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际协作与文化人类学：实践成果

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例外，其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开发援助活动中的参与度很低。日本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由政府进行开发援助预算的援助国。从这一点来看，的确让人很吃惊。这不管是对在接受援助的发展中国家从事异文化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家来说，还是对日本的援助机构来说，都将是个大问题。其原因在哪里呢？我时任日本民族学会（现日本文化人类学会）会长期间（1998—1999），基于这一问题意识，发表了题为《寻求国际协力与人类学的契合点》的论文（《国际协力研究》^[1]，1999年10月，第15卷第2期）。

我在该文中写道：“笔者身边就有专攻人类学的友人和知己，有时也会有研究生加入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的项目、评价调查及国内委员中等等。但是，不仅其人数微乎其微，而且虽然听过他们的口头演讲，却没见过其在研讨会上或以论文等其他形式发表，即公开发表的成果。综合笔者的印象，其原因应该是他们所承担的是次要的工作，从而没有感受到完全投入工作时的充实感。”

在同篇论文的结尾处还写道：“不知是福是祸，在人类学家之间也有意见分歧（笔者认为这是极其不幸的事情），但JICA和人类学家没有正视此问题。或许是片面的理解，笔者认为原因在于JICA至今没有做好接受并充分利用人类学家的准备。笔者曾多次提到应关注开发援助引起的急剧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笔者发现，近年来以此为研究主题的人类学家有所增加。这种倾向在年轻的研究者和研究生中尤为明显。据笔者所知，已有好几个以人类学家为中心的与开发援助相关的研究团队。人类学相关的研究大会和学会杂志中相关报告也逐渐增多，还出版了研究专集。……不应把援助机构与人类学的世界，以及对方近几年的动向看作‘事不关己的事情’，而应意识到共同放眼未来、顾全大局的时代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

写这篇论文时距离现在已经有8年了。现在，可以说援助机构和文化人类学之间逐渐开始了人与人的交流和信息交换。例如，我工作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以下简称为民博）也是如此，不仅在JICA工作的人，还有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从事过援助事业实务的人也开始参加人类学家主办的与开发相关的研究会。正如本书中花谷和杉田的论文所述，欧洲的援助机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从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经济开发转变到以人为中心的开发。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以这种援助机构为中心的世界性动向中，JICA提出将贫困、环境、女性等社会关怀作为其援助方针。JICA采用了“社会开发”“人类开发”“居民参与”“民间援助”等标语所启示的“人类中心”的援助模式，并开始认识到文化人类学的重要性。

更为重要的是，曾经在援助机构工作过的研究者逐渐开始在学会的研究大会中分享自己的经验，并在学会杂志上发表论文。8年前我深切感受到，援助经验要么被作为个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封锁起来，要么仅仅是在小型内部团体中被作为意见进行交换而已。无论有无援助实务的经验，这种经验及其建议并没有被许多研究者，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研究者所共享。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应争取更大的进步。

分析世界各地研究开发事业的现状，并将其纳入调查内容的人类学家数量有了显著增加。作为促进变化的外在因素，各种开发事业在社会中积极开展完善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相关活动。人类学家不得不面对这种现实，开始观察该地区传统的社会组织及经济活动、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变化过程。开发事业作为社会与文化动态变化的重要因素，被纳入研究视野。换言之，人类学家虽然不是开发人类学家，但会在对社会与文化进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关注当地居民对开发事业的应对方式和开发事业带来的结果。

在人类学知识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各个方面援助活动的研究者人数虽然不多，但也有不断增加的趋势。此外，将来打算致力于开发事业的人类学专业研究生人数也大幅增加。但是，任何大学都尚未制订足以将这些研究生培养成未来援助活动家的有关教师人数和教学计划的政策。今后，应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生院积极招聘实践研究领域的教师，并进一步完善教学计划。

通过近年日本文化人类学会研究大会上发表的内容也能看出，文化人类学研究者对开发等整个实践人类学的关注度正在逐步提高。虽然没有积极投身于实践当中，但许多“普通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者已将城市化、移民、难民、国内民族纷争、人口控制政策、资源枯竭、医疗援助、信息技术的渗透等近几年错综复杂的变化视为实地调查的对象，而且在该学会中有关这类研究的文章数量也显著增加。我希望这种研究能更为援助活动家所熟知，并有助于他们的研究。

2004—2007年，日本文化人类学会研究大会举办广义上的实践人类学分科会，其所发表的论文中对实践人类学有用的分科会的题目和代表人姓名整理如下（没有包含全部内容）。

2004年（于东京外国语大学）

“水产资源的利用与流通——寒冷地区和热带地区的比较”（岸上伸启）

“医疗教育现场中医疗人类学的可行性”（松冈悦子）

“作为资源的文化——开发与利用”（山下晋司）

“贫民社会与政府、外部组织的关系”（江口信清）

“对海外日本企业的人类学研究”（住原则也）

2005年（于北海道大学）

“与地区相关的人类学”（桥本和也）

“援助实践人类学——摸索其距离感”（关根久雄）(www.xing528.com)

“护理人类学”（藤田真理子）

“人类学式移民、难民研究的实践与理论性课题”（芹泽知广）

“系统运行时——从地方性活动看技术、制度、知识”（森田敦郎、莫哈奇·戈尔盖）

2006年（于东京大学驹场校区）

“科学技术时代的人类学”（福岛真人）

“民俗知识诸相——亚非地区民族生物学研究进展”（重田真义）

“非法占据地和贫民社会的原始领导权与性别”（江口信清）

“实践人类学的必然性与可能性”（铃木纪）

2007年（于名古屋大学）

“社会弱势群体与观光”（江口信清）

“狩猎采集民的生计文化变迁”（池谷和信）

“开发援助项目与民族志式调查”（铃木纪）

“运动中的东亚：跨国移民的比较视角”（山下晋司）

以上只列举了相关分科会的部分内容。除了分科会，大会还进行了许多实践人类学相关的个人发言。这类分科会的会场坐满了听众，有时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提问环节也非常活跃，出席的大多为研究生等较年轻的研究者和骨干研究者。此外，也有很多女性会员。学会也好，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好，应努力开拓这种激发会员的关心和热情，并将研究与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全新的专业领域，从而为研究者和执行者提供交流讨论的场所。

因此，2007年，以大阪大学与大阪外国语大学的合并为契机，在大阪大学设立了国际协作中心，其发展动向备受瞩目。成立该中心的目的是把研究、教育、实践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致力于全球化社会的贫困、环境、教育、传染病等课题研究，从而为国际社会做贡献。JICA和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也与该中心携手合作，共同开展各项活动。

实践人类学倾向于对现阶段现象的研究，并对过去到现在较短时间内的变化现象感兴趣。但是，实践人类学若想为当地居民做出对当地社会的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等真实有效的贡献，学习全球化之前，即所谓“传统社会”经历缓慢变化时期的民族志研究，或现在仍然处于相同状况的社会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支撑现代社会的中坚阶层及其父母、祖父母这三代都出生并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至今都与祖辈乡下的土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连棉质衣服都没有的祖父母的文化价值和规范依然扎根在穿着西装、敲打电脑键盘的现代都市精英等许多人的心中。如果没有针对过去的民族志进行研究，以及在落后于当今全球化的社会中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就不会明白哪些是人们切实期待的援助。并不是每个社会的“人类都是相同的”。因此，应在每个社会的“人类是不尽相同的”这个前提下着手开展援助活动。

今后应该会有更多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者投身当地，从事与自己的专业领域和题目相关的援助活动及评价作业。同时也需要因对知识和学术的关心及好奇心而长期驻扎在当地从事实地调查的研究者。此外，后者的优质研究成果必然会有助于援助的执行者和实践性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