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图传的研究成果及流传

《南诏图传》共有两卷：一卷为图画卷，又称《南诏中兴画卷》《南诏中兴二年画卷》等，为纸本设色，长约5.73米，高约0.3米；另一卷为文字卷，主要说明图画卷上的相应故事^[179]。

《南诏图传》现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内，其流传经过已不可考。据图卷卷首清代张照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题记以及卷末清室成亲王爱新觉罗·永瑆“嘉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九月十二日成亲王观”题记来看，此时《南诏图传》应该还收藏在皇宫或王府之内。之后约在清末流至海外，1932年美国学者海伦·查平博士（Dr.Helen.B.Chapin）在纽约一家日本公司的分理处见到该画卷，并将所得照片中的7张收录在其论文《云南的观音像》中，该文1944年刊登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可惜在当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1963年，李霖灿先生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专刊上发表《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南诏图传》。1978年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一书中刊登了画卷的黑白照片。1982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图录《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首次向公众发表图传全部彩色照片。这一时期有关《南诏图传》的研究和考释的研究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是1980年汪宁生先生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考释》、1999年李惠铨先生和王军先生的《南诏图传文字卷初探》、张增祺先生的《“中兴图传”文字卷所见南诏纪年考》、李昆声先生的《话说“南诏图传”》以及1986年林超民先生翻译的美国查尔斯·巴克斯著作《南诏国与唐代西南边疆》等。此后，关于《南诏图传》的研究和考释，汪宁生、温玉成、梁晓强、杨晓东、田怀清等诸先生亦有论著发表。

《南诏图传》描述的主要内容（见图Ⅷ—63、64、65、66），结合文字卷和图卷来看，主要分为三个主题：“巍山起因”，对应观音幻化凡七化绘制，绘南诏细奴逻父子躬耕巍山、细奴逻之妻浔弥脚和细奴逻之子逻盛之妻梦讳婆媳二人送饭途中路遇梵僧乞食于道，多次施舍以及阿嵯耶观音化身的梵僧早期传法的一些故事，主要宣扬南诏先祖受观音教化，“君权神授”。

“祭铁柱图”，绘一铁柱，其上立一神鸟，其下九人跪拜祭祀。依据云南地方史志传说，此图说的是张乐进求禅让王位，细奴逻成为南诏开国国君一事。在其后，又绘南诏王“隆昊”（隆舜）和其子舜化贞礼拜阿嵯耶观音（见图Ⅷ—67）。

图Ⅷ—63　《南诏图传》局部

图Ⅷ—64　《南诏图传》局部

“西耳河记”则绘西洱河，内有两蛇首尾相交成封闭菱形图案，其中禁锢者象征着河神的金鱼和神螺，寓意隐晦（见图ⅤⅢ—68）。

《南诏图传》画卷部分末尾题记为“中兴二年三月十四日信博士内常士酋望忍爽臣张顺巍山主掌内书金券赞卫理昌忍爽臣王奉宗等谨”，说明《南诏图传》原作是南诏中兴二年（公元899年）由官员张顺和王奉宗等奉命组织画师绘制的。但是，现存日本京都有邻馆的《南诏图传》在上述文字之后，有一题签为“文武皇帝圣真”，另外在篇首又出现“文经元年”字样。对于“文武皇帝”对应何人，学术界有争议，而“文经”为段思英年号，“文经元年”为公元945年。所以，学界一般认为日本京都有邻馆的《南诏图传》并非原作，应是公元12世纪或13世纪的摹本，属大理国时期。(www.xing528.com)

图Ⅷ—65　《南诏图传》局部

图Ⅷ—66　《南诏图传》局部

图Ⅷ—67　《南诏图传》局部

《南诏图传》作为大理国时期临摹前朝的作品，其本质是通过讲述南诏历史，宣扬国教——“滇密”，从而证明大理国与南诏政权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宗教意义上具有合法性，是“君权神授”的产物。其中的内容也反映了早期佛教密宗传入洱海一带，与本地巫教相抗争，最终战胜巫教而上升为“国教”的过程。对照文献记载，大约在南诏王劝丰祐时期（公元824—859年），营建崇圣寺塔，佛教逐渐兴盛。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至南诏王世隆时（公元860—877年）南诏“俗尚浮屠”，南诏王隆舜时期（公元878—897年），南诏境内又兴建大寺“兰若”八百座，小寺“伽蓝”三千座，使得佛教在民间得到普及，南诏民众“皆以敬佛为首务”，至此佛教“滇密”正式成为南诏国教，而作为“滇密”象征的“阿嵯耶观音”也就成为南诏的保护神，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大理国时期，因此就不难想象大理国为何要临摹前朝作品了^[180]。

图Ⅷ—68　《南诏图传》局部

从艺术造诣上来看，传世的《南诏图传》虽然略逊于《张胜温画卷》《维摩诘经》，但作为12至13世纪的艺术作品，其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文物价值是其他同时代作品无法比拟的，这也决定了《南诏图传》在南诏、大理国史上具有极高的艺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