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
●王氨、王叔文以邪名古今，二韩、刘、柳皆一时之选，韦执谊具有清望，一为所引，不可复列于士类，恶声一播，史氏极其贬诮，若将与赵高、宇文化及同其凶逆者，平心以考其所为，亦何至此哉!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顺宗抱笃疾，以不定之国储嗣立，诸人以意扶持而翼求安定，亦人臣之可为者也。所未审者，不能自量其非社稷之器，而仕宦之情穷耳，初未有移易天位之奸也。于是宦官乘德宗之病危，方议易储以危社稷，顺宗哑而不理，非有夹辅之者，则顺宗危，而宪宗抑且不免。代王言，颁大政，以止一时之邪谋，而行乎不得已，亦权也。宪宗储位之定，虽出于郑安，而亦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诸内竖修夺兵之怨，以为诛逐诸人之地，则韦执谊之惊，王叔文之忧色，虽有自私之情，亦未尝别有推奉，思摇国本，如谢晦、傅亮之为也。乃史氏指斥其恶，言若不胜，实核其词，则不过曰：“采听谋议，汲汲如狂，互相推奖，俺然自得，屏人窃语，莫测所为”而已。观其初终，亦何不可测之有哉?所可憎者，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事本可共图，而故出之以密，谋本无他奇，而故居之以险，胶漆以固其类，亢傲以待异巳，得志自矜，身危不悟，以要言之，不可大受而己矣。囚是而激盈廷之怨，寡不敌众，谤毁腾于天下；遂若有包藏祸心为神人所共怒者，要不亦何至此哉!氨、叔文诚小人也，而执谊得不得二人不足以自结于上，氨、叔文不得于牛昭容、李忠言，不足以达于笃疾之顺宗。呜呼!汉、唐以后，能无内援而致人主之信从者鲜矣。司马温公之正，而所资以行志者太后，杨大洪之刚，而所用以卫主者王安；盖以处积乱之朝廷，欲有所为，弗获已而就其可与言者为纳约之牖也。叔文、氨之就诛，八司马之远窜，事所自发，亦以宦官俱文珍等怨范希朝、韩泰之夺其兵柄，忿怼急泄而大狱疾兴。诸人既蒙不赦之罪，神策监军，复归内竖，唐安得有斥奸远佞之法哉?宦官之争权而互相胜负耳。杜黄裳、袁滋不任为主也。故执谊等有可黜之罪，而遽谓为千古之败类，则亦诬矣。
由此以观，士之欲有为当世者，可不慎哉!天下之事，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与天下共之。其或几介危疑，事须密断者，则缄之于心，而制之以独。若骤得可为之机，震惊相耀，以光大之举动为诡秘之声容，附耳蹑足，昼呼夜集，排群言，敛众怨，自诩为忧国如家，乃不知旁观侧目者且加以不可居之大慝。事既秘，言不能详，欲置辩而末从，身受天下之恶，自戕而已矣。《易》曰：“不出户庭，无咎。”慎之于心也。“不出门庭”则凶矣。门内之密谋，门外之所疑为叵测者也。流俗之所谓深人，君子之所谓浅夫也。读柳宗元谪后之书，“匪舌是出，其愚亦可哀也已!”(https://www.xing528.com)
【译文】王任、王叔文都以邪恶之名流传古今，韩泰、韩哗、刘禹锡、柳宗元本是极一时之选的杰出人物，韦执谊家世清白，为人所敬重，可一旦为二王所引用，使不能并列于士大夫阶层了。邪恶的名声一经传播，史学家们便对他们极力地进行贬低和讥讽，好像他们与赵高、宇文化及一样逞凶作逆，但考量其作为，平心而论，何以至于这样!自从王坯、王叔文等革新派执政以后，罢除了进奉、宫市、五坊小儿等弊政，贬谪了李实，召陆贽、阳城重新回京任职，又有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权，革除德宗末年之乱政，以使天下人心大快，国纪清廉，这也可以说是件好事。顺宗患重病，在不稳定的情况下确立了皇位继承人，众人的心意是扶持皇室而祈求社会的安定，这也是为人之臣所能做的。所没弄清楚的是，不知道自己不是治理天下的大器，而且应变官场的经验也太缺乏了，开始未能识破宦官们改变皇位的奸计。于是宦官乘德宗之病危，开始商议改变，皇位继承人而危及社稷，顺宗因病讲不出话，要不是有两旁的辅政之人，那么顺宗的地位就非常危险，宪宗的地位也没有保证。代表帝王说话，颁布大政方针，制止随时出现的阴谋，不得已这样做也是权宜之计。宪宗储位的确立，虽然是由于郑安的谋划，而且也是俱文珍、刘光琦、薜盈珍等诸宦官报复革新派夺取他们兵权的怨恨，并以此为诛戮放逐革新集团作准备，而韦执谊的惊恐，王叔文的忧虑，虽有自私之情，但却没有另立天子，打算改变皇位继承人的意思，如谢晦、傅亮之流的作为。而史学家们指责痛斥他们的罪恶，好像言犹未尽，核实其词，只不过说：“打听消息谋划议论，必急如狂，互相吹捧，狂傲之极，在人背后窃窃私语，不知他们要干什么’而已。纵观他们的始末，又有什么不可测的呢?所可憎恶的是，他们器量小而容易自满，气质轻浮而不恪守为官之正道，事情本来可与大家共同图谋，而故作神秘，所思谋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情况，却好像身处险恶之境，如胶似漆般地牢固结合意志相投的人，以高傲的态度对待其他人，得志便妄自尊大，身处危境而不悟，简单地说，不可大用而已。因此而激起整个朝廷的怨恨，寡不敌众，毁谤满天下，就好像真是包藏祸心，为神人所共怨，要不然又何至于此!王伾、王叔文确实是小人，而韦执谊等不通过王伍、王叔文就不能够同皇帝联系上，王伍、王叔文不通过牛昭容、李忠言，就不能够同患重病的顺宗相联络。唉!汉朝、唐朝以后，外臣不靠宫内帮助而能受到皇帝信任器重的情况太少了。司马光是个正直的人，也要凭借太后来实现自己的主张；杨大洪是个刚烈的人，而他在保卫国君时也要通过宦官王安；所以处于多乱的朝代，想要有所作为，不得已就只好找能与皇帝说上话的人走后门。王叔文、王伾的被杀，八司马的被贬远州，事情所以发生，也与宦官俱文珍等怨恨范希朝、韩泰夺取宦官的兵权有关，忿怒怨恨急遽发泄，从而很快地兴起大狱。革新派既蒙不赦之罪，神策监军之职，又归了宦官，唐朝还怎么能够有贬斥奸佞的办法呢?结果是宦官之间相互争权而轮流胜负罢了。杜黄裳、袁滋不是主要人物。所以韦执谊等有可贬之罪，但说他们是千古败类，就不免冤枉他们了。
由此来看，在当今之世，文士们想要有所作为，不可不谨慎啊！天下的事情，行为光明正大者，与天下共存。事情处于危难之间，需要密谋决断的，就要封闭于心，由个人独自加以裁断。若偶然得到可以有所作为的机会，便受宠若惊，相互夸耀，明明是光明正大的举动，却偏偏做出诡秘的姿态，附耳细语，踮脚走路，白天相互唱和，晚上一起密谋，排斥大家的意见，招致大众的怨恨，自己夸耀自己忧国如家，岂不知旁观者侧目相视认为是不可容忍的大罪恶。事情既属机密，说了大家也不能详细明白，相加以辩白也不能，最后只好认从，身受天下人之恶骂，这其实等于是自杀。《易》上说：“有些事不该出居室的就不要讲出去，不会有过失。’这些事要谨慎地藏之于心。“有些事需要出门庭的就要讲出去”否则就要坏事了。门内之人的密谋，就会被门外之人怀疑为行为叵测。依流俗看来是深谋远虑的人，在君子看来是见识浅陋的人。读柳宗元被贬谪后所写的文章，使人感到他有许多内心的话没有讲出来，他的愚蠢是令人悲哀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