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资产阶级反动派做斗争的时候,更显示出马克思革命意志的坚定。在《莱茵报》任编辑期间,他决定以报刊为阵地,开始对旧世界的批判。马克思认为,杂志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反动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怎样才算无情呢?马克思特别做了解释:“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言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他还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那个时候,在普鲁士反动专制制度统治下,人民是没有自由的,要想从事写作,出版报纸、杂志和书籍,都要受到书报检查制度的严格限制。为了争取出版自由,一些进步人士同反动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1840年上台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更是个很狡猾的家伙,他打着“保护”出版自由的幌子,颁布了一个新的书报检查令欺骗人民。新法令表面上似乎比过去的书报检查制度温和多了,条件放宽一些,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有些人以为这一下“天空出了太阳”,真的有了出版自由。但是,马克思没有被法令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立即写了一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来揭露它的反动实质。他一层一层地对法令进行分析论证,说明新法令逻辑上非常荒谬,内容十分反动,实际上换汤不换药,仍然限制和取消出版自由。马克思认为,要想取得出版自由,问题不在于改变或放宽书报检查制度,而在于根本废除这个制度。马克思在文章结束时写道:“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这是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22岁的马克思就从这篇文章开始,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1842年10月,马克思被聘为《莱茵报》编辑后,《莱茵报》成了当时反对专制统治最激烈的一家报纸。订阅《莱茵报》的用户迅速增加,10月份仅有800多户,11月份升至1800多户,到12月份升到3400多户。这种革命倾向使普鲁士政府怕得要命,特别是马克思的文章更令政府大为恼火。反动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下毒手迫害《莱茵报》。1843年初,普鲁士政府借口《莱茵报》没有经营许可证,下令禁止该报继续出版。命令规定,4月1日以前把它完全查封,而在查封前的这段时间里,报纸要受双重审查。不仅要受书报检察官的审查,还要受行政区长官的审查。这就是说,报纸全部编好以后,要送到警察局去,让警察头子从头到尾看一遍,如果嗅出一点不符合普鲁士精神的东西,报纸就不能出版。马克思清楚地知道,这是普鲁士反动政府害怕革命舆论而采取的一种镇压手段。政府提出查封报纸的理由是可笑的,《莱茵报》已经出版一年多,如果没有经营许可证,又怎么能够出这么长久呢!政府查封《莱茵报》的命令引起广大群众的抗议,许多人集会签名。摩泽尔河岸种葡萄的农民也纷纷请愿,他们在请愿书上说,我们不知道《莱茵报》是否散布过谣言,诽谤过当局,但是我们知道,它所写的文章都是关于我们地区和我们命运的真实情况。(www.xing528.com)
可是,《莱茵报》的一些股东被政府的命令吓破胆,他们本来就是一些胆小怕事的庸人,一听政府要查封报纸,就立即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马克思作为实际上的主编也参加了。会上,这些股东要求报纸改变调子,不要那么激烈,最好放弃反对政府的立场。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来挽救报纸的命运。有个编辑在会上还埋怨说,过去《莱茵报》上的文章从来没有引起当局的不满,而从11月份起竟发生了这样的冲突,以致引起这样一场灾难。意思很明显,就是反对马克思当“主编”期间的办报路线。马克思当场对他进行驳斥,并对股东们的投降立场进行坚决的斗争。可是那些股东都不愿意听马克思的意见,一心想妥协。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实在不愿再待在《莱茵报》。于是,他在报纸上发表一项声明,表示坚决退出这个准备投降的《莱茵报》编辑部。马克思认为退出以后可以更自由地进行革命活动。当时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坚决不干了。即使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倦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
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后,在克罗茨纳赫积极筹备创办《德法年鉴》,并在与卢格的通信中规定了刊物的性质和任务,提出把理论批判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反对教条式地预料未来,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世界提供一个真正斗争的口号。正在这个时候,狡猾的普鲁士政府改变手法,企图用名利收买马克思。普鲁士政府通过马克思父亲的一个朋友、在政府里当枢密参事的艾谢尔,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建议马克思为政府干事,还说可以给他一个“肥缺”,这就是要马克思放弃革命,投降反动派。但是,马克思不为名利和地位所诱惑,丝毫没有动摇革命的意志,反而决定提前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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