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式（3）我们计算出疫情前后全球市场关联度指标DGC1=0.497 8，DGC2=0.562 8。由此我们认为疫情的暴发加剧了全球市场的关联度与风险溢出水平，这与之前学者对危机时期市场关联度变化的结论一致。我们通过式（4）～式（6）定义的Granger因果模型分别计算了疫情前和疫情后N（N−1）个配对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计算相应关联度指标，按国家和地区进行汇总统计，结果分别见表2.2、表2.3。
我们发现疫情前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南非、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的国家市场呈现较高的DGCout与较低的DGCin，这说明上述国家市场具有较高的市场影响力与独立性，这可能与上述国家经济与证券市场发展水平有关；与此相反，中国、阿联酋、埃及、以色列、黎巴嫩、尼日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市场则呈现较低的DGCout与较高的DGCin。从全球市场中的关联性来看，智利、希腊、沙特阿拉伯、卢森堡、波兰、新加坡等国DGCout+in较高，说明在疫情之前上述国家处于全球市场关联度的枢纽位置，见表2.2。
而通过疫情发生后的统计结果发现，只有中国、乌克兰、黎巴嫩三个市场有较低的DGCin，即市场存在较高的独立性，其他国家和地区DGCin均普遍变大。对比DGCout 也发现同样的规律，所以我们认为疫情发生后全球市场关联性明显上升。
表2.2 疫情前全球市场影响力与独立性统计
表2.3 疫情后全球市场影响力与独立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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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直接地观察疫情前后国家和地区市场关联性的变化情况，我们根据式（6）～式（8）的定义计算了新冠疫情前后市场关联度的变化，结果见表2.4。具体来看，疫情发生后阿联酋、埃及、以色列、日本、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RDGCout 显著大于1，说明市场影响力显著升高；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智利、希腊、乌克兰、美国等国家RDGCout 显著小于1，说明市场影响力显著降低。从市场独立性角度来看，疫情发生后中国、黎巴嫩、卢森堡、尼日利亚、乌克兰等国RDGCin 显著小于1，说明市场独立性显著上升，而巴西、加拿大、南非、美国等国RDGCin 显著大于1，说明上述独立性显著下降。
从全球市场地位变化来看，阿根廷、巴西、加拿大、美国等国RDGCout−in为负，说明市场地位显著下降；中国、埃及、日本、卢森堡、尼日利亚等国RDGCout−in为正，说明市场地位显著上升。
表2.4 疫情前后全球市场关联度变化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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