，也构成马克思人生观思想的根基。

在对现实生活的分析与反思中，马克思开始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拨乱反正”。黑格尔哲学以绝对观念为起点，将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在内的所有外部世界，都规定为这种绝对观念的不断外化的结果。在社会历史领域，它体现在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统治。而马克思发现这种自上而下的统治，忽略了国家赖以产生的现实根源，即现实的经济生活本身。市民社会是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早期映象，它在本质上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的具体体现。市民社会中的一切社会现实，是人们的观念乃至这种观念，在统治方式上的最高反映的政治思想形成的物质基础。市民社会的现实运行产生了相应的政治与国家的观念；反之，国家的产生及其现实表现正是为了适应市民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纠正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思想错乱，代之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念。也就是说，人以及人的现实生活，决定了与其相适应的政治组织与管理方式。

其次，马克思借鉴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用一种“类本质”的思想来分析人的生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文本。在该文本中，马克思指出人的类本质活动即生产劳动。在现代社会境遇下，人的这种类本质却成为人不断走向异化的来源。他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示出现代生产条件下，人的劳动不断成为异于自身的活动。首先体现在活动的直接结果，即劳动产品同人相异化。当然，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在这一社会前提下，人的生产劳动进一步导致人同人的活动，乃至人与人、人与其类本质的异化。因此，通过对人的异化生存状态的揭示，马克思更进一步深入到社会的现实批判本身。(www.xing528.com)

再次，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以往的哲学家更多地致力于认识世界，而哲学的真正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哲学应该为人类所掌握，用来改造现存世界。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对曾深刻影响他的旧哲学作了无情的批判。就此，他运用理论真气打通任督二脉，与旧哲学彻底决裂。早期的一系列重要文本，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等，都是这一时期思想的重要结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人的需要对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性有着充分认识，但他也注意到需要对于社会条件的依赖性。比如，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需要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人的发展与人的需要的发展存在非常大的正相关关系。但是，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决定了它必然要不断唤起人们的某些不必要的，促使人们堕落的需要，因此需要的发展决不是满足任何需要，而是引导人们需要的发展，使得人们需要的内容在质量上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