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原住民的开发实践与文化人类学

本书是将2005年12月3—4日公开举办的第二届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共同研究会“开发与原住民族”（代表人岸上伸启）之“非洲地区开发”中的报告汇总而成的。举办此次研究会的宗旨如下（转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页）：

第二届共同研究会“开发与原住民族”中提到了非洲地区的开发援助。而且，在非洲各国和地区，思考人口移动的历史经纬时就会发现，“原住民族”这一概念并非很适合。不仅如此，与针对少数派进行开发援助的国家和地区不同，非洲地区大部分的人都处于贫困状态。因此，本书不限于狭义的原住民族，而是以广义上的地区居民和开发援助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第二届共同研究会的主要内容如下：（1）从事由各种官方机构、NGO等实施的援助事业开发工作的执行专家及在受援国进行民族志式调查的研究者的案例报告。（2）为了了解非洲开发的实态和提起问题而进行的信息交换与讨论。（3）开展非洲以外地区的（援助）执行者和研究者也参与的比较研究。

大部分非洲国家预计无法如期（2015年）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中的数值目标（例如，根据2005年9月发布的《人类开发报告书》，肯尼亚在177个国家中排在第154位，这一“排名”使肯尼亚人民十分沮丧）。与此相比，2005年7月在格伦伊格尔斯召开的八国首脑峰会（日本）同意对发展中国家增加援助（“今后三年日本将对非ODA^[4]增加一倍”）。通过新闻报道等，将国际社会援助非洲开发的新动向传递给了受援国的人们，并表达了在今后将进一步扩大事业版图的期望。

第二届研究会基于以下观点开展了开发援助事业的案例研究。第一，有必要了解开发援助实施机构的实态。这是因为，每项援助事业“虽然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但根据实施支援的援助机构不同，项目的性质和结果也不同”（杉田映理：《援助实施机构的组织文化与“居民参与”》，《民族学研究》1999年第64卷第3期）。第二，详查援助事业对当地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有各种详查方法，但希望能够结合具体的案例报告开展实践性研究。第三，讨论该援助事业的起草、实施、评价的方法论。而且，今后将围绕长期干预地区社会下形成的人类学的方法与知识是否被援助机构采纳，或被采纳的会是什么样的方法与知识等，对开发援助方法论的实务与研究的契合点进行讨论。

JICA的刊物中写道：“2003年10月之后，JICA在新理事长绪方贞子的领导下，根据‘现场主义’‘人类安全保障’‘效果、效率性与迅速性’这3个中心思想重新审视事业和组织，并致力于新的改革。……据此，从以往的计划（协作形态）部门体制转移到强化MDGs等开发课题研究的课题部实施体制，同时为了强化与达成MDGs的非洲的合作，新设了非洲部门。”（国际协力机构：《为了世界更美好的明天——面向JICA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对策》，国际协力机构2005年版，第12页）第二届研究会还从JICA招聘了特聘讲师。因此，也将围绕主张“重视非洲”的JICA基本方针中南南合作（亚非合作、非洲区域内合作）的历史背景和可能性交换意见。

以上有关宗旨的说明中，作为反映非洲各国贫困状况的一个具体指标，提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UNDP）2005年版《人类开发报告书》中肯尼亚的“排名”（在177个国家中排在第154位）。顺便说一下，在2006年版（2006年11月9日发表）《人类开发报告书》中，肯尼亚的人类开发指标得到了些许提高，在177个国家中排在第152位（正式发布次日，即11月10日，肯尼亚国内的媒体也进行了速报）。2006年版的报告书，以解决水和卫生设施的危机为整体课题。作为肯尼亚危机的具体例子，报告书提到了其位于首都内罗毕郊区的基贝拉贫民窟的恶劣的如厕环境和北部干燥地区的严重水资源不足问题。但是，包括“排在第152位”的肯尼亚在内，非洲各国（从第147位到第177位共计31个“低开发”国家中占29个）的危机并不只限于水和卫生的危机。通过《人类开发报告书》中的各种统计、比较也能够看出，其所有部门都处于极端低开发的状态。

以上有关宗旨的说明，介绍了发达国家的开发援助政策中“重视非洲”的动向。不仅如此，在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中也随处可见就对非支援的必要性和日本作为世界最大的开发援助国所能发挥的作用提出的各种建议。例如，2007年5月3日刊登在《朝日新闻》晨报第12版第19页上的题为《非洲支援——如果放任不管，问题就会扩散至全世界》的新闻评论，其开头部分就非洲的危机状况做了如下阐述。

有好几个令人震惊的数据。生活在非洲的约9亿人口中，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居然占4成以上。平均寿命是46岁，在日本这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全世界66%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集中在这里。内战纷争不断，7成多的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Peace-Keeping Operation，PKO）都指向了非洲。全世界1/4的难民生活在这个大陆。对于这个空前的人道危机，我们应给予更有力的关注。同时不应忘记，如果非洲大陆没有实现可持续和平和可持续发展，任何全球规模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希望。

包括以上提及的各种问题在内，在各种局势下非洲各国所面临的危机都在威胁着人们的生活。例如，恶劣的道路状况，缺乏医院、医生、药品，学校和教师制度的不完善，艾滋病和疟疾等造成的人类损失，犯罪和交通事故等城市风险，政治和行政中的贪污及不正当行为，地方经济作物生产失败等非常多的课题。这些不仅源于过去在殖民地支配时期所遭受的政治、经济上的掠夺，还源于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推进的全球化和各地区多种多样的社会习俗、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因此，很多时候仅靠以完善传统基础设施为中心的统一的开发援助和单一的无偿援助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在非洲各国，卫生设施和路网完善等硬件方面的援助将继续成为课题。与此同时，我们应充分考虑到各贫困地区不同的社会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开发援助。以上问题意识正是撰写本书的基础，即召开共同研究会的动机。

作为本书的基础，民博共同研究会主要发表了如下几点论题。

青木澄夫（中部大学国际关系专业）“近代日本的非洲认识——援助和研究的前提”

花谷厚（国际协力机构非洲部）“削减贫困战略体制下的非洲开发援助——对我国的应对和地方开发事业的启示”(https://www.xing528.com)

若月利之（近畿大学农学系）“西非的水田开发——基于尼日利亚努佩和加纳阿散蒂的经验”

箱山富美子（藤女子大学人类生活系）“关于非洲地区的开发援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发援助项目案例”

绳田浩志（鸟取大学干燥地研究中心）“人类学对开发援助事业的实践性贡献——苏丹的荒漠化治理项目和传统知识的重要性”

上述所有发表者，要么现在仍旧从事开发援助事业，要么过去曾参与过开发援助事业。

青木澄夫过去作为JICA的一员参与了日本的ODA，同时还从事以日本和非洲民间交流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他既是开发援助实务的经验者，也是这方面的研究者。花谷厚的专业是以非洲为中心的开发政治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他目前就职于JICA，是站在日本ODA最前沿的开发援助执行者。若月利之是农学家，作为JICA的专家被长期派遣到西非从事水田开发研究和实践。箱山富美子作为联合国职员，在教育、女性、保健卫生等领域有着长期积累的实际经验，现就职于某大学。绳田浩志曾作为JICA的专家被短期派遣到西亚，现在是和自然科学家一起共同推进干燥地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家。

当天的会议中，花谷、若月、箱山口头发表了收录在本书中的论文。青木发表的内容没有收录在本书中，此外，绳田发表的内容不同于本书中的绳田论文。以下是当天青木和绳田两位先生发表的内容摘要：

青木发表的内容是，通过详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日本出版的非洲相关文献，探讨明治以后日本人对非洲的关心是从何时起以及怎样产生的。例如，对福泽谕吉的《世界国尽》和内田正雄的《舆地志略》，以及在日本对斯坦利、利文斯敦、戈登等和非洲有着密切关系的西方探险家、传道士、军人的介绍进行了分析和解说。此外，还对明治时期活跃在非洲的日本人、非洲移民政策，以及进入昭和时期后非洲航路的开通、外务省向东非派遣经济调查团、与埃塞俄比亚的交流、埃塞俄比亚热潮的到来和消失等进行了具体考察。可以说，当时日本掌握的有关非洲的信息比掌握的中东、南美的信息还要多很多，但大部分是日本用于走向海外的、有关殖民地化的信息。在谈论日本和非洲的关系、交流、合作时，人们经常会说：“日本人没有在非洲弄脏自己的手。”但青木对此持怀疑态度。本文阐明了以平等合作伙伴的姿态面对非洲国家时，进一步了解非洲交流史和收集信息动机的必要性。

绳田发表的内容是，围绕人类学对开发援助事业的实践性贡献，提出了苏丹的荒漠化治理项目的具体方案（个人设想）。首先，指出了能够超越现有干燥地研究的新模式，而该研究过去是治理荒漠化的科学依据。其次，从“人类中心”的立场重新认识荒漠化治理，并创建了以“传统知识”的再利用和发展为轴的开发援助框架。最后，以苏丹为背景，围绕环境、农业与水、性别与健康、文化、综合开发的各领域，介绍了创造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荒漠化治理项目的个人设想。

此外，虽然不是研究会的发表者，但向本论文集投稿的杉田映理（专业为开发人类学，开发援助执行者）也参加了本次研究会，其在讨论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研究会当天，把执行者的经验和研究者的见解结合在一起，面向“文化人类学的社会应用”的未来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假如说执行者和研究者之间有合作契合点，那么该契合点会在哪里呢？与会人员结合具体的课题，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意见。作为援助的最终受益人，有多少非洲当地人民的请求反映在过去的开发援助事业中呢？他们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了吗？谁通过开发援助事业获得了利益？与会人员就这些问题提出了强烈质疑。

非洲的开发与研究的执行者和研究者，在长期面对面进行对话的同时，也开始正视文化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视角和开发援助之间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研究会达到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