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水田可持续开发：加纳和尼日利亚的动态研究

1986—1989年，笔者以伊巴丹的IITA为根据地，对从塞内加尔到刚果（当时的扎伊尔）的整个西非及中非低洼地稻作区域的生态和农业体系进行了大规模调查。10年之后的1998年，在FASID等的支援下，再次进行了大规模调查（若月，1999）。1992—1997年，主要通过文部省的海外科研资助，以尼日利亚中部比达市附近的小洼地为样本地区（图2），和生态人类学、农村社会经济学、热带农学、林学、农业工学、土壤学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开展了研究，并对西非特有的小洼地集水域的农林业生态系统和农村社会进行了基础调研。此外，与尼日利亚农作物研究所（National Cereals Research Institute，NCRI）和尼日尔州农业开发公社（Niger Sta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ject，NSADP）合作，共同对适合非洲的水田体系开展了田野实证调查（广濑，若月，1997；Hirose and Wakatsuki，2002）。努佩人是种植水稻的农耕民，他们从古代就开始了准水田低洼地稻作生产（石田，1997；Ishida et al.，2001）。准水田稻作生产时用类似栅栏的木桩修建堤坝（还有用杂木和土袋组合而成的堤坝），利用小水渠进行灌溉。准水田的一边是2—3米高的小区域，平整度差且田埂质量不高，也没有进行泡田作业（图5—7）（若月，1988，1989，1995，1997）。形状跟日本的绳文时期到弥生初期的水田、苏门答腊的火田民修建的小区域水田相似（田崎，1989；高谷，1995）。同时，不修建堤坝，而是从主流引进毛渠按一定比例取水，从而避免了水荒引起的争水纠纷。虽不及巴厘岛的Seuwak体系精练，但这种小水渠所建构的灌溉分水体系有着和Seuwak的流水分配（真势，1994）相同的理念（图7）。虽然努佩人在比达市附近和游牧民富尔贝人“共存”（鹿野，1997），但没能形成牛耕文化，他们从事的是用非洲锄头耕地的传统的低洼地稻作生产活动，因此无法发展真正的亚洲型水田。游牧民富尔贝人是该地区的占领者（增田，1997），这或许也是努佩的稻作生产中无法引进牛耕的原因之一。

图5　努佩人的准水田稻作^[6]

图6　努佩人的灌溉水渠和准水田。努佩的稻作生产不使用畜力，而只用非洲锄头，所以很难进行田地平整和泡田作业^[7]

图7　四张图分别是“努佩的栅栏堤坝”“努佩通过不修建堤坝来取水的方法”“共同开展灌溉水渠修补作业”“努佩的小区域准水田”（以上摄于2005年8—9月）^[8](www.xing528.com)

笔者于1986—1988年任职于IITA。在此期间，在努佩农民的准水田稻作区域正中间修建了1公顷左右的水田，展示了1—2季（年）水田的可持续高产量。这是笔者等第一次开展的水田开发动态研究。笔者认为周边的百姓应该会效仿，但事情没那么简单。第一次动态研究中用IITA从菲律宾引进的小乌龟型耕耘机进行了泡田作业，由研究者雇用的研究支援者完成了本次田野研究。因此，跟农民的直接交流少。接下来，通过科研资助实施的第二次动态研究（1992—1997年）中，所有工作都由农民完成。虽说是参与，却是日薪仅为1美元左右的“参与型开发”。在当时尼日利亚的社会经济状况下，不太可能继续使用耕耘机等机械设备。因此，水田开发等所有的劳动都是利用非洲锄头完成的。在这两次适合非洲的水田开发实证试验中，日本团队在当地停留的时间每年平均只有1—2个月，从修建水田到管理水田稻作生产都非常不完善。因此，无法在农民面前展示水田稻作的高产量，结果可持续的水田稻作生产以失败而告终（广濑，若月，1997）。这是因为，由科研资助的短期访问型调查研究是无法完成水田的修建，灌溉水渠的整修，苗床制作，移植，此后对水田和水稻的管理、收割，以及收割之前的所有技术指导等需要长期驻扎在当地的工作的。于是，（笔者）尝试了JICA的合作研究方式，使在当地开展3年以上实证调查成为可能。

1994—2001年，（IITA）与加纳库马西市的农作物研究所和土壤研究所联合实施了JICA合作研究项目“由农民参与的谷地田综合开发”，形成由农民自行开发的水田开发方式“谷地田耕作法”（Wakatsuki et al.，1998，2001；若月，2002，2003a，2003b）。1993年进行的尼日利亚总统选举程序相当民主，开票率达到了60%，已确定阿比奥拉（约鲁巴人）当选为总统，但军人阿巴查（豪萨人）强行夺取政权，使政局陷入动荡。同时，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制裁导致JICA无法在尼日利亚实施ODA。因此，最后选定在加纳实施。

基于上述合作研究项目的成果，非洲开发银行计划在2004年度至2009年度向加纳投入2000万美元的资金，开展约4500公顷的谷地田小洼地水田开发。目前虽处于实施阶段，但进展相当缓慢。由5个农民小组约50人参与的10公顷的合作研究和由450个农民小组约5000人参与的4500公顷的合作研究，在研究和“实际开发、普及之间”存在很大分歧，面临各种困难（中岛等，2006；若月等，2007）。

通过此次合作研究，加纳农作物研究所、土壤研究所、林业研究所的7名年轻工作人员赴日本的大学攻读博士课程，接受水田稻作生产等的专业培训，使他们回国后能在当地继续从事开发研究。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大的收获。而在尼日利亚，2001年从日本留学回国的约鲁巴研究者获得IITA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资格后形成了NGO和尼日利亚流域倡议（Watershed Initiative Nigeria，WIN），并以NCRI、NSADP、比达市附近的样本地区为背景，发明了把水田开发当作综合性农村开发来实施的方法（Fashola et al.，2004，2006，2007）。WIN的工作人员在加纳项目中进行研修后把利用耕耘机进行水田开发的方式应用到尼日利亚，并在2003年和2004年接受日本驻尼日利亚大使馆的民间无偿资金，用于NGO维修耕耘机等小型开发器材，修建村里的学校、诊所和维修供水设备等（外务省，2006）。水田开发和农村开发起到了相辅相成的效果，在中心村落Sawah（水田）开发面积为10公顷以上，达到全村可进行低洼地稻作生产面积的约60%，Sawah成了村民进行农村开发的“标语、口号”，外来的访问者经常能听到“水田！”的说法。驻尼日利亚大使田中映男和4名日本国会议员也访问了当地（The Guardian，25 December 2005 and 16 July 2006）。比达的首领（Emir）借鉴我们的水田开发方式，2007年用自费购买的三台耕耘机新建水田10公顷，并计划2008年再增加一倍。

比达的动态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对象村落是努佩人和富尔贝人的马赛克式混居区，而和我们一起引领当地动态研究的尼日利亚人中大部分是约鲁巴人。约鲁巴科学家无法直接跟努佩农民进行对话，项目实施过程中经常需要努佩成员进行翻译。如图2所示，由于是多民族聚集的地区，尼日利亚从建国初期开始各民族之间就冲突不断，国民国家基础也相当薄弱。而且，这不仅是尼日利亚存在的问题，也是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古代奴隶贸易时期、欧美国家殖民地支配时期遗留的问题。我们所选择的样本地区是，祖先们为了“不当奴隶，所以逃脱出来”，并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的村子（增田，1997）。

我们从2003年开始实施了科研基础S“为了西非的粮食增产和恶劣环境修复的集水域生态工程学”5年计划，从2007年开始实施特别推进研究“通过水田生态技术实现西非的绿色革命和建设非洲式里山集水域”（若月，2007）。笔者在图2中标出了在过去的15—20年间坚持进行可持续水田开发动态研究的加纳和尼日利亚的2个样本地区。和早期的短期调查研究不同，长达5年的当地实证调查计划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在日本完成博士学业的加纳人和尼日利亚人回国后在当地形成了由他们负责实施的体制。因此，虽然获得科研资助的日本人驻扎在当地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在当地可以进行一整年的实证调查。但是，形成这种体制花了整整20年时间。在始于2007年度的科研特别推进研究中，将这些主要由原赴日留学生取得的活动成果提升到两地政府的稻作振兴政策层面，并以全面普及水田稻作为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