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联合国飞机救援，非洲人类生还

雨停后我回到了科多克。在那里又住了几天，但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基本上卧床不起。据说船舶若要驶回北部，需要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的体力究竟能不能支撑到那个时候？为了应付这种情况，我从日本带来了蒸煮袋包装的粥，但就连粥我也基本无法咽下。胃只能勉强接受梅干味的食物。伊克维克他们帮我收集了很多信息，通过特别申请我坐上了驶往南部马拉卡尔的军艇。马拉卡尔是苏丹南部的大城市，我认为在那里应该能搭乘飞机。我同几位政府要员一起坐上了那艘船，并和伊克维克道了别。

从长度仅有几十米且和水面几乎相同高度的军艇眺望尼罗河，我发现河景非常宜人。虽然头脑昏昏沉沉，但美丽的景色仍深刻在我脑海里（图21），尤其是穿过芦苇丛的时候，我感觉仿佛穿越到古埃及。这是船在拨开纸莎草丛前进的缘故（图22）。我去过北边的苏丹及埃及的尼罗河河岸。这让我回味起在各个地方看到的尼罗河不同的景色。

图21　白尼罗河河岸的黄昏

图22　拨开白尼罗河的纸莎草丛前进

一到马拉卡尔我就和政府相关人员一起住到了河岸的宾馆。几十位苏丹南部的政府要员前几天参加了在尼日利亚阿布贾召开的和平会议。我记得当时他们在谈论和平会议上提及的争论点等问题，并和当地的人们热烈地讨论着。到了晚上，陪同人员把我带到了挂有红十字的诊所。那里无法进行血液检查，但据说应该是疟疾。比起这个结果，路上看到的野狗更让我无法忘怀。十几只野狗组成一群，并且有好几个这样的野狗群。它们展开了激烈的地盘争夺战。流着血、呻吟着的野狗扭打在一起，只只目光凶残，对敌人拼死决战，白天它们却慌慌张张地躲着人类，孩子们还会朝野狗扔石头。这些野狗中有的被扯掉了耳朵，有的拖着受伤的腿，有的伤痕累累，其中还有只狗看上去像野狗首领。虽然都是狗，但和现代日本的狗大不相同。不知为什么看到狗的这种样子后，我反观了人类的行为。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勉强能走路了。在陪同人员的带领下我来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办公室。他们认为那里也许会有药物，此外，他们还帮我联系上了马拉卡尔分局局长。幸运的是这位局长跟苏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日本女性职员很熟。我提起在喀土穆帮助过我的事情，对方得知我是她的熟人，就让我在宾馆住了下来。我大致说了下身体状况，他说腹泻很可能是伤寒（Typhoid）导致的，并给了我一些药。他拥有从医资格。按时服药几天后，腹泻便停止了。由于疾病名称是用英语写的，所以当时我并不了解是什么病，后来终于明白自己得的是肠伤寒［16］。知道自己得了伤寒后，我一度以为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而情绪低落。也许当时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反而是件好事。

他认为发热可能是疟疾引起的，就给了我另外一种药。我坚持吃了几天，但没有好转。仿佛天气一样，有种每6小时为1个周期，晴天、阴天、大雨不断袭来的感觉。晴天时，只是浑身乏力，头脑则清醒，随后出现头痛，如同被丝绵紧紧勒住一样，痛得无法忍受。而在下大雨时，全身疼痛加剧，尤其后背一阵剧痛，无法躺在床上，而只能睡在地上。在这一过程中，我在等待某样东西。

那就是不知何时会飞来的飞机。联合国的轻型飞机往返于两地之间，先从首都喀土穆运来援助物资，然后再返回去。由于返回时基本不载任何货物，所以也许会让我搭乘。问题是，虽然通过无线电联系过，但不知道飞机何时能来。据说至少1—2个星期会来一次。为此，状态好的时候我就把椅子搬到房前，焦急地等待着不知何时会来的飞机。我随身携带的短波收音机能断断续续地播放新闻，所以在那种地方也收听过日本的广播电台。现在已不记得是什么小说，但通过收音机听到的日语朗读声，使我有了战胜病魔的勇气。

又过了3天，终于来了一架飞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马上开车把我送到了机场。轻型飞机已经降落。我们到达时，货物都已搬运完毕。当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向欧洲飞行员说明了我的情况，但他只瞅了我零点几秒，最终还是没让我搭乘飞机。他好像并没有在听我们说话。的确，他没理由因为我是外国人，就特别照顾我，让我搭乘联合国的飞机。后来听说，他是给南部战争地区运送物资的轻型飞机专属飞行员，他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并致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对物资运送目的地的现状和这类恳求都去倾听并解决的话，就没法专心工作了。对于我来说，我无法从记忆中抹去他那一刹那的眼神，无非是因为被他残忍拒绝了。那时，我便深切感受到当地人曾经经历过的无数次此类事情。(www.xing528.com)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通过无线电向总部反映了我的情况，并尽全力帮助我获得许可。但无线电连接并不顺畅。当我们这边信号好的时候，就经常和他们联系。他们有一名男性工作人员和一名女性工作人员，两人都是南部苏丹人。他们在战争地区困难如山的环境中也全力以赴的身影深深感动了我，使我心中涌现出一股敬佩之情。我从他们那里得知了很多有关战争地区现状的消息，虽然这些不会在新闻中公开报道。在这里，许多欧美NGO工作人员被反政府军绑架，并被要求支付赎金，听说他们的祖国有时还会用食品和武器等和反政府军进行交换。据他们的消息（传言），那时美国海军先遣队已经秘密登陆苏丹南部，好像是在执行索马里军事行动之后的下一个作战任务（后来听说共和党的乔治·H.W.布什没有再次当选总统，向索马里出兵也以失败告终，从而解除了对苏丹的军事介入）。虽然我不能断定这些都属实，但知道了内战地区的一些幕后隐情。

此后过了1个星期，又一架飞机降落了。虽然没有和总部联系，但这次对方允许我搭乘飞机。不知是因为我的样子看上去很严重，还是托了飞行员的福，总之真心感谢这份幸运。和救命恩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一一道别后，我便乘上了轻型飞机。我刚要入座时，飞行员大声喊道：“你在干什么？不是那里，是在后面。”我刚要坐上去的座位是副驾驶的位置。我的头脑似乎因高烧仍非常不清醒。我记得只有前面4个和后面4个座位。前后座位之间是放置货物的空间。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乘客。我坐在前面的座位，飞行员们看着航图驾驶飞机的样子历历在目。然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如白尼罗河文字般的“白色”。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周围从苏德沼泽逐渐变成热带草原和沙漠。河流犹如一条美丽玉带流淌其间。当初如此辛苦地逆白尼罗河而上，但现在乘坐轻型飞机则只需1个小时左右。我非常羡慕生活在这般景色里的人们。

回到首都喀土穆的家，那种踏实感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只是回来之后更麻烦。由于日本大使馆的医务人员正好在休假，所以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方工作人员和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先去了当地医院。经检查并没有发现疟原虫。对于当地人来说，疟疾相当于重感冒而已［17］。医生给我开了药，我发现和在马拉卡尔吃的是同一系列。医生告诉我说，如果按时吃这些药物的话马上就能康复。之后的几天，我静静地等待病情好转。后来，的确感觉好多了，但是，离全面恢复还有相当的距离。

我放心不下，便翻看了从日本带来的有关热带病的书。逐一确认可能会在苏丹得的疾病，查看其症状后我发现自己得的不像疟疾，而更像是另一种疾病——埃博拉出血热。这是臭名昭著的地方病，目前没有治疗方法。大部分人发病后，会在几周内死亡［18］。掐指一算，再过1个星期左右我将会死去。一想到这些，我便哭了起来。我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打算向他们道歉，还打算向所有关爱我、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们表示感谢。于是，我产生了很强烈的念头——无论如何都不能死在这里，如果死的话就要死在日本。情绪稍微平复一点之后，我咨询了关照过我的日本人，并恳求大使馆的人帮我安排回日本的飞机。他们劝我稍微冷静下来后再确认病情，并给我介绍了美国大使馆的医务人员，还让我做了疟疾检查和其他检查。虽然仍旧没有确诊，但基本认为应该是疟疾，这次医生给我开了一种新药。吃了药之后，身体逐渐从病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任何时候疟疾都会制造抗体。我的身体在与疟原虫进行对抗，以前的药物已无法根治这些疟原虫。

回到首都之后我所经历的，与其说是肉体上接近死亡，更像是精神上接近了死亡。此后，病情逐渐好转。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元气。让远在日本的各位担心非常抱歉。也有人建议我去埃及等医疗设施更好的地方接受治疗，但我最终还是留在了苏丹。疟疾特别不容易去根，容易反复发作，但总算渡过了难关。

等身体恢复得差不多时，我在位于首都的家里招待了希鲁克的朋友（图23）。虽然未能邀请到首领，但其几位亲信受邀而来，并和我共进了晚餐。后来听说政府的治安当局在监视我们，好像是在怀疑日本人想利用这些担任重要政治职务的希鲁克人。通过这件事情我认识到，即使自己没有任何政治意图，但如果不注意的话，仍容易被人误解。

图23　希鲁克的重臣们到我位于首都喀土穆的家中做客

此外，还发生过这种事情。我在附近的超市买东西时，店主问：“你是不是参加过在苏丹航空国际航班的机舱内播放的节目？”在科多克开会时我确实参加过机内电视采访。和其他苏丹政府相关人员一样，记者也向我提出了有关政治的问题，这时导演让记者问我不同的问题，所以被问：“和日本相比，你觉得苏丹南部怎么样？”记得我当时用阿拉伯语回答说，苏丹南部的人非常优秀，雨水多等气候特点和日本很相似。这段采访好像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被用于宣传，即日本研究人员也深入苏丹南部开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