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民族精神在古代的孕育与繁荣
“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形成于先秦诸子时代,随着历史的推演又融入各个时期的时代精神而不断发展。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道、宋明理学、清代实学等各个时代的主流精神文化都不同程度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使命和价值,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1]
1.春秋战国至先秦时期民族精神的孕育阶段
(1)尚中贵和的民族性格
所谓“中”即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2]这里的“和”有两个含义:一是协调、和谐,二是适中、恰到好处。基于“和”的思想,儒家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3],提倡“以直报怨,以德报德”[4],其中宽容、和平等旨趣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调和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尚中贵和”即主张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要秉持中正之道,与大家友好相处,相互协作,共享祥和。尚中贵和的传统美德立足于“和”的精神,而“和”的精神又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石,于开展和平外交、稳定国家政治局面、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自强不息的进取思想
先秦诸子对人格、品格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自我修养的原则方法,造就出一种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进取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周易大传》在解释乾卦象时说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5]。此句话可解释为万事万物皆顺应天道自然,生生不息,刚强劲健,君子亦当如此。孔子强调“志”的重要性,鼓励人们要有远大的志向并且要持之以恒。较之儒家的“志”与“大丈夫”,墨子则提出了“非命”的主张,即否认天命对人事的支配和影响,倡导的亦是一种积极作为的人生观。
(3)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谋求的是全民族的福祉和国家的安定,而不是像某些国家追逐的是个人私利。这种崇高的思想品格,造就了中华民族精神里深厚、宽广的兼容精神。春秋战国时期的《周易大传》解释坤卦象时说过“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6],倡导人应该具有宽广的胸襟和包容精神。先秦儒家为了发展其“人和”思想,即人际和谐精神,创造出了一整套道德学说。墨家所谓“兼爱”思想,即在任何事情上人都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互相爱护,提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7],主张大家友好相处,以使天下安定太平。
2.秦汉隋唐时期民族精神的繁荣阶段
(1)“大一统”的政治观念
伴随着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精神逐步进入了日益稳定的发展时期。秦王朝统一中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使儒家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还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儒家主张的“大一统”的爱国精神,强调天下为一家的爱国理想。荀子讲“苟利社稷,不求富贵”,纵论治国大道,强调爱国奉献精神。天下一家的观念,在汉代以后多见,东汉时期大史学家班固将汉王朝纳入“天统”的轨道。
东汉末期,佛教传入我国。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被我国本土文化所吸收进而改造,对民族精神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华民族形成了慈悲、友爱等民族精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精神从来不缺乏包容性,对佛教的本土化改造就是“和而不同”思想的具体体现。道教是中华民族本土宗教,其出发点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其理念熏陶下,中华民族精神中融入了平等、博爱的因子。此外,道教奉行“知常容,容乃公”[8]的准则,体现在民族精神上面,就是主张兼收并蓄的态度,善于向不同的文化学习。
3.宋至清末时期的民族精神
(1)宋明理学:爱国奉献的民族精神
由于儒、道、佛三家经过长期的相互吸收与交融,到了宋代,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宋明理学从发展上看,是儒学的一次革命性进展。宋朝以来,民族矛盾更加突出。正是在这种冲突、融合中,爱国主义精神得以进一步发展。宋明理学所追求的人生宗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将传统儒家的“大一统”等思想理念纳入理学的框架,从而构建起爱国主义理论。
(2)乾嘉学派:实证求是的思维方式
尽管乾嘉学派提倡的实证求是不能等同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实证精神,但它是符合特定历史条件、合乎逻辑发展的一种精神,虽没有发展为独立的科学学派,但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实证求是的精神早已浸入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之中,并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乾嘉学派的精神内涵中还包含着一定的人本思想与经世致用的精神。而这些思想与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务实、讲究实际的国民性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发展基本框架构成于秦汉时期,经历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隋唐时期的儒、道、佛融合思想,到宋明时期的理学以及清代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学派等,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对社会发展都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深深地影响着当时人们的精神品性。
(二)中华民族精神在近代的承接与发展(www.xing528.com)
1840年以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但是,中华民族并没有在列强的侵略下沉沦,而是奋起反抗,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近代民族精神是在古代民族精神与西方思想文化碰撞、融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时期的民族精神可以约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近代的科学精神。中国在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失败后,更多的仁人志士开始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人们竞相把各种西方思想引入国内,这便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成为当时的主题。如果说洋务运动时期思想引进只是局限在物质、技术层面,那么新文化运动时期就上升到了精神层面。二是近代的自强精神。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期,一批批仁人志士的救亡意识得到了激发,正是为了拯救民族于危亡之际,才产生了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首先是思想上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的启蒙精神。传统的自强观念在近代变为探索强国富民道路的思想源泉,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其次是积极主动的改革精神。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第一次自强救亡的实践运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三是近代的爱国主义精神。近代的爱国主义既继承了古代的奉献精神,又在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下呈现出新的特点。在鸦片战争期间,虎门守将关天培留下“吾以死报效国家”的豪言壮语;还有许多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壮烈之举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奉献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正是因为近代以来遭遇了如此之耻辱,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巨变,中华民族才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此,中华民族逐步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发展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
(三)中华民族精神在现当代的开拓与创新
中华民族精神发展是同社会变迁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创新过程。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看,现当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引以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推动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1919—1949年:现代民族精神的起步
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进入了现代。在这三十年间,中华民族不仅弘扬了传统的民族精神,还培育出了以革命精神为主题的时代精神。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开始走上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道路,也走上了民族自救的精神觉醒道路。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虽来自西方,但自进入中国后,就融入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体系之中。此外,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前途指明了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在此期间培育和塑造了诸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发展。井冈山精神凝聚着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领导人的革命传统,是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精神支柱,是革命精神的根源。长征精神是以传统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基础,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在革命前辈们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延安时期由于阶段复杂,所以它所孕育出的民族精神内涵也是丰富的。此外,这一时期还有延安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和劳模精神等。
2.1949—1978年:当代民族精神的曲折发展
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在这约三十年间,中华民族精神经历了巨大的转折。第一个转折时期是1949年到1956年,在这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帝反霸权斗争,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培育出抗美援朝精神。第二个转折时期是1957年到1978年,这二十多年间,中国人民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并在工业战线上进一步弘扬,产生了以大庆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把雷锋等先进模范个体树为典型,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总体而言,1949年至1978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是巨大的。
3.1978年至今:中华民族精神的开拓创新
1976年,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个新时期是中华民族精神开拓和创新的一个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华民族精神先后经历了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开拓,现在迎来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创新阶段。
(1)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倡导和发展
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被确立为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所体现的精神实质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务实精神在基点上是一致的。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这一思想路线成为时代主旋律,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丰富发展的思想指针。同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弘扬和培育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十分重视。他强调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9]。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倡导和推动下,涌现出不少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人物。他们秉承和发扬了开拓创新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谱写了新篇章。此外,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要尊重人才的重要思想,并号召通过加强对国民科学文化的教育来培育科学精神,使科学精神成为全民族的思想主流。邓小平同志崇尚科学的思想,对培育国民的科学观念、推动中华民族科学精神的形成,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开拓和推进
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结合社会发展要求和时代特点,系统概括社会主义创业精神,着重论述和强调了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10]。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党代会上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作出概括。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概括,代表了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全新认识。正如江泽民所总结的一样,虽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民族精神,但是从总体和本质上看,这四项内容是贯穿古今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旋律。
(3)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创新与贡献
胡锦涛同志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作了进一步阐释,主张弘扬和培育各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精神。2002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疫情沉着应对,号召中华民族万众一心,迎难而上,提出了抗击“非典” 精神;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青藏铁路通车庆祝会上提出“挑战极限、勇创一流”[11]的青藏铁路精神;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在抗震救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12]的抗震救灾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交会点,是爱国主义的深刻体现。
(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
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3]。中国梦的提出,是中华民族精神时代性的体现,也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与精神鼓励。同时,习近平同志提到,“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14]。中国精神核心元素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实际上,中国精神不只是关注度高的流行词,它还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国精神的提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与创新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精神的提出,为唤起爱国热情、凝聚民族力量、增强民族生命力提供了不竭动力。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文艺精神。他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文以载道,文以化人。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走出国门,让文艺精神自身说话,使其成为不同国家和平交流沟通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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