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今：第五章上仁宗皇帝言事

——王安石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后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些，顾内侧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锶锶(音徙徙xlxl)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手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虽然，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如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

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沈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闽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我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未必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能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治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恺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蔼(音结jie)之人，犹莫不好德，《兔蔼》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手?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诗人叹之曰：“德矮(音尤yo)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盖闵(音闽min)人才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庭，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音资zi)亩。”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现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道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别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刊、，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不帅教而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约之以礼也，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拘执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

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出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少、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私听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亦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百官亿丑之贱，所须士大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谬(音录lu)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谗谄、争进之人乎?取之既不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在古者教人之道也。而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师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音犬quan)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所谓此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角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伎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苟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尝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来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礼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手?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艾艾(音徙徙xlxl)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平?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也。

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品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不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出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以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能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平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

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婚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贪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凡此所谓不能约之以礼也。方今陛下躬行俭约，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然而其闺门之内，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饮而被之以杀刑者，以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重禁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此所谓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识者，以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诚冗矣，然而前世置员盖甚少，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说矣。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尝以困穷为患者，殆亦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方今法严令具，所以罗天下之士，可谓密矣。然而亦尝教之以道艺，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平?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不先约之以制度，诚不可以诛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职事，诚不可以诛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先急也，今皆不可得诛。而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为吏者至于不可胜记，又况能一二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以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谓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府，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平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即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其次则恩泽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又其次日流外。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顾属之以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其奸者，皆是也。盖古者有贤不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别。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盖虽为吏，而亦不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以进取，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晚节末路，往往怵而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期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边疆、宿卫之选，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人，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为。故使之典礼，未尝以不知礼为忧，以今之典礼皆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以不知狱为耻，以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驯服而安其教，贤者则其攻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书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

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而又一二以约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臣固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则放恣而无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一二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不服也。彼诚不肖而无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无能者，亦无以异故也。臣前以谓不能任人以职事，而无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谓此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碍(音忽hu)，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此之谓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至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夫人才不足，患盖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切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百余年。伏惟三庙祖宗神录所以付属陛下，固将为万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

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则以为诚然。及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以为先王之制国，大抵不过百里者，以为今有王者起，则凡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而比于先王之诸侯?至其后，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汉亲，临定其号名，辄别属汉。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后知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在乎倾骇变乱败伤之畔。孟子之言不为过。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势非若孟子所谓之难也。臣故曰：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

然先王之为天下，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谓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士不能则已矣，苟能，则孰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为，患人之不能。何谓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所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亦未有能力行而应之者。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

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熟也，顾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为。夫法度立，别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弊坏之后，侥幸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在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幸之人亦顺悦以趋之，无有龃龉，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是绝是忽，上方无以拂。”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幸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

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矣。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以为当世所不能行。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笔之间，非一旦也。然其效可观矣。财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观贞之初，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天太宗者，魏郑公一人耳。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夷蛮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郑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烂熟者也，然其效如此。贾谊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然则唐太宗事亦足以观矣。

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驽下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诚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也。释此一言而毛举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倦倦(音全全quan quan)之义也。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www.xing528.com)

【译文】臣愚钝而又品行不好，蒙受皇上的恩惠，得以充一路使职之数。如今又承恩召回朝廷，有所任用。所以应当把出使的情况向陛下汇报一下。没有认识到自己不称职，却斗胆想就作提点刑狱时所接触到的事实，而冒昧议论天下大事，恳请陛下深思之后，选择其中正确的意见，那么臣就感到无比荣幸了。

微臣观察到陛下有谦恭、节俭的品德，有聪明睿智之才能，夙兴夜寐，没有一天松懈下来。声色狗马，游玩享乐等恶行，没有沾上一丝一毫；而仁义慈善、爱民如子的总旨，却使天下人信服。陛下又公开地选用天下人心目中所希望的人来作宰相，委以大事，而又不受那些以进谗言为事、看风使舵的奸臣的离间，即使伏羲、神农二帝、禹、汤、文王三王的用意和做法，也不过如此而已。应该家给人足，天下太平。然而，结果却不是这样。在内不能不以江山社稷为忧虑，对外不能不担心少数民族国家的侵扰，国家财力日益困竭，良好的风俗也日益崩坏。有志向的士人，惶惶不可终日，常害怕天下不能久安。这是什么缘故呢?祸患的根源在于不知道法度。

当今的朝廷，法令严格而健全，无所不有，而微臣认为没有法度，为什么呢?因为当前的法度，多不符合先王的政治思想。孟子说：“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拿孟子的理论，来对照今天的失误，正在于此啊!现时离先王所处的时代很远，所遭遇的变化、形势都不同，而要原原本本地采用先王的政治，即使最愚昧的人也知道很困难。然而，微臣认为当今的失误，在于不学习先王时的政治，是指应当学习、效法它的基本精神。伏羲、神农二帝，与夏禹、商汤、周文王之间，相距约有一千多年，或为治世，或为乱世，也有兴盛与衰亡的时刻。所遭遇的变故、形势也各不相同，他们制度的设施也有差别，然而，作为国家的总旨和原则，本末先后，却不曾有过不同之处。微臣所以说：应当取法他们的精神。学习其精神，那么我所进行的改革，就不至于使天下人受到惊吓，也不至于使天下人因此而喧闹，这样，实际上也就符合先王时代的政治啦。

尽管如此，就形势来看，陛下即使想变革制度，使它们符合先王政治的精神，也必定不可能实现。陛下有谦恭节俭的美德，有聪明睿智之才能，有仁正爱民的意图，如果确实想有所作为，那么还有什么事干不成、什么目的达不到呢?而微臣却认为陛下即使想就天下的制度有所变革，使它们符合先王政治的精神，却肯定不能实现，为什么呢?因为眼下国家的人才不够。

微臣曾就天下在任的人员作过一番调查，没有比现在更缺乏人才的了。一般说上面缺少人才，就肯定有埋没、隐居在民间的，只不过不被当时的人所知道罢了。微臣又从民间去查找，也没有发现多少。难道不是造就、培养人才不得法而造成的吗?微臣认为现今在职的人才不够，就臣任提点刑狱时所接触到的，即可以得到反映。今天在一路数千里之间，能够推行朝廷法令，知道情况缓急，能够使百姓各安其业的官员非常有限；而无才无德、苟且因循、贪污粗俗之辈，却不可胜数。能够讲说先王的政治思想来符合当时形势变化的，全郡也找不出一个人。朝廷每一条法令颁下，意图虽然很好，而在职官员还是不能执行，使皇上的恩惠加在百姓的身上；吏员们却就此狼狈为奸，骚扰百姓。臣所以说：在位的人才不够，而民间也不见多。人才不足，那么陛下虽然想改革天下的事务，使它们符合先王的精神，大臣虽然有能够领会陛下的意图而要负其责任的，可是这么大一个国家，谁能够满足陛下的愿望，而仔细推行法令，使得人人都能体会到陛下的恩典呢?所以，臣说：就情势来看，未必能够成功。孟子说：“徒法不能以自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因此，当前第一要务，在于人才而已。如果的确能够使天下的人才众多，那么，在职的官员就可以挑选合适的人才来补足。在职官员如称职，然后稍稍按照形势的可否，人情的苦痛与病患，变革天下的弊法，来靠近先王的思想，就非常容易了。当今的社会，还是先王时的社会，先王的时代，人才是很多的，为什么到今天反而却不够呢?所以说：这是培养人才不得法啊。

殷商之时，天下曾经大乱。在位的官员贪污惹祸，都很不称职。周文王兴起的时候，天下的人才一度是很少的。那时候，周文王能够精心培植人才，使他们都成为有节操和有学问的人，然后根据其才能的高低，而加以任用。{诗经)说：“恺弟君子，遐不作人”，就是这个意思。他成功以后，即使卑贱细微的人。也没有不爱好美德的，(兔蔼)一诗就是讲的这个事实。更何况在职的官员呢！正是由于周文王能够这样去做，所以他用这些人才出征，就能战胜对手，用这些人才防守，就能够使天下得到治理。(诗经)说：“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即是讲周文王用人，文武各得其才，而没有使事务废弛。等到周厉王之时，任用荣夷公执政，引起混乱，天下的人才，又开始变少。周宣王即位，能够与他图划天下大事的，只有仲山甫。所以，诗人感叹道：“德矮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这大概就是忧虑人才的缺乏，而仲山甫的无能为力吧。宣王能任用仲山甫，并类推和培养新的人才，然后人才又多了起来。于是，在内修复政事，对外讨伐不顺从他的人，重新恢复了周文王、周武王的疆土。因此，诗人赞美道：“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茁亩’。这是说周宣王能够培植人才，使他们有可用的才能，如同农夫培植田园，使它们有可供采摘的芑菜。由此看来，人的才能，没有不是人主培养而成的。

所谓培养人才是指什么呢?即是教育、养廉、选取、任用得法而已。

什么是教育得法呢?古代无论天子、诸侯，从国都到乡里，都设置学校，广泛地设置传道授业的学官并且严加挑选。朝廷礼乐、刑法、政事等，都在于学校教育；而学子所观看和修习的，都是先王的言论、德行，以及治理天下的理论，而且均可以为国家所运用。如果不能让国家运用的，就不作传授。如果能为国家所用的，就没有不在学校传授的。这就是教育得法。

所谓养廉得法，所指为何?就是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什么是饶之以财?人的习性，对于钱财总是不知足，贪婪豪取，无所不至。先王了解这一点，所以制订俸禄时，由寻常百姓作官的，其俸禄就足够代替其耕田所得。其官阶每高一等，俸禄又有增加，足够使他们养成知廉耻的习惯，而远离贪婪、粗俗的恶习。仅仅这样还不够，又把其俸禄推广到他的子孙们，称为世禄。使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供养父亲和儿子、兄弟、妻子，接待姻亲、朋友，都不感到匮乏。而他们临死之时，也不必为其子孙的财物不足而忧虑。什么是约之以礼?人的习性，如果财富丰足了，却没有礼仪来约束，那么就会又放荡、奢侈起来，而且无所不至。先王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专门制订了制度。娶嫁丧葬、祭祖祭神等事务，衣食、器物等用度，都按其身份、地位而加以限制，而且，又通过法律、度量衡等来使它们整齐划一。他的身份、地位应该达到的，但财物不够不能办，那么就不办；他的财物足够铺张，但身份、地位不够格，也不让有一铢一两、一分一寸的出轨。什么是裁之以法?先王对于天下的士人，已经教给他们道理和技术了，如不尊奉教义，就把他们贬斥远方，使他们一辈子遭人鄙视。已经约之以礼了，假若不顺从礼法，就用流放、杀戮等法对付他们。《礼纪•王制》说：”变衣服者，其君流”，《尚书•酒诰》说：“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拘执以归于周，予其杀!”。群饮、变换衣服，是小罪；而流放、杀头，却是重刑。用重刑来治小罪，先王所以能够忍受而不加怀疑，是因为他知道不这样，就不能够使天下的风俗统一，进而达到天下大治。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人所以服服帖帖而没有冒犯的，又并不仅仅是由于法禁森严而且明察秋毫所能做到。应该是也因为我以非常诚恳的心情，全力推行而且提倡的结果。凡是皇上身边官高位重之人，都顺从皇上的愿望而带头推行，有一个不服从的，法律的处罚必由他开始。如果朝廷非常认真地推行，而且贵族也知道躲避皇上所恶厌的东西，那么，天下不用刑罚就知道节制的人就会多起来。所以说：这是养廉得法。

所谓选取得法，指的是什么呢?先王取人，必定先从乡里，先从学校，让大家推荐他们认为贤良的人，报到朝廷进行考察。如果确实是贤能之士，就根据其才德的大小高下，给他们官作。所谓考察，不是只用耳朵和眼睛，独听信一人之口啊。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了解了他的言辞和行为，就通过具体事务来试用他。所谓考察，就是试着让他处理具体事务。即使尧使用舜，也不过如此，又何况其他人呢!像我们这么大的国土，文武官员那么多，所需要的人才就更多了，而拥有天下的，又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考察人才，也不能只委任一个人，令他在一、两天内试着处理事务，而后考查他的行为和能力以作出进用或者斥退的决定。应采取的方法是，既然我已经观察到他的才能、行艺的大概，并用他作了大官了，因而让他选取和他相类似的人，长期进行试用，从而考知其能力并报告给皇上，然后，再赐给爵位、停禄而已。这就是取人的办法。

所谓任用人才，是指什么呢?一个人的才能和德行，高低、厚薄各不相同，他所担当的职位也有称职、不称职之分。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让懂得农事的人作后稷，让精于土木工程的人作共工。让才高德隆的为长官，德少才低的为僚属。又因为长时间担任一个职务，长官精熟政事，部下也驯服顺从而安心于教化；贤明的人，其努力可以达到成功；不贤明的人，其罪过也可以得到暴露，因此，使他们久于一官而且通过考绩的办法来加以调节。只有这样，有头脑、有才能的人，才能够尽心尽力争取成功，而不担心事情不能完成，功劳不能成就。偷闲懒惰、得过且过的人，即使想一时得到相信和任用，但考虑到侮辱就在后面，怎敢不求上进呢?像那些无能之辈，也就知道辞职回避了。这是由于他们任官时间已久，知道不称职的罪责是无法幸免的。他们尚且不敢假冒而知道辞职回避，更何况那些结党营私、花言巧语、力争进用的人呢?选取既然已经很详密，任用又已很得当，规定的任期也比较长，而他担任官职也比较专注，也不必用法令采一一限制他，而使他能够按他的意志行事，尧、舜治理百官，昌盛众业，也不过如此《尚书》说：“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就是讲的这个道理。然而尧，舜那个时候，所斥退也被知道了，就是欢兜、共工、三苗、鲧四凶。所提升的，却有皋陶、稷、契等，都终身不迁一官。因为他们所谓提升，即是专门提加爵位、俸禄而已。这是任用人才的方法。教育、养廉、选取、任用人才的方法是这样的，而当时的君王，又能与他的大臣，尽心尽力，抱着非常诚恳的忧民之心，谨慎行事，这就是他的臣下之所以不感到疑虑，而对于国家大事，也没有办不成的缘故。

现今州县虽也有学校，但徒具墙壁而已，没有负责传道授业的学宫，也没有培养人才的事情。仅国子学有学官，却也并未严加挑选。朝廷礼、乐、刑罚、政务，也未在学校讲授过；学生也淡然以为礼、乐、刑、政等是有关部门的事情，而不是自己所当知道的。学校里所传授的，也只是文章的章节与句子而已。讲说章节和句子，本来也是古人教学的一个方法。而近代才开始教授考试用的文章。凡考试用的文章，不整天死记硬背是掌握不了的。而等到他学成，大的方面不能够用来治理国家，小的方面也不能够为国家所用。因此，即使在学校熬白了头，夜以继日地学习老师教的东西，等到让他来从政，却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这种情况随处可见。因为今天的教育，不仅不能够培养人才，却反而浪费糟塌，使他们不能够成才，为什么呢?人的才能，成功于专一，而毁坏于杂乱。因此先王安排人才，让会技术的归属于官府，让农民附于田亩，让商人活动于集市，而将士人安排在学校，使他们都能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业务而看不见其他东西，这是担心其他的事情会足以妨害他们的事业。所谓如此，又不但使他们仅仅是不能够见到其他东西而已，一旦把先王的道理示范给他们，那么诸子百家的各种异端学说，都要抛弃而不敢习学。当今士人所应该学习的，是天下国家能够运用得上的东西。现在却通通放在一旁，不作教授，而教的却是考试用的文章，使他们耗废大量的精力，夜以继日地从事这个东西。等到让他做了官，却又通通把他所学的东西放在一边，而委他以国家大事。古代的人，即使朝夕专政天下国家的事务，他的才能也仍有行，有不行；而现在却转移其注意，剥夺其精力，让他整天从事于没用的学问，等到让他做官处理事情，就突然责成他为国家发挥作用，也难怪称职的人很少啦。臣所以说：不但不能造就人才，而且是白白地浪费糟塌，使他们不能够成才。又有更有害的，先王时代，士人所习学的，是文武的道理。士人的才能，有可以作公卿大夫的，有可以作二般士人的。因为才能有大小，于是就有称职、不称职之分。但至于武事，却根据本人才能的大小，没有不学习的。因此，他们中出类拔萃的，入可以为六官之长，出可以为六军之将；其次的，可以作比、间、族、党的老师，也可以为六军之将；其次的，可以作比、闾、族、党的老师，也可以作卒、两、师、旅的长官。因此，守卫边土，警卫宫廷，都由士大夫承担，而小人不能够投机取巧。今天的学生，认为文武是两回事，我知道治理文事就可以了，至于守边，保卫宫廷的重任，却推脱给军队。天下那些凶悍无赖之徒，如果他的才能与品行足够使他寄托在乡里的，常常没有肯远离亲戚而应召募的。守边和警卫宫廷，这是天下重任。而皇帝所应该慎重小心的。因此，古代教导士人，以射箭、驾车为急务，其他技能，却根据本人的天赋，而后因材施教，才力达不到的，也不勉强。至于射箭，却是男子汉的事情。人活着的时候，有病就罢了，如没病，就没有不肯学射箭的。在学校里，就曾经从事过射箭活动了。有宾客来，便表演射箭；有祭祀事务，便表演射箭；识别士人品行和能力的高低，通过射箭；关于礼乐方面的事务，未曾没有射箭，而射箭也从未在礼乐、祭祀之间存在过。《易经》说：“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难道仅仅把射箭看做是可以用来学宾主礼让的仪式吗?而是因为射箭术是武事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用来威服天下，守卫国家。平时可以通过它来学习礼乐，战时则可以用它打仗。士人既然整日从事射箭而且成绩优异的不少，那么守边、警卫宫廷的重任，就都可以对他们加以选择，择优录用了。因为士人曾经学习先王的道理，他的行为和志向也为乡里推重，然后，根据他的才能而委托以守边、警卫宫廷的重任，这是古代的君王之所以把兵器委托给能人，而没有内忧外患的缘故。今天却把天下第一重任，君主最应该慎重的人选，委托给奸滑无赖、才能品行都不为乡里称道的人，这是当前常常忧惧边患，而担心宫廷警卫人员不足依托的主要原因。今天谁不知道守卫边疆和宫廷的人员不足依托呢?因为天下士人都以握执兵器为耻辱，而且也没有能够骑马射箭、行军打仗的，因此，不召募军队，谁能担当这个责任?因此，不进行严格的教育，提高选人的资格，那么，士人以握执兵器为耻辱而不懂骑马射箭、行军打仗等事务，也就在常理之中了。凡此种种，都是教育不得法。

当今制订俸禄，大体偏低。如果本人不在朝廷侍从之列，那么，人口稍多一点，就没有不靠兼营农商来获利而能够养家糊口的。那些低等州县的官吏，一月的俸禄，多的有八九千贯，少的四五千贯，加上守选、待除、守阙，大致等待六七年后才能得到三年的俸禄，通计一月俸禄，平均不过四五千贯，少的实际不超过三四千而已。虽然供养仆役不感到窘迫，而他待养父母、婚丧嫁娶等花销，也要由俸禄中支出。出中人以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以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惟中等才智的人却不这样，他们在困穷的时候变成小人，生活安定之时，就会又成为君子。通览天下士人，才智在中人之上或之下的，千百人里也不会有十分之一，穷困的时候为小人，安定的时候为君子，却是普天之下，到处都有。先王认识到众人是不能够用强力去战胜的，所以制度的推行不以自己为出发点，而是以中等才智的人为基础，因势利导，以为中等才智的人如果能遵守，那么他的意志就可以行之于天下，而且推及后代。今天的俸禄制度，想使士大夫不要丢掉廉耻之心，这是中等才智的人都不能做到的。所以，当今官高位重的，往往交相纳贿，营置家产，留下贪污的恶名；官位低微的；却是贩卖、乞丐，无所不为。因为士大夫既然已经丢掉廉耻之心而且在世上也留下骂名了，那么，他们偷懒取容之心便渐渐升起，发愤自强的精神低落，职事怎么能不废弛，太平治世怎么能出现?又何况枉法受贿，侵夺百姓的事情屡屡发生呢。这就是不能饶之以财的缘故。

婚丧嫁娶、养老送终、衣食器用等，都没有制度限制，而社会上普遍以奢侈为荣，以俭约为耻辱。假若他的财力可以达到，那么就没有什么事办不成，有关部门也不作禁止，而人们又以此为荣。如果他的财力达不到，而不能赶时髦，那么他在婚丧嫁娶之际，往往会得罪族人和亲戚，而人们也把这看做是耻辱。因此，富裕的人奢侈贪婪不知止足，贫困的人则勉为其难追求虚名。这就是士大夫之所以更加穷困，而廉耻之心也不复存在的原因。所有这些都叫做不能约之以礼。

如今陛下亲自提倡俭约，为天下人作出表率，这些都为身边的亲信贵族所亲眼看到了。然而，妇女闺门之内，却奢华浪费，没有节制，既触犯了皇上所厌恶的东西，又伤害了社会的风气，有的已经非常严重了。可是没有听说朝廷有所放逐和罢退，以示天下。当初周朝，拘捕聚众饮酒的人并处之以死刑，是由于他们认为酒是末流的东西，容易产生祸害，由此而死的人也已很多，所以要从严禁止祸害产生的根源。消灭祸害于萌芽之中，因此，他们施用刑罚特别节省，而人们达到祸败的也很少。如今朝廷法律中最严最重的，是有关贪官污吏的。重罪禁止贪污，而轻罪对待奢侈浪费，这就是所谓禁止末枝而放松了根本。然而，世上有识见的人，却认为当前官吏冗杂，而县官送缴的财赋已无法供就开支，这未免也有点儿不明道理。今天做官的确实冗多，然而前代国家设置官员应该是很少的，而俸禄也是非常微薄的，那么，所谓的财赋不足，也就应该有另外的解释了。官吏的俸禄怎样才算足够呢?微臣对于财务，根本没有习学过，但也明白前代理财的大概了。不过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以来，治理天下，未曾有把财用不足看做是国家公患的。患在理财不得其法啊。如今天下太平，不见兵革，而黎民百姓，安土乐业，人致其力，以生产社会的财富，然而公家、私人曾经以穷困为忧虑的原因，应该也是由于理财不得法，而有关部门不能够根据形势的需要有所变通。如确实能做到理财得法，而且有所变通，微臣虽然愚昧，也懂得增加官吏的俸禄，是不会造成经费的紧张的。当今法令严格，制度齐全，所以用来收罗天下之才的，可以说是很严密了。然而也曾经教给过他们道理和技术，并且以不遵守教义的刑罚来对待过他们吗?也曾经用制度来约束过他们，并且以不循道理的刑罚来对待过他们吗?也曾经委任给他们职事，而用不称职的刑罚来对待过他们吗?因为如果不先教给他们道理和技术，就确实不能惩罚他们不遵守教义；如不先用制度来约束他们，就确实不能惩罚他们的不遵循道理；如果不先委任他们以职事，就不能惩罚他们的不称职。这三点是先王法令中最重要的，而今天都不能够受到正确的对待。相反那些细小的事务，也并非是最妨害政事的，却为之制订法令，严加禁止。时代不同啦，当今官吏已经多到不可胜记，又怎么能一一回避而没有犯法的呢?这就是法令之所以逐渐不能执行，小人有的幸免于处罚，而君子却有不幸而触犯法律的缘故。这称作不能裁之以刑。凡此种种，都是治理不得法。

当前取士，死记多背而粗通文辞的，称为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考取茂才异等、贤良方正的，是公卿的当然人选。不必死记多背，而粗通文辞并且曾经学过诗赋的，就称作进士。进士中的佼佼者，也是公卿的当然人选。但是上述二科所获得的人才，并不能胜任公卿的职务，这不必详细论述就可知道。但社会上却有人认为，我朝常常以此二科来选取天下的有才之人，而那些才能足够作公卿的，也常常出自这两个科目，所以不必效法古人先取人后得士的做法。这种思想未免不近道理。先王时代，竭尽取人的办法，但还是害怕有才华的人难以进取，而无才无德的人却混杂其间。如今尽废先王取士的各种办法，而驱使天下有才能的士人，全部让他们为贤良、进士，由此，士人的才华可以作公卿的，就应该是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诸科也可以有时得到才力足够作公卿的人才。然而，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只擅长雕虫篆刻之学，却以此官至公卿，而那些才华足够作公卿的，却被无用的学问所困住，以此被贬斥而死于岩野的，也约有十分之八九。古人拥有天下以后，他所慎重选择的，公卿而已。公卿既然得到合适的人选，就使他们推举与他们才德相类的人聚集于朝廷，那么百司庶府，也就不会得不到合适的人选了。如今却让无才无德的人，侥幸做至公卿，从而得以引荐与他们气味相投的人聚集在朝廷，这是朝廷所以多有无才华的人，而即使有贤良的官吏，也往往因孤立无援，不能按他们的意愿办事。而且，没有才德的公卿，既然已经推荐与他们相类的人聚集在朝廷了；而朝廷中无才无德的人，又广泛推荐其同类准备供各地的任使；而各地的使职又各荐其同类分布在州、郡。于是，虽然有举人不当则举官同罪的刑罚，能值得依仗吗?恰好可以成为没才能的人的资本罢了。其次是九经、五经、学究、明法等科目，朝廷本来就已经为它们无益于国家而感到忧虑，于是，仅让他们知道大义也就可以了。然而，大义的获得，也并未使他们比过去贤明多少。如今朝廷又开明经科，来选拔经学之士。但明经科所录取的人才，也只是死记硬背而粗通文辞的。而那些能弄通先王的道理且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人，却未必能够被明经科所选拔。其次是门荫子弟，学校不教授他们道理和技术，有关部门也不考察他的才能，父兄也不能保证他的品行和志向，而朝廷却轻易地给他宫做，并且委他以实际事务。武王数纣之罪，就说：“官人以世。’任官看其家世，而不管他的才能和品行，这是商纣王所以亡国的原因，而在政治清明的盛世是看不到的。又其次是流外官。朝廷既然已把他们排挤到廉耻之外，而且限制了他们进取的途径了。却又把州县的具体事务交由他们处理，使他们处在士人和百姓之上。这能称作是以贤良治理不贤良的吗?就臣任使职时所看到的，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的小吏，出身流外的，到处都有，而能够委托具体事务的，大概没有几个；相反需要防备其使奸耍滑的吏员，却处处都是。大概自古就有贤良与不贤良的区分，而没有类别和等级的差别。所以，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曾经作过鲁国季孙氏的小吏，因为即使他做小吏，也不会妨害他成为公卿。到了后世，出现了类别和等级的分别，凡是在流品以外的，他起家的时候，就已将自己放在廉耻之外，而没有想成为情趣高尚的人的打算。象近代风俗的放纵与散漫，本人虽不是士大夫的材料，但形势使他能够进取，而且朝廷也曾经奖励过他的礼仪和志向了，到了晚年还是不能坚守节义，往往突然成为奸邪之徒；更何况自他起家之时起，就没有作高尚的人的打算，而且朝廷本来就已经把他排挤到廉耻之外，并限制了他进取的途径呢?他到任之后，骄横放’纵，凶邪奢侈，也就可以理解了。至于守边和警卫宫廷的人选，臣本来已经说过它的失误了。这些都是取人不得法。

如今录取人才既然不得法，至于任用人才，又不问他的德行是否相宜，而是看他历任了多少职务。以文学考取的，却让他管理财政。已经让他负责理财了，又转而让他掌管刑狱之事。已经让他掌管刑狱了，又转而让他负责礼仪。于是，一人之身，却责成他具备百官的能力，也难怪人才难作啊。因为，责成别人去干他干不了的亭，那么，能干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能干的人越来越少，于是就相继不干事了。因此，让他负责礼仪，他就从未因不懂礼法而焦虑过，因为今天负责礼仪的官员都未曾学过礼仪。让他掌管刑狱之事，他也不会以不懂刑法而感到羞耻，因为今天负责刑狱之事的官员都从未学习过刑法和案件。天下的人，也已经渐渐失去教导，而服从于了陈规陋俗了，见朝廷任用的官职，不符合本人的资历，就互相议论而讽刺他，至于任官不得其才，却从未有过非议。况且，在职的官员多次调迁，而不能使他的职务保持长久，因此，上面的不能烂熟其政事，在下面的不肯服从领导并安于教化；贤良的人不能成就功业，没有才德的人，其罪行也得不到显露。象迎新将故这样的劳累，缘绝簿书的弊端，本来是危害较小的，不值得一一列举。设置官员大抵都应当使他们的任期长久，而至于所负责地区离首都很远，责任又很重大，就更应该使他们的任期持久，然后才可以责成其有所作为。可是，当今却反而更不能持久他的任期，往往到任没几天就又调到其他地区了。

录取人才既然已经很不详尽，任使人才又很不适当，安排的任期既然已经不长，至于使用人才却又不专一，而且，以一一通过约法来加以束缚，致使他们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臣诚然知道当今在职的官员大多非其人选，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达到各种目的，而国家对他们又不通过约法一一加以束缚，放纵他们无所不为。只要在职的大多是非其人选，要想依靠法律为治，自古到今，没有听说能治理好的。即使在职是称职的人选，而仍一一通过约法加以束缚，不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也是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能治理好的。因为，录取人才已经很不详尽，使用人才已经很不恰当，官员任期又很不持久，任用也不专一，而且一一通过法令来加以束缚和限制，因此，尽管贤明的人做官，与无才无德之辈也没什么两样。这样，使得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委以行政事务，然而由于其资历不到，就不敢因为他能胜任而加以进用，即使被进用了，士人也不会服气的。明知他无德无才，但除非他犯了罪，被宪官所弹劾，否则也不敢由于其不称职而贬斥罢退他，即使罢退了，士人也不会服气的。如果他的确无才无德，然而士人却不服气，为什么呢?因为贤能的人作官办事，与不贤能的人没有两样的缘故。臣在前面所讲的不能委人以实际事务，也没有专门处理不称职的刑罚，就是这个道理。

教育、养廉、选拔、任用，一个方面不得法，就足够使天下的人才受到损害，更何况这四个方面都不得法呢?因此，在职的官员中，缺乏才能、苟且因循、贪婪粗俗的，不可胜数，至于民间也缺少可以任用的人才，就不足为奇了。《诗经》说：“国虽靡碍，或圣或否。民虽靡止，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在职官员中人才不足，而民间也缺少可用之才，非独实行先王的政治不可能，就是国家的重担、边疆的防守，陛下难道也能永远靠上天的保佑来维持，而没感到一时的忧虑吗?东汉张角，领导三十六万民众同天起义，而所在郡国却没有能发觉他的阴谋；唐代黄巢，率军横行天下，所到之处，官军、官吏没有敢于与之对抗的。汉、唐之所以灭亡，祸患也正是由此开始。唐朝灭亡后，衰落的迹象一直到五代，于是，武夫专权用事，贤良的人隐居不出，在职官员不再有能知晓君臣之义、上下礼数的。那个时候，能侥幸不死在沟壑之中的大概寥寥无几。因为人才不足，所造成的后患就是这样。而当今公卿大夫，没有肯为陛下、肯为国家的万代基业而长思远虑的，臣感到非常困惑不解。当初晋武帝只顾眼前的安危，而不为子孙作长远的打算；当时在职的官员，也都是偷合苟容，于是，风俗荡然，抛弃了礼义，丢掉了法制，在上的和在下的都失去了正常的状态，没有人认为这是错的，有远见的却早已预料到大乱不远。其后，果然海内大乱，中国等同于夷狄，约二百多年。臣以为太祖、太宗、真宗三庙祖宗的神灵之所以归属陛下，本来是为了千秋万年都能享到祭祀，而黎民百姓也都能领受到无穷无尽的恩惠。臣希望陛下接受汉、唐、五代国破家亡的教训，从晋武帝苟且因循而引起来天下大乱的历史中得到启发，明令大臣，让他们考虑如何培养社会人才，经过长远的谋虑之后，在数量上也作出统计和计划，然后再慢慢地加以推行，从而符合形势的变化需要，也不辜负先王的政治思想，那么，天下的人才就会多得用不完了。人才用之不尽，那么陛下想要什么要不到，要干什么干不成呢?所以，深思熟虑，再在数量上作出估计，然后再慢慢地推行，那么，要培养社会人才是相当容易的。

臣开始读《孟子)，见孟子说王道容易推行，心里以为确是这样。等看到孟子与慎子辩论齐、鲁的国土面积，以为先王建立国家，大体不过百里之地，于是又想到，今天若有人起来称王，那么，凡是诸侯国的土地，或有千里的、或有五百里的，都将削减到数十、百里才罢。于是，怀疑孟子虽是圣贤，他的仁义、才智也足以用来统一天下，但怎能不靠兵革相威胁，就可以使数百、数千里的强国，一下子愿意损失其国土的十分之八、九，而接近先王时的诸侯国呢?到后来，看到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策略，命令诸侯王全都可以将其土地推恩而分封给自己的子弟，而由汉朝派使者亲自去规定其国号。并属汉朝管辖。于是，诸侯王的子弟，各有自己的分土，而地广国强的诸侯，也最终于分封而变得弱小。这才明白，深思熟虑，作出数字上的估计，而后再慢慢地推行，就可以使大的变小，强的变弱，而不必担心由于害怕而引起的变乱和争端。孟子的言论不为过分。更何况今天要有所变革，面临的形势也并不如孟子所讲的那样困难。臣所以说：深思熟虎，在数量上作出估计，再慢慢地推行，那么，要有所作为就很容易了。

然而先王治理天下，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不勉。什么是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人情所想得到的，是善行、美名、高爵、厚利，而先王能够操纵它们来对付天下的士人。士人有能服从他的意旨而干好本职工作的，就全部将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赐给他。士人没能力也就罢了，如果有，那么谁愿舍弃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不自己发奋成才呢?所以说：不患人之不为，患人之不能。什么是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招揽人才的办法，已经够详尽周密的了。除非愚得不能再愚的人以外，没有不能应召的。然而，如果不以非常诚恳焦虑的心情对待他们，也不会有踊跃响应的。所以说：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确实有意培养社会人才，那么臣希望陛下努力而已。

臣又观察到朝廷有时候，想有所变革。但由于开始的时候计划不周到，因此，一有世俗而侥幸的人不高兴、起来反对，就停下来而不敢有所作为。一般地，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因此，先王时代的政治，虽足以使天下受利，但当其承乱世之后，人人侥幸求利，创法立制，也未曾不觉艰难啊。如果他创法立制时，天下侥幸求利的人也纷纷顺从并投奔他，没有半点儿异议，那么先王的法令，也能够保存到现在而不被废弃。正因为他创法立制，备尝艰难，而侥幸求利的人不肯驯服而归顺，所以，古人要有所变革，有所作为，没有不先进行一番诛杀的，这样才能使他的意旨得以实现。《诗经)说：“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无以拂。”讲得是周文王先征伐而后才得以在天下实行其意旨的事。先王要建立法度，用来改变衰坏的风俗而培养社会人才，虽有征杀的困难，但还是忍着进行了，因为他认识到不这样，就不能够有所作为。到了孔子的时候，一个人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就让其国家的君臣丢弃他们的习俗，抵触他们所顺从的东西，强化他们所不好的方面，他往来不定，最终陷入被排斥的地步。然而孔子也最终不改变他的做法，因为他认识到，如果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有所作为。这是他的志向，大致与周文王意见相同。在上面的圣人，谁也不如周文王，在下面的圣人，谁也比不上孔子，而要有所作为，有所变革，结果也就可以预料啦。如今拥有天下的根本大势，居先王的位置，创立法制，也没有征伐的困难。即使有侥幸求利的人不高兴而表示反对，也比不过顺从、支持的人多。然而一有世俗、侥幸、不高兴的言论，就停步不敢前进，真使人困惑不解。陛下的确有意培养社会人才，那么，臣又愿意作一番分析而已。

既然已经深思熟虑，并作过数量上的估计，而且，推行得也比较循序渐进，最后又勉励他们取得成功，根据结果判断他们才能的高下，然而却还不能造就社会人才，就臣视野所及，还没听说过。

然而，臣所主张的，却是世俗的人所不讲的，也是当今的一些言官所认为的不切合实际的老生常谈。臣观察到近代士大夫想尽心尽力为朝廷发挥一些作用的。他们的意思，不在于——计较利害得失，只是认为当代并不能实行。士大夫都这般迎合世俗，而朝廷从社会上选拔的人才，就更不用说了。至于伦常大道和基本的规范，礼法和志操之间，先王所勤力习学而持守的，他们是远远达不到的。一有人达到，就群起而哄笑他，以为不切合实际。如今朝廷用心考虑了所有的利益和损害，有关部门也制订了许多法令条文，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其效果也是可以见到的了。那么，所谓不切实际的老生常谈，陛下也可以稍微留神考察一下了。当初唐太宗贞观初年，人人各持己见，象封德彝之流，都认为不杂用秦朝的法治和汉朝的王治，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能够想到先王的政事，开太宗贞观之治的，只有魏征一个人。其制度设施，虽然没能全部符合先王的意旨，但其大概，可以说是相符的。所以，能在数年之内，就几乎使国家刑法搁置不用，中国安宁太平，四方顺服，自禹、汤、周文王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盛世。唐太宗初年，天下的风俗，和现在差不多，魏征的主张，也是当时所谓不切合实际的老生常谈，然而，它的效果却是这样。贾谊说：“今天有人说德教不如法治，为什么不引用商、周、秦、汉的历史来观察一下?”然而，唐太宗的做法也足够借鉴了。

臣荣幸地把任职情况向陛下作了一番汇报，自己知道愚笨不称职，而敢于议论国家大政，的确是因为臣蒙陛下任用，而应当有所报答。自以为目前在职官员中人才不足，从而不能满足朝廷任用的需要，然而朝廷任用天下人才，有时不太适当，使得士人不能尽情发挥其才能，这也是臣任使职时所接触到的，而陛下所应该首先听到的情况。为了说明一句话而罗列了一些利害关系，玷污了陛下的听觉和视觉，而最终无益于世，这却不是臣奉事陛下的诚恳之心。愿陛下仔细思索而选择其中中肯的方面，那么，天下人就会非常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