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点
安茹的玛格丽特四处寻求援助—约克公爵理查德重回权力巅峰—约克公爵理查德第二次出任护国公时的表现—伦敦本地商人与外地商人之争—安茹的玛格丽特与约克公爵理查德冲突加剧—亨利六世提出兰开斯特派与约克派和解—第二次圣保罗大教堂和解—英格兰地方层面的冲突—伦敦商人与伦巴第商人的冲突—法兰西王国远征军偷袭桑威治—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担任加来总督—英格兰王国政府向苏格兰王国政府示弱
1456年和1457年，英格兰没有爆发公开的战争，整个英格兰王国笼罩在用武力守护的和平当中。此外，这段时间的和平要归功于心慈手软的亨利六世。亨利六世表现出自我牺牲精神，表示对约克公爵理查德的“兵谏”行为既往不咎。既然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已经阵亡，亨利六世就任命约克公爵理查德担任自己的顾问大臣。
与亨利六世相比，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的目光更长远。在她看来，约克公爵理查德是自己丈夫亨利六世及儿子威尔士亲王威斯敏斯特的爱德华执政的绊脚石。为让年轻的威尔士亲王威斯敏斯特的爱德华顺利继承英格兰王位，安茹的玛格丽特绝不能让英格兰王国的大权落在约克公爵理查德手中。因此，她开始四处寻找援兵。最终，她已经不满足在英格兰王国国内寻找援兵，而将求助之手伸向国外。依靠亲戚关系，她找到法兰西国王查理七世。通过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的母亲苏格兰王太后琼·博福特这层关系，安茹的玛格丽特找到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是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同祖父母的表兄，也是亨利六世同祖父母的表弟。
约克公爵理查德的步步高升让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如坐针毡。然而，正是安茹的玛格丽特对约克公爵理查德咄咄逼人的反对加快了约克公爵理查德对抗兰开斯特家族的进程。虽然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但只要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还在位一天，约克公爵理查德就永远不能幻想与亨利六世和平相处。仅靠猜疑断定现有的状况是没有意义的。接下来，约克公爵理查德的行动恰巧验证了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对他的防范是必要的。当然，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的重重疑心，处处防备，也可能导致了约克公爵理查德后来的行为。
亨利六世重返伦敦让约克公爵理查德在英格兰王庭的地位骤然发生变化。我们从《帕斯顿信札》中的一封信可以得知，“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结束后第三天，即1455年5月25日，亨利六世更换了一批大臣。”[1]原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的势力已经倒台。约克公爵理查德被任命为当时英格兰王国的治安总管，在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成为加来总督。这样，约克派既在英格兰王国国内控制了英格兰王国的军队，又控制了驻扎在海外的英格兰王国军队。由于在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中，奥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临阵脱逃，他原本财政大臣的职务将由埃塞克斯伯爵亨利·鲍彻接任。埃塞克斯伯爵亨利·鲍彻的弟弟托马斯·鲍彻已经当上坎特伯雷大主教及英格兰王国大法官。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英格兰王国各路政要各司其职，为即将召开的英格兰议会做准备，并且希望在这次英格兰议会中处理好诸多国事。亨利六世带着妻子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和儿子威尔士亲王威斯敏斯特的爱德华前往赫特福德。在韦尔的修道院内，约克公爵理查德受到热情接待。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携带一批俘虏及多塞特伯爵亨利·博福特在汉斯顿驻扎。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的父亲索尔斯伯里伯爵理查德·内维尔则驻扎在拉伊。因此，为保存实力以备不时之需，约克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并不愿远离伦敦。曾有人认定亨利六世的三名仆人计划在亨利六世的卧室中谋杀约克公爵理查德，但在审判中，亨利六世的三名仆人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与此同时，为巩固在英格兰议会中重新获得的多数议席优势，约克派采取了大量具体措施。1455年6月8日，诺福克公爵夫人埃莉诺·鲍彻以丈夫诺福克公爵约翰·德·莫布雷的名义向约翰·帕斯顿写信，要求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确保诺福克公爵约翰·德·莫布雷的表亲约翰·霍华德与罗杰·张伯伦爵士在诺福克郡议员选举中胜出。[2]约翰·帕斯顿是一位没有实权的绅士，但他只要打着维护诺福克公爵约翰·德·莫布雷提名候选人的旗号，就鲜有反对声音。然而，约翰·帕斯顿显然采取了更直接的方式。他找到宫廷选举官的副官，并且跟这位副官打了招呼。但本次议员选举结束后，这位副官通知他选举的获胜者是伯尼大人、格雷大人及约翰·帕斯顿本人。尽管如此，在最终宣读的晋封名单中，诺福克公爵约翰·德·莫布雷指定的候选人约翰·霍华德和罗杰·张伯伦爵士还是晋升为诺福克郡骑士并坐在英格兰议会的议员席位上。[3]英格兰议会下议院还选出活跃的约克派支持者约翰·温洛克爵士担任英格兰议会下议院议长。
约翰·温洛克爵士
这次英格兰议会的召开可谓一波三折。第一阶段会议从1455年7月9日到1455年7月31日，历时二十二天，其中一项议题是为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平反。1447年，由于被怀疑叛国，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被判处死刑。英格兰王国与法兰西王国百年战争即将结束时，作为英军统领，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遭到包括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在内的博福特派的诘难。此时，英格兰议会公开为他平反。[4]其实，英格兰议会这一迟来且看似古怪的决议正是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的获胜方约克派向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示威，想以此证明他们反对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早有正当先例。
为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平反后，英格兰议会还为近期其他反对亨利六世的人做了辩护。英格兰议会此次发布的声明除了以约克公爵理查德的名义，还以所有加入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中的勋爵、骑士、乡绅、弓箭手等人的名义发布。这项声明证实了他们的清白，也免除了他们可能面临的法律制裁。英格兰议会将一系列祸乱的罪责推给已经去世的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正囚禁在伦敦塔的财政法官托马斯·索普爵士，以及亨利六世的亲戚威廉·约瑟夫爵士身上。
英格兰议会召开期间，英格兰王国政府的大臣们专门花时间讨论如何抵御法兰西王国与苏格兰王国等境外对手，特别是苏格兰王国，因为1455年，苏格兰国王“红脸”詹姆斯二世曾围攻贝里克未果。[5]尽管有这届英格兰议会努力维护，但英格兰王国的和平局面似乎难以改善。在亨利六世面前，约克派内的两名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即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和拉尔夫·克伦威尔男爵争论不休。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与拉尔夫·克伦威尔男爵都想推卸自己的责任，把引发战争的罪责推到对方头上。可怜的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只能夹在这场无休止的争论中，看着两个战争的“罪魁祸首”强调谁的罪轻一点。拉尔夫·克伦威尔男爵即使身处伦敦，可以背靠亨利六世这棵大树，也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危。为保险起见，他请求将自己关入什鲁斯伯里伯爵约翰·塔尔博特的府里。此时，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及其他约克派支持者也不敢放松警惕。他们依然保持全副武装的姿态，在每天来往于自己家门与威斯敏斯特宫的船上装满武器。[6]因此，亨利六世下令禁止随身携带武器，但难以做到令行禁止。约克派贵族显然担心形势逆转，因而他们再次向亨利六世表达忠心。1455年7月31日，英格兰议会闭会。
威斯敏斯特宫
1455年9月，亨利六世再次病倒。此时，英格兰王国地方层面的矛盾已经激化。《帕斯顿信札》曾记载在亨利六世统治期间，诺福克郡一直不太平。然而，英格兰王国其他各郡也不安宁。1455年10月，德文郡发生一起严重的纵火谋杀案件。兰开斯特派的德文伯爵托马斯·德·考特尼与约克派的邦维尔勋爵发生了争执。一天晚上，德文伯爵托马斯·德·考特尼的儿子带领一帮人放火烧了一个叫雷德福的人的住宅。雷德福正是邦维尔勋爵的朋友。此时，雷德福年事已高。被带走时，他哀求让他骑马，却遭到德文伯爵托马斯·德·考特尼儿子一伙人的拒绝。他们逼迫雷德福步行。可怜的雷德福没走多远，就惨遭德文伯爵托马斯·德·考特尼儿子一伙人割喉身亡。这只是德文伯爵托马斯·德·考特尼与邦维尔勋爵长期争斗的一个小插曲。不久，两位贵族在埃塞克特兵戎相见。双方实力都不容小觑。关于两位贵族在战场上的胜负说法不一。但最终，无论战场争斗结果如何，德文伯爵托马斯·德·考特尼都洗劫了埃克塞特大教堂。[7]
接二连三的打击击垮了亨利六世。在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中，他受了惊吓，从此落下病根。虽然这次没有1454年病情严重，但亨利六世旧病复发，导致他无法处理政务。此时，亨利六世急需一位摄政大臣或护国公。因此，1455年11月12日，他重新召集了1455年7月闭会的英格兰议会。通过一系列常规会议流程后，英格兰王国的贵族们再次推选约克公爵理查德担任英格兰王国护国公一职。直到1456年2月，亨利六世再次恢复神智，约克公爵理查德一直担任英格兰王国护国公。
从某种角度来说，约克公爵理查德第二次担任护国公到内战重新爆发前的这段时间，在英格兰的历史中并不出彩。以下三个原因导致这段历史的暗淡：第一，亨利六世的和平政策受到英格兰王庭的牵制。事实上，亨利六世必须经过英格兰王庭同意才能做出决策，尽管亨利六世的努力不无成效。第二，这一时期，英格兰王国内部局部冲突及动乱持续爆发。伦敦曾发生过暴乱，地方各郡县也出现武装叛乱。第三，英格兰边境地区也不安宁。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撕毁1453年英格兰王国与苏格兰王国达成的休战协定。英格兰政府尽管声称要让苏格兰王国政府为其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更糟糕的是，曾长期遭受英格兰王国入侵的法兰西王国已经崛起。英格兰王国方面没人能阻止法兰西王国的军队踏上英格兰王国的领土，洗劫英格兰东南部五港同盟之一的桑威治港。
由于第二次担任英格兰王国护国公的任期十分短暂，约克公爵理查德并没有太多作为，但他带来一个重大改变。那就是对约克公爵理查德的这次护国公的任命，英格兰议会下议院比上议院表现出更大的热情。然而，没过多久，亨利六世的身体恢复正常，约克公爵理查德的第二次护国公任期就此结束。1456年1月14日，英格兰议会重新召开。听到亨利六世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约克公爵理查德和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带着三百名身穿铠甲的士兵前来参加英格兰议会。[8]这明显是“有备而来”，而其他封建领主都没有带武装力量护卫自己。1456年2月9号，亨利六世恢复了健康。但根据以前的约定，只有亨利六世才可以解除约克公爵理查德的英格兰王国护国公一职。事实上，亨利六世希望约克公爵理查德留在英格兰政府出力，但护国公一职权力过大。因此，亨利六世比较倾向于授予约克公爵理查德“首席议员兼助理”的职位。然而，“强势而不择手段”的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不能容忍自己的丈夫亨利六世的这一想法。[9]因此，约克公爵理查德不仅被罢免了护国公一职，也没有被安排其他任何职务。英格兰王国政府状况日趋恶化。此时，英格兰政府的常规运行已经千疮百孔，财政状况糟糕。亨利六世太无主见，导致无度挥霍。当然，亨利六世的挥霍并不是用在自己身上，而是作为各种大礼赏赐给他的朋友们，或者是捐赠给各类慈善基金会。[10]据此，英格兰议会推出并通过一部法案，实质是要收回亨利六世即位后曾经赏赐分封的一切，“所有的荣誉、城堡、爵位、村落、乡野、庄园、土地、寓所、荒原、森林、租地、继承权、收费权、农庄、服务、郡县收益、优先权利、大教堂、医院或免费小教堂及所有其他收入及其相关内容”。然而，这部法案从英格兰议会通过轻而易举，执行起来却举步维艰。这部法案不能实施的重要原因是其不公正性。依照法案，不但所有财产将失去保障，而且容易在握有实权的政府官员中滋生滥用职权、强取豪夺、暴力执法等恶劣现象，从而加速革命爆发。值得回顾的是两百年后，瑞典王国政府实施的“机构精简”政策也演变成官员敲诈勒索、实施暴政的工具。英格兰议会闭幕前，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被确定任命为加来总督。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也是约克公爵理查德在英格兰王国政府所剩的最具实力的支持者。
英格兰政治史留存的文献寥寥无几。研究玫瑰战争的博学的历史学家们注意到，1456年1月到1457年11月，英格兰枢密院的记录竟然一片空白。[11]但当时的英格兰王国的政局好过人们的预期。
塔特伯里城堡遗址
尽管此时，伦敦爆发了一场当地居民与外来商人的纠纷，但1456年5月8日，在给约翰·帕斯顿的一封信中，约翰·博克提到“伦敦和平局势得以维护”。[12]因此，英格兰王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都在互相观望。此时，亨利六世时而待在伦敦，时而来到申恩，时而前往考文垂。大多数时间里，约克公爵理查德待在他位于约克郡西部的桑达尔城堡。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则带着年幼的威尔士亲王威斯敏斯特的爱德华居住在斯塔福德郡的塔特伯里城堡[13]。显然，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选择住在塔特伯里城堡是为防止约克公爵理查德重掌大权的小动作。白金汉公爵汉弗莱·斯塔福德是兰开斯特家族的忠实支持者，虽然并非全力以赴支持。白金汉公爵汉弗莱·斯塔福德曾在埃塞克斯郡的里特尔待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他过得很不自在，因为大多数伦敦市民都支持约克公爵理查德。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审时度势，没有急于前往加来上任。1456年5月与1456年6月，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安守沃里克城堡。毫无疑问，他的盔甲时刻保持锃亮，火药时刻保存在安全干燥的地方。
直到1456年年中，英格兰王国的主要政治力量还是各据一方。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搬到切斯特，但约克公爵理查德留在桑达尔城堡。正如《帕斯顿信札》记载的“约克公爵理查德和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都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14]约克公爵理查德没有忘记忠诚于他的伦敦市民，索尔兹伯里伯爵理查德·内维尔，大法官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鲍彻和财政大臣埃塞克斯伯爵亨利·鲍彻。1456年8月中旬，亨利六世离开伦敦，前去与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会合。因此，整个英格兰王庭在米德兰地区开始慢条斯理地四处巡视。结束对各地的访问后，英格兰王庭在考文垂安顿，并且在1456年10月召开枢密院会议。[15]然而，会议名单中没有排除约克公爵理查德的名字，从而使他与年轻的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展开了正面交锋。作为已故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的继承人，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是约克公爵理查德坚定而强大的对手。英格兰王国的内阁人员进行了一些调整，温彻斯特主教威廉·韦恩弗利特接替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鲍彻担任英格兰王国大法官，什鲁斯伯里伯爵约翰·塔尔博特接替了埃塞克斯伯爵亨利·鲍彻担任英格兰王国财政大臣。然而，这些变化非但没有对约克公爵理查德不利，反倒惹恼了亨利六世的追随者白金汉公爵汉弗莱·斯塔福德。他可是鲍彻兄弟同母异父的兄长。新当选英格兰王国大法官的威廉·韦恩弗利特不属于任何派别，而什鲁斯伯里伯爵约翰·塔尔博特属于约克派。实际上，约克公爵理查德与亨利六世关系融洽。只要有机会，谁都愿意与他人交好。然而，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不能容忍亨利六世与约克公爵理查德的和睦关系。约克公爵理查德无疑对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也虎视眈眈。事实上，如果不是白金汉公爵汉弗莱·斯塔福德及时出手相助，那么约克公爵理查德会陷入危险境地，被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的手下所害。1456年10月中旬，亨利六世与英格兰王庭一起来到切斯特。1456年冬及1457年春，亨利六世都是在英格兰西部一些地方度过，这可以让他脆弱的神经得到放松。1457年2月，英格兰王庭再次来到考文垂并在那里举行了一次大议会。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与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索尔兹伯里伯爵理查德·内维尔达成和解。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与索尔兹伯里伯爵理查德·内维尔的家族纷争，源于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的父亲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在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阵亡。[16]1457年5月，在赫里福德的审判庭上，亨利六世的出席让原本混乱的局势得到缓解。[17]1457年秋，英格兰王庭逐渐向伦敦方向转移并在威斯敏斯特宫召开英格兰大议会。出席英格兰大议会的有包括约克公爵理查德在内的所有贵族。这次英格兰大议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对奇切斯特主教雷金纳德·皮科克涉嫌异端思想的审判。[18]1457年12月月底，英格兰大议会因圣诞节休会。亨利六世决定1458年1月26日再次召集英格兰议会[19]，调解英格兰王国境内各派势力，力求他们能和平相处。1458年1月27日，英格兰大议会复会。就这样，1457年在比较和平的局面中过去。
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让亨利六世喜不自胜，他觉得自己的祈祷终于应验，和谐的氛围只差某种公开仪式彻底确定。因此，英格兰王国国内各位有权势的贵族领主陆陆续续来到伦敦。但他们大多拖拖拉拉，对亨利六世的调解缺乏热情。事实上，贵族领主互不信任，每人都带一两百名身着各家特制号衣的精干卫兵来到。亨利六世刚刚在温莎度过圣诞节，并且在约定时间来到威斯敏斯特宫，却发现到场参会贵族寥寥无几。各大贵族领主态度冷漠，缺乏礼数，亨利六世看到自己被当作无足轻重的人看待，内心一定深受打击。然而，有一点让亨利六世欣慰，那就是约克公爵理查德准时赴约。约克公爵理查德说话算数，就像当时信中写下套话：“仅携家丁，计用马匹一百四十而已。”[20]显然，只带着一队强壮兵马正显示出约克公爵理查德的“深思熟虑”。无论如何，只要约克公爵理查德声称这些人马是他的家丁，他就不会公然无耻地违背禁止私党与庇荫的朝纲。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的父亲索尔兹伯里伯爵理查德·内维尔在约克派中排行第三，当时他也来到会场。他带了四百多名士兵，八十名骑士和乡绅。已经担任加来总督的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本应按时抵达伦敦，但因遭遇逆风迟到。兰开斯特派的贵族领主们似乎尚未准备妥当。1458年1月31日，迟到了将近一星期后，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到达伦敦。直到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埃克塞特公爵亨利·霍兰才有望抵达伦敦。他是冲着建立“一个伟大而强大的伙伴关系”来的。
最终，亨利六世看到英格兰各地大部分贵族领主们已经来到伦敦，便宣布英格兰议会正式开会。在英格兰议会上，亨利六世就和平问题发表演讲，告诫各位贵族领主上帝始终是仁慈的，只有仁慈的人才能与上帝同在，得到上帝的庇护。他还表示自己讲完这番话后，将先行离开，与家人一起前往伯克翰斯特的英格兰王室庄园居住。这样，亨利六世不在场，各贵族领主们就可以畅所欲言，共商国是。伦敦这座富裕之城只剩下各地贵族领主及他们带来的成千上万无法无天的武装侍从。伦敦市政府虽然忧心忡忡，但深知如何进行自我保护。伦敦市政府似乎已经组织好一支全副武装的保安队伍。
白衣修士会的标志
在本次英格兰议会的会议中，各大贵族领主的讨论进展得十分顺利。亨利六世近在咫尺，希望与他交流的贵族们也都如愿以偿。多亏兰开斯特派的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率领的三四千人马及时到达，才让亨利六世的和平倡议引发不少关注。不过，由于伦敦市民大都支持约克派，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的人马并没有进入伦敦城内。本次英格兰议会的会议似乎不是在威斯敏斯特宫的议事大厅，而是在各派内部的会议上召开的。住在城内的约克派领主到黑衣修士会内集合，住在城外的兰开斯特派前往舰队街的白衣修士会里议事。[21]1458年3月15日，各派贵族就亨利六世的和平倡议达成高度共识，并且等待亨利六世与安茹的玛格丽特返回伦敦庆祝。1458年3月24日，亨利六世提出，接受封赏的各贵族领主应当和平共处、团结友爱、相互扶持，将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为平复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引起的争端与敌意，约克派要做出相应赔偿。认赔的一方是约克公爵理查德、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和索尔兹伯里伯爵理查德·内维尔，获赔的一方是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和他的寡母凯瑟琳·斯温福德，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及他的母亲诺森伯兰伯爵夫人埃莉诺·内维尔，约翰·克利福德男爵及他的兄弟姐妹。如此，约克派与兰开斯特派得以明确区分。一派是曾在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中赢得胜利的约克派支持者，一派是在同场战役中惨失领军人物的兰开斯特派支持者。为抚慰亡灵，约克派的领主们同意应当每年向圣奥尔本斯修道院奉献四十五英镑，为埋葬在那里的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诺森伯兰郡伯爵亨利·珀西与托马斯·克利福德男爵超度亡灵。此外，约克公爵理查德将赔偿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的夫人凯瑟琳·斯温福德和她的儿子，即现在的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五千马克，换算为三千三百三十三英镑六先令八便士。这笔费用将从亨利六世一直拖欠约克公爵理查德出任爱尔兰总督时的薪俸里支出。裁决的措辞意味着约克公爵理查德自己去筹措资金，亨利六世拖欠他的薪俸算是清偿了。与此同时，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向约翰·克利福德男爵支付的一千英镑也会从亨利六世拖欠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的薪俸中扣除。索尔兹伯里伯爵理查德·内维尔承担的赔付任务是要拿给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的。最近，由于某起案件，索尔兹伯里伯爵理查德·内维尔和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闹上约克郡的高级法庭，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被判向索尔兹伯里伯爵理查德·内维尔支付八千马克。如果已经支付，那么现在索尔兹伯里伯爵理查德·内维尔应将八千马克退给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
约克派与兰开斯特派的调停将在“大额款项”法庭签字画押，以确保两派遵守这次调停。[22]1458年3月25日，为庆祝太平盛世的到来，各大贵族领主与亨利六世一同游行前往圣保罗大教堂。虔诚的亨利六世身着威严长袍，骑行在游行队伍最前面，为自己成为英格兰王国的和平缔造者沾沾自喜。此时，过去势不两立的仇敌按照地位高低依次排队。亨利六世后面紧跟着的是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挽着约克公爵理查德的胳膊并肩前行。看着游行的人们“可爱的面容”，所有人喜不自胜。
我们的国家沐浴着慈祥
推倒距离与猜忌的城墙
上帝会指引我们，统治我们
向着智慧、富裕和快乐的方向
因为爱是构筑团结的力量
团结，向上，我们的领主都是这样。[23]
这是伦敦圣保罗大教堂迎来的第二次和平，[24]也是近两年来和平或者说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后相对和平的顶点。接下来，和平的缔造者亨利六世也能好好休息一阵子。
1456年和1457年，在地方层面，英格兰王国虽然不能说绝对相安无事，但冲突远不及以往激烈。然而，确有一些极端事件发生。尽管亨利六世的巡访给不少地区带来安宁，但暴力冲突依然时有发生，王庭周边也未能幸免。达官贵人的侍从总跟地方官员冲突不断。职业军人如果为一己私利或者缺少强大政府的诚实指引，也会兴风作浪，作恶多端。十年来，英格兰王国软弱无能的统治让士兵们愈发横行霸道，他们如同意大利共和国军或欧洲三十年战争中的雇佣兵。[25]当然，英格兰的情况还没有如此糟糕。在英格兰的城市及乡村中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对混乱的局面起到抑制作用，贵族领主阶层的领袖也希望减少对平民的掠夺，这一点令人称道。然而，问题是有话语权的人太多，国王、各贵族领主及一些自治市的官员都要染指地区的管理。
1456年10月，亨利六世与巡回法院还在考文垂。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的手下与城市巡管发生争执。虽然这场纷争具体因何而起难以说清，但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的手下难逃干系。他们在考文垂安宁的大街上为非作歹，甚至杀了两三个市民。[26]考文垂市内警钟敲响了，“整座城市起来反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市民们匆忙系上绗缝外衣从家中走出来，群情激愤，誓要给这些人还以颜色。市民们对这帮人横行霸道已经是忍无可忍。如果不是白金汉公爵汉弗莱·斯塔福德尽力圆场，那么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及其手下一时将难以收场。见到这一情形，白金汉公爵汉弗莱·斯塔福德立即下令调解双方矛盾，并且竭力营造和谐相处的氛围。
在英格兰西部，我们很难看到真正的和平。虽然约克公爵理查德在威尔士的拉德洛周围拥有不容小觑的实力，但塞文河河谷南部有一位亨利六世的坚定追随者，即贾斯珀·都铎的势力范围。贾斯珀·都铎是瓦卢瓦的凯瑟琳王太后第二段婚姻生下的儿子，也是亨利六世同母异父的弟弟。后来，贾斯珀·都铎被封为彭布罗克伯爵。正如三十年后，亨利七世在米尔福德港发现的那样，贾斯珀·都铎的家族在塞文河河谷有很强的实力。此时，里奇蒙伯爵埃德蒙·都铎[27]与一位威尔士酋长[28]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29]然而，这场武装冲突远远不像地方矛盾那么简单，甚至连兰开斯特派与约克派也卷入这场冲突。1457年5月1日，埃德蒙·都铎与威尔士酋长的冲突仍在继续。这起针对兰开斯特派叛乱的头领是威廉·赫伯特爵士，一位坚定的约克派成员。击败贾斯珀·都铎后，他获得彭布罗克伯爵的头衔。亨利六世与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来到达赫里福德后，安抚了反叛的彭布罗克伯爵威廉·赫伯特，终止了一场叛乱。
然而，这类武装冲突不只发生在英格兰边远地区。“这种摩擦在肯特人眼中早已司空见惯。肯特人之间并不友善，任何事情都能闹出动静。”[30]亨利六世党人在肯特郡并不受欢迎，肯特郡的社会秩序一直存在隐忧。不过，当时，双方还算相安无事。然而，伦敦爆发了一场真正意义的冲突。这场冲突是由于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引起的。伦巴第人，即意大利商人在伦敦生意做得很大。他们来自商业大国威尼斯共和国和佛罗伦萨共和国。在那里，银行业与老字号商行均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从现在的伦敦还有伦巴第街就可以想象当年伦巴第人生意的规模。但在15世纪，伦敦的意大利商人主要充当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交易中间商。羊毛是他们的主要交易对象，当时英格兰对羊毛的需求量很大。在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中，威尼斯素有“华丽的东方收费大国”之称。1453年，尽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但绕道好望角的另一条航路还没有被发现。因此，意大利沿岸的城市垄断了地中海沿岸的葡萄酒，更多的是亚洲的丝绸及香料贸易，导致西欧各地在与意大利的贸易中无法摆脱负债累累的局面。随着意大利商业资本日益庞大，其影响力也随之增强。但中世纪的英格兰从来不欢迎外国商人。无论是早先致富的犹太商人，还是后来富有的意大利商人，都成为英格兰商人眼红的对象。因为尽管外来商人和英格兰商人的最终利益一致，并且伦敦的重要地位、巨额财富、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外来商人的辛劳、资金与联络，但由于狭隘的个人私利，英格兰商人罔顾这一事实。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英格兰商人与外来商人矛盾四起，影响了两个相互依存团体的共同利益。
因此，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结束与布洛希思战役爆发前的和平时期，伦敦的意大利商人与英格兰本地商人曾发生过几起严重的摩擦事件。对从事衣料生意的伦敦商人和从事布料和羊毛生意的意大利商人之间爆发的冲突，一位英格兰编年史家将其称为“大规模攻讦”。权力本应是伦敦市市长与伦敦市议员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但此时，权力握在伦敦当地的商人手中，导致伦巴第人遭受不公平的对待，甚至一些伦巴第人被捕入狱。一些伦巴第人吓得离开伦敦移居南安普敦或温彻斯特以求自保。在那里，伦巴第人按一贯奢靡的做派斥巨资租借老式豪宅。当地房东为能将老式豪宅出租给伦巴第人，花了很多钱维修。在考文垂的英格兰议会上，亨利六世召见了英格兰绸缎商人代表威廉·坎特洛。在亨利六世的命令下，威廉·坎特洛被当堂逮捕并被达德利男爵约翰·萨顿囚禁在达德利城堡。由于英格兰议会随后的判决没有偏袒伦敦商人，伦巴第人讨得公道。伦巴第人原本打算从伦敦迁到温彻斯特，但此时，他们发现已经没有这个必要。因此，伦巴第人取消租赁温彻斯特老式豪宅的合同，害惨了为伦巴第人的到来装修老式豪宅的房东们。[31]
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
英格兰王庭回到伦敦后，一场对峙差点让玫瑰战争重新爆发。兰开斯特派与约克派的战火好不容易得以避免。1457年11月，亨利六世召开英格兰大议会。约克公爵理查德和索尔兹伯里伯爵理查德·内维尔来到伦敦并住了下来。兰开斯特派的首领，即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父子也赶到伦敦。在圣殿门及威斯敏斯特宫之间，埃格蒙特勋爵找到住所。兰开斯特派贵族的随从们住满了圣贾尔斯教堂四周的房舍。据称，兰开斯特派贵族的随从们集结起来要打击约克公爵理查德及其支持者。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急忙从加来赶来帮助约克公爵理查德和自己的父亲索尔兹伯里伯爵理查德·内维尔。然而，伦敦市市民并不希望看到伦敦市市中心发生血腥厮杀。因此，伦敦市市长杰弗里·博林组织伦敦市市民组建了一支武装力量，坚决制止任何破坏和平的行为，确保不发生暴乱。因此，1459年9月，英格兰王国再次爆发内战，但地点在遥远而动荡的威尔士边境地区。[32]威尔士边境地区的人对伦敦井然有序的城市生活几乎闻所未闻。
1455年，在圣奥尔本斯爆发的战争被称作英格兰王国第一次内战。1459年，在布洛希思，约克派与兰开斯特派的第二次冲突爆发。两场战役中间确实有一段比较和平的时期，这段时期也是亨利六世在位时英格兰王国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尽管如此，如上所述，由于英格兰王国政府的管理不力，亨利六世倡导的和平氛围屡屡遭到破坏。此外，即使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作为总督镇守加来，也没能为英格兰的海域带来安宁。英格兰王国不再是英吉利海峡的霸主。英格兰王国与法兰西王国的百年战争期间，英军曾数次入侵法兰西。如今，法兰西王国的军队却反击突袭英格兰王国的肯特沿岸。这并非法兰西王国军队贸然出击。真正令人反感的是在这一期间，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的态度。她竟然里通卖国，与法兰西王国的入侵者暗中往来。
1457年8月28日，桑威治遭到法兰西王国军队的突袭。此次突袭的领导者是诺曼底公国的治安总管皮埃尔·德·布雷泽和埃弗勒堡场的罗贝尔·德·弗洛凯。据称1457年8月25日，两个人以应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的邀请为借口，集结其他诺曼底公国的领主，率领四千人，携带大量火炮离开阿夫勒尔。[33]他们沿着萨塞克斯和肯特郡的海岸航行。最终，在距桑威治六英里的地方，他们找到合适的登陆地点。1457年8月28日6时，皮埃尔·德·布雷泽与八百士兵成功登陆。随后，皮埃尔·德·布雷泽将八百名士兵分成三支队伍，并且亲自率军步行，尽可能与法兰西王国在海上的游弋战舰保持联系。起初，阻碍法兰西王国士兵前行的唯一阻碍是糟糕的路况。也许是软弱无能，也许是麻木不仁，英格兰政府仿佛尽其所能向法兰西王国军队的行军提供便利。不过，法兰西王国军队很快就遭到一些真正的抵抗。法兰西王国军队的行军道路为沟渠所阻。英格兰王国守军向这些沟渠内注满了水，还将渠内挖出泥土堆成堤坝。经过激战，法兰西王国军队占领堤坝，英军只能退守桑威治。法兰西王国军队趁势继续前行，并且行军队伍的首尾增加哨兵观察，一路保持警戒。法兰西王国军队抵达桑威治时，遭到当地居民安置在港口内的一艘大型商船及三艘战舰的猛烈炮击。但皮埃尔·德·布雷泽扬言，如果桑威治的居民继续炮击法兰西王国军队，那么他会派兵将这些舰船全部烧毁。这一威胁果然奏效，桑威治当地居民的舰船安静下来，不再阻挠法兰西王国军队前行。随后，皮埃尔·德·布雷泽向自己率领的军队下达严格命令，要求所有士兵不得抢劫教会财产，不得侮辱妇女，不得肆意烧杀。据记载，法兰西王国士兵严格遵守了命令。随着法兰西王国军队进入桑威治，法兰西战舰也驶入桑威治港。然而，进入桑威治简单，攻克桑威治就难了。法兰西王国军队在桑威治城内进行了数小时的激战。桑威治城中的居民奋力保卫城中的每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失守，他们就跑到另一条街道继续顽强抵抗。中世纪小镇的街道狭窄蜿蜒，房屋高大密集，这一特点十分有利于开展巷战防御。相比之下，现代城镇的广场巨大空旷，街道笔直宽阔。这一建筑风格是为防止在居民区内发生任何非常规战争。1457年8月28日17时前，法兰西士兵已经筋疲力尽，尽管很多士兵受伤，但似乎无人阵亡。与此同时，桑威治的守军多有负伤，少数身亡。英军的援兵正源源不断向桑威治赶来。毫无疑问，如果相信法兰西王国军队入侵英格兰，那么从英格兰的其他地方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赶来参战。得知法兰西王国军队入侵的消息，英格兰的援兵一边行军一边表示一定要眼见为实。最终，大量英格兰援兵赶到桑威治，目睹了法兰西王国军队入侵英格兰的事实，并且与法兰西王国军队展开正面交锋。1457年8月28日17时，皮埃尔·德·布雷泽发现战斗僵持不下，并且他手下的士兵在恶劣的海况下横渡过来，身体多有不适，不在最佳战斗状态。因此，皮埃尔·德·布雷泽下令撤退。法兰西王国军队撤回海上的战舰内，伤亡并不严重，只有十二名士兵死守着桥上的三柱门与英军对峙。最终桥上木板断裂，其中九个人落入水中淹死。此外，还有几名法兰西士兵找到好酒，喝得酩酊大醉。所幸最终，他们成功逃到船上。因此，1457年8月28日晚，法兰西士兵乘船返回他们最初登陆英格兰的地点，这里距他们的海上补给船很近。1457年8月29日，法兰西王国军队整天都待在登陆点。岸边的英军不断向他们开炮，令法兰西王国军队十分苦恼。然而，在海上，法兰西王国军队没有遭到任何侵袭。1457年8月30日，法兰西王国军队带着在桑威治港俘获的三艘战舰乘船返回阿夫勒尔。到达阿夫勒尔后，法兰西王国军队将囚犯以赎金的形式拍卖，战利品合理分给首领和士兵。[34]这趟远征是按计划进行的，法兰西王国军队把握了时机。英格兰的居民虽然英勇无畏，但英格兰的海防形同虚设。这种入侵在英格兰历史上虽然并不鲜见，但只发生英格兰王国国力孱弱之时，如理查二世与亨利四世早期统治时期。
1458年，大法官法庭裁定埃克塞特公爵亨利·霍兰获得一千英镑补偿，但他不再担任英格兰王国海军大臣。英格兰王国海军大臣由加来总督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接替。[35]更换领导后，英格兰王国海军的发展形势开始好转。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更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采取多种新措施，振兴英格兰王国的海军。在他眼中，加来一直受到法兰西王国的威胁，可以说更多来自勃艮第公爵腓力三世的威胁。勃艮第公爵腓力三世一直将加来看作自己的领土。加来本应是重要粮食产地，但一直没有发挥好这一功用，没能向英军提供大量军粮。对此，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采取大量措施填上这个漏洞，如呼吁坎特伯雷和桑威治的爱国人士供奉粮食。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率领八百士兵，突袭布洛奈加斯，并且用船劫走一批昂贵的科尼酒。[36]1458年5月28日，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接到报告，二十八艘西班牙王国的战舰进犯英格兰王国的海域。随即，他率领五艘大型“前桅船”，三艘帆船及四艘舰载艇在内共十二艘战舰离开加来港迎敌。西班牙王国的舰队有十六艘“前桅船”，但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的舰队只有五艘类似的军舰。1458年5月29日4时，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与西班牙王国的舰队交火。这场战役虽然不能说是英格兰王国海军持续时间最长，但可能是最艰难的一场战役。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手下的军官约翰·杰文汉姆率先跳上一艘重达三百吨的西班牙王国海军的军舰，并且俘获二十三名西班牙王国海军的士兵。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约翰·杰文汉姆反被西班牙王国海军的士兵擒获，成为对方的俘虏，并且被关押长达六个小时。最终，这场看起来远远不止四十分钟就能结束的战役以西班牙王国海军的战败告终。西班牙王国海军共有六艘舰船被英格兰王国海军俘获，二百四十名官兵阵亡，五百名官兵受伤[37]。英格兰王国海军共有八十名官兵阵亡，二百名官兵受伤。这场战役为英格兰王国海军控制英吉利海峡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这场战役让英格兰王国海军重新获得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巩固了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在加来及英吉利海峡的统帅地位，对接下来几年约克派的成败起到关键作用。这场战役结束后不久，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又袭击了一支来自吕贝克的商船队。面对悬挂英格兰旗的军舰，吕贝克的船队竟然拒绝接受稽查。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一举捕获十七艘装满盐的吕贝克大小商船。[38](www.xing528.com)
由于政局不稳，英格兰王国与苏格兰王国的战争得以避免。当时，英格兰王国政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没有明确的外交使者。1456年2月25日，约克公爵理查德结束第二次护国公的任期。但1456年7月，有人发现约克公爵理查德以英格兰王国政府的名义向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发送了一封信，似乎在向对方下最后通牒。此前，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拒绝延长1453年的停战协议。显然，约克公爵理查德虽然不在政府任职，但他发出的声音依然代表英格兰王国官方。约克公爵理查德发出的声音铿锵有力，严正声明任何人不得破坏英格兰边境地区的和平。1456年8月，约克公爵理查德向詹姆斯二世寄去另一封信。在这封信中，约克公爵理查德指出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公然无视自己寄出的前一封信，进攻英格兰王国北部地区。对此，约克公爵理查德将以亨利六世的名义对苏格兰王国宣战。这是恰当的处理方式，面对对方的挑衅，永远不要只是口头警告。一旦口头警告无效，就要拿出实际行动。但在紧要关头，英格兰政府突然改变政策，立即紧急向詹姆斯二世寄出另一封信，声称要收回上一封对苏格兰王国威胁的信，并且称向苏格兰王国宣战并没有得到亨利六世的授权。这件事真假暂且不论，但充分说明英格兰政府内部组织涣散，还证明英格兰政府对这次外交事件的处理失当。[39]
【注释】
[1]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285篇。—原注
[2]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288篇。—原注
[3]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3卷，第38页注释1。—原注
[4]约翰·维特哈姆斯蒂德：《圣奥尔本斯修道院记事簿》，第1章，第178到第181页。—原注
[5]《三部15世纪编年史》，第70页。—原注
[6]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299篇。—原注
[7]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303篇及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简介第166到第167页。—原注
[8]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322篇。—原注
[9]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322篇。—原注
[10]约翰·维特哈姆斯蒂德：《圣奥尔本斯修道院记事簿》，第1卷，第251页。—原注
[11]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前言，第168页。—原注
[12]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331篇。—原注
[13]苏格兰玛丽女王也曾囚禁在塔特伯里城堡。—原注
[14]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334篇。—原注
[15]威廉·斯塔布斯：《英格兰宪政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3卷，第70页；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345篇。—原注
[16]《格雷戈里》：第203页。—原注
[17]《格雷戈里》：第118页。—原注
[18]约翰·维特哈姆斯蒂：第1卷，第281页到第289页。—原注
[19]约翰·维特哈姆斯蒂：第1卷，第196页。—原注
[20]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364篇。—原注
[21]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366篇。—原注
[22]约翰·维特哈姆斯蒂德：《圣奥尔本斯修道院记事簿》，第1卷，第296页。—原注
[23]《政治诗》，第2卷，第 254页。—原注
[24]第一次是1452年，约克公爵理查德试图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而遭到失败，并且与亨利六世言和。—原注
[25]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348篇。—原注
[26]据《帕斯顿信札》记载，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的手下大约杀死两三人。—原注
[27]里奇蒙伯爵埃德蒙·都铎是贾斯珀·都铎的兄长。—原注
[28]据记载，这位威尔士酋长名为格里菲斯·苏。—原注
[29]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1456年6月，第334篇。—原注
[30]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1456年6月，第334篇。—原注
[31]格雷戈里：《编年史》，第199页，“造成房东们巨大的损失”。—原注
[32]《三部15世纪编年史》，第71页。—原注
[33]详见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1卷引言第175页。—原注
[34]勃艮第的让·德·沃林：《大不列颠编年史》，第385页到第388页；《三部15世纪编年史》：第70页、第71页、第153页。—原注
[35]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366条。—原注
[36]勃艮第的让·德·沃林：《大不列颠编年史》，第390页。—原注
[37]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369页。—原注
[38]《三部15世纪编年史》，第71页。—原注
[39]详见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1卷引言，第170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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