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考古学通论：对塔基清理发掘揭示出意外发现

塔起源于印度，梵语称“窣堵婆”，原是供奉释迦摩尼的遗骨——舍利子的佛教建筑物。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并逐渐本土化，形成形式多样、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建筑形态。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鼎盛，所建造佛塔建筑在形制上既存有中原地区的传统，也具有本地区较为独特的风格。

（一）大理崇圣寺千寻塔

崇圣寺三塔位于今大理城西北1千米左右，点苍山麓，小岑峰下，原崇圣寺前。东距洱海约2千米，背山面水，主塔又名千寻塔，残高59.6米，为四方形16级密檐砖塔。南北两塔相峙于主塔之西，为八角形10级密檐砖塔，两塔相距97.5米，与主塔相距各为70米，三塔鼎立，极为壮观^[84]。

千寻塔外部不用梁柱斗拱等，以轮廓线取得艺术效果，塔内采用木楼梯，与西安小雁塔等一样，是我国唐代塔形之一（见图Ⅷ—36）。

图Ⅷ—36　千寻塔

1978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对千寻塔进行了加固维修，并实测和清理了塔顶、塔基文物。千寻塔塔基总高为13.45米，呈正方形，边长9.9米，方向95.5度，塔四周用砖石砌两层台基，上层台基四边长为21米、高1.9米，用砖砌成须弥座状，台面四周用石铺砌。东面正中有一石照壁，长8.23米、厚1.1米，正面是大理石篆刻的“永镇山川”四字，其中川字涂朱色，据传为明人原作，其他三字为1925年大理地震时倒塌后补刻。照壁两侧各有石砌过道与下层台基相连，有八阶，宽1.5～1.6米。下层台基南北宽33.5米、东西宽33.35米、高出地面约1米。基座系用卵石砌成虎皮纹石墙，四周有压面石一周，其上安有青石栏杆，栏杆望柱高1.2米，柱头多数刻桃形，四角刻坐狮。栏板通高0.8米、宽1.5米，中间镂空作窗格花纹。

对塔基的清理发掘，一是在塔的西南角开探沟一条，以便探明基座的外部结构；二是由西窗洞入内自上而下清理塔心。塔外探沟探明的情况是，在距塔地面18厘米处，塔基开始向外扩宽58厘米、高99厘米，由12层砖砌成。其后又扩宽64厘米、高98厘米，由17层砖砌成。再次又扩宽82厘米、高43厘米，由7层砖砌成，其下是卵石及红胶泥夯土地基。3层扩宽部分总高2.35米、宽2.04米。总高没有超过塔的两层台基，可见该塔实际是充分利用苍山山麓的石质地基，而无更多的人工处理，塔身几乎是“平地而起”^[85]。

塔心部分堆积可分3层：第1层由西窗洞内起，有1米左右的草木杂土层，为历年登塔者所积。第2层厚3.15米，为碎砖杂土层。其上2米左右，堆积杂乱，似为修塔后的废土，其中曾发现木楼梯的残片。其下塔门两侧堆积整齐，南侧宽1.04米、北侧宽1.1米、高约1.7米，形成南北两个台基，中有石条相连，形成一“凹”字形，似为原来塔内楼梯的底层结构。拆除以后，南、西、北三面皆露出几个墙洞，出土一批泥质佛像和塔模。第3层由距塔地面高1.6米至塔地面以下1.8米处，为经过筛洗夯实的灰绿色细砂层。在去除上层南北两侧台基之后，有3层铺地砖，细砂在铺地砖之下。在距门道地面30厘米深处，塔身砖墙各向内缩小0.5米左右，塔心空间面积减为2.5×2.5米左右。距门深3.38米处，去除填砂之后。塔底露出铺地砖7层，斜砌，从高度和结构看皆与塔外扩展的第3层台基相一致，而塔身即砌于铺地砖之上。再往下则为1.34米的夯土层，正中有一直径2.2厘米的小孔，应该是建塔时立的中心点，夯土层的深度只比崇圣寺现在场地地面低60厘米。

从整个塔基的发掘情况看，与西安小雁塔等相同类型的砖塔相比较，在结构处理上有明显不同之处，即小雁塔等塔心与门道下有存放佛牙等物的“地宫”，而千寻塔则没有。千寻塔塔基部分逐层向外扩宽加大承重面积，则为小雁塔所不见。千寻塔历千年地震和风云的侵袭，但没有发现塔身有任何倾斜的现象，看来与厚墙和加宽基座的做法有关，在建筑技术上有独到之处。

千寻塔凡16层，由下至上从第2～15层结构基本相同，第16层为塔顶部分。从第2～9层除结构相同外，尺寸大小也十分相近，9层以上收缩逐步明显。现以第2层为例：塔身高为1.35米，每面宽上为10.2米、下为10.5米，下部有一宽25厘米、高20厘米左右的横梁与第1层的檐面相连接。上部砌出叠涩檐，凡17层砖，每层出跳5～7厘米不等。出跳的第2层砖砌成菱角牙子。檐部总长12.2厘米、高1.8厘米，其中叠涩部分高1.2米，檐面0.6米。四角稍往上翘，高出塔檐中部约30厘米。

塔身东西两面正中各有佛龛，内置石佛一尊。龛作券顶，高90厘米、深80厘米。佛龛两侧距2米左右砌有亭阁式小龛各一个，莲花座，庑殿式顶，中嵌梵文刻经一片。南北两面亭阁式龛相同，唯中间改为门洞，直通内壁。第3层塔身则南北为佛龛，东西是门洞，其上逐层依次交替。第2层门洞深为2.35米，可见随着塔身的收缩，墙壁有所减薄。

塔身通体抹有石灰，一般厚2厘米左右，有些断裂面可见所抹石灰达七、八层之多。更值得注意的是，自第2层至第14层塔身贴有一层面砖，皆顺砌，用石灰作填料，宽25厘米左右，贴面的砌法是先在塔身下部贴4层砖，宽48厘米，形成塔身与塔檐连接部的横梁，再顺墙横砌直至塔身上部和檐连接处，敲去原塔檐第1层出跳部分，填砖形成贴砖后的第1层出跳，其上用半砖做菱角牙子，形成第2层出跳，其上则无贴砖。塔身第2～14层的这一层贴砖，使塔墙增厚了25厘米，从砖料、填料和砌法等方面看，皆与原塔身不同，显然是后人所加，且已有许多地方贴面部分与内壁脱离，露出隙缝，内壁还有另一层石灰^[86]。

塔顶现仅存铜制覆钵和塔刹中心柱基座等部分。覆钵直径为2.28米，通高1.08米，壁厚约1.5厘米。钵底向上，收缩成一直径约50厘米的圆口，作“凹”字形边，中嵌铁制相轮的内圈。钵面铸有简单的三角形和圆形纹样。现存相轮圈四，扣在覆钵之上，最高一圈直径为2.15米，用8根扁铁与嵌在覆钵上口的相轮内圈相连接，内外圈之间另有二道加固圈。第二道轮圈直径2.2米，第三、四道圈则为圆口铁，直接扣在覆钵上，直径分别为1.8米、2.1米。据出土塔模及佛骨塔等塔刹形制推测，其上应钉有铜莲花瓣装饰。

在覆钵内中心有一铜制方形筒状物，每边宽37厘米、壁厚1厘米，口部向内收缩成圆形，直径30厘米左右，现仅保留部分已经扭裂的残片。该物即是原塔刹中心柱的基座，嵌砌在塔顶正中，上口距覆钵上口约50厘米，里面填满了黑褐色含各种杂质的湿土。

图Ⅷ—37　嵌珠鎏金银金翅鸟

图Ⅷ—38　阿嵯耶观音金像

此次塔顶与塔基共出土各种文物680余件（见图Ⅷ—37、38），其中塔刹中心柱基座内出土567件，中心柱以东坑洞内出土6件，西坑洞内出土8件，塔顶覆钵内壁1件；塔身第七层西北角墙洞内出土3件；塔基底部墙洞内出土104件^[87]。

塔顶部分：出土木制经幢1件，造像133尊，其中佛像43件、菩萨像65件、天王力士像9件、其他造像16件。刻纹片6件，写经若干，因雨水浸泡，多数已腐朽，数目不详。塔模8件，青铜镜15面，印章、封泥、银币11件，瓷器6件。另有各种法器、兵器、日用器，其中金刚杵213件，铜铃4件，铜镯57件，骷髅珠2颗，铜夹7件，钵盂1件，钹1件，念珠千粒以上，金银饰品22件，药物若干。

塔基部分：1978年5月，在清理塔基时出土文物104件，皆为陶制佛像与金刚塔模。出土有陶佛像15件，陶金刚塔模69件，梵文印咒22件。

关于崇圣寺主塔的修建年代，文献记载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第一种是贞观说，李元阳《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曰：“顶有铁柱记曰：‘大唐贞观尉迟敬德监造’”。第二种是开元说，张道宗《记古滇说集》曰：“唐谴大匠恭韬、徽义至蒙国，于开元元年癸丑造三塔于点苍山下，建崇圣寺于塔之上”；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大理府寺观曰：“塔石刻曰唐玄宗开元元年癸丑岁，大匠恭韬、徽义所造”，是年为公元713年。第三种是开成元年说，王崧《南诏野史·丰祐传》曰“开成元年，嵯颠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丈，自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功始成。匠人恭韬、徽义、徐立”，开成元年是公元836年。^[88]

对于以上三种不同的说法，方国瑜先生在《大理崇圣寺塔考说》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考订，认为开成说的可能性大，以贞观六年（632年）来说，其较南诏统一要早116年，较之西安小雁塔的建塔年代也要早65年，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看，当时皆无建塔的可能，从佛教传入的历史来说，《中兴图卷》等宗教画认为从细奴逻时传入，其本身即是后人的附会之说，即使是事实的话，也不是初唐。这次修塔，塔顶也未见有任何铁铸款识的痕迹，因而贞观建塔是缺乏根据的。以开元元年（713年）来说，通观南诏历史，唯有“开元二年立土主庙”与“开元十四年，立庙祀晋右将军王羲之为圣人”的记载^[89]。此外，李京《云南通略》曰：“晟罗皮立，是为太宗王，开元二年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其后才有“大历十二年（777年）建观音寺于白崖”“贞元十九年（803年）为景帝建妙音寺塔”等最早建塔的记载^[90]。开元初是佛教传入云南的最初阶段，修建三塔也是不可能的事。而所述修塔匠人恭韬、徽义则与开成元年说同，方国瑜先生认为开元乃开成之误，是有道理的。而开成元年建塔之说，不仅述事详尽具体，而从当时南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来说，丰祐世隆时北面两度攻占成都，南面攻占交趾，正值南诏的极盛时期。特别是从四川掳掠了大批的汉族工匠。“自是南诏工巧，埒于蜀中”^[91]，对大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被俘人员中亦包括不少僧道在内。^[92]这一时期南诏的佛教亦已传入，《滇略》卷十引《太平广记》曰：“唐乾符二年，韦陀将军童真告宣律师曰：西洱河袤百里，广三十里，中有洲岛，古寺经像尚存，无僧主持，经文与人相同，时闻钟声，百里殷实，每三年供养古塔，基如戒坛二重，塔上有复釜，彼土诸人见塔每放光明，即以素食祭之，求其福祚也。”那时距开成元年凡40年。

从崇圣寺主塔清理的文物来看，可见自唐宋以来，祖国边疆的民族文化与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交往联系是极其密切的，千寻塔的造型与结构是典型的唐代砖塔；塔上能见的文字资料，除佛教典籍常见的梵文外，基本全部是汉字，包括唐代武后所创的字体，在大理国时仍继续沿用；塔上清理出土的许多文物，如“开元通宝”“湖州”“成都制”字样的青铜镜、瓷器、经卷、印章等，都是直接说明与祖国内地经济文化密切交往的证据。南诏、大理国是一个以彝族和白族先民为主的地方民族政权，在政治上和经济文化上都保持了与中原的密切联系，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大理弘圣寺塔

弘圣寺塔位于今大理市大理古城西南隅，苍山玉局峰东麓，原弘圣寺前，弘圣寺已于早年荒废，仅存古塔至今。

图Ⅷ—39　弘圣寺塔

弘圣寺塔是一座典型的密檐式空心方形砖塔，凡16级，通高43.87米。塔身上下略小，中间稍大，弘圣寺塔平面呈正方形，下垒塔基三台，塔身每层都有砖砌成叠涩式檐面，四角起翘，较为壮观，第2～15层每层四角均有佛龛，龛内供佛像。塔刹为铜制，由中心柱、葫芦、伞盖、相轮及莲花座等部分组成，伞盖为八角形，每一角上均挂有风铃（见图Ⅷ—39）。

1981年9月至1982年3月，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了维修并清理出土文物600余件，其中佛塔模型60件，造像52件，佛造像19件，菩萨像27件，金刚杵142件，铜镜10面，其他如铜镯11件，水晶饰品7件，念珠127粒，海贝156枚，卷经轴头50条件，铜瓶及挖耳各1件^[93]。

关于此塔的修建年代，文献尚无明确的记载，因此只能从其造型、出土器物及后人的研究中提供一些看法。1938年11月30日，我国著名的古建专家刘敦桢先生曾实地对该塔进行过详细的调查考证，在其专著《刘敦桢文集》三中说：“考塔之形制与详部结构，显较南诏建造之佛图、慧光二寺塔及崇圣寺千寻塔略晚。而视元妙应兰若塔与明妙湛寺塔为早，故疑成于南诏末叶或大理国时期。”此次出土的观音像与云南剑川县石钟山石窟中的第十四号大理国时期的观音像在造型风格上是一致的。

从该塔造型结构及用料上看，也说明它不是南诏和元明时期的建筑，而是大理国时期的建筑。南诏时期的佛塔多与中原唐塔相近，从其塔体轮廓上看，上下略小，中部稍大，呈曲线收刹，平缓过渡。塔檐厚度自下而上逐层减薄，檐的两端形成明显反翘；檐面出伸较长，凹入较大。而此塔外部轮廓线较为僵直；塔檐厚度自上而下逐层减薄；塔檐出伸短，檐口平直，无反翘。虽然与南诏佛塔造型相似，但已是貌似而神非了。另外，从近年维修的众多古塔中，我们注意到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塔，其砌筑砖块使用的砂浆均为红烧土，而元明以来的已开始用石灰砂浆作黏合剂了。因此，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弘圣寺塔不是元、明时期的建筑。由以上几方面看，该塔定为大理国早期的建筑是可信的。南诏时期的佛塔与唐塔更为接近，而大理国时期的佛塔与唐塔相比，却有貌似神非之感。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其实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象征。正是这种貌似神非之中孕育着区域性、地方性、民族性的造型艺术的萌芽和起始。之后，云南佛塔逐渐形成了地方性、民族性的造型艺术风格，独秀于我国的建筑园中^[94]。

出土文物中的文字，除佛教典籍中常见到的梵文外，其他都是汉文，包括武后所创的“仏”“圀”等字，大理国至元明时期仍在继续使用。塔上清理出的许多文物，如青铜镜、印章等，都是直接说明与中原经济、文化密切交往的证据。同时，塔内出土的各种佛像，具有各种不同的风格，其中还有西域梵僧像，这说明云南边疆不仅与中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邻近国家有着友好的国际交往。

（三）大理海东罗荃塔

罗荃塔位于云南省大理市海东镇向阳村西北罗荃半岛的罗荃寺后山，西临洱海。1996年10月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对该塔塔基进行了清理发掘。据调查，塔原为四方形密檐式空心砖结构，13级，无刹（不知是后期损毁还是原建时未曾完工），残高20多米。

塔基为砖石结构，正方形，每边长约12米，地宫位于塔基中部填石层中，长48厘米、宽34厘米、深50厘米，上面用尖头梵文砖封口，底部也用梵文砖铺垫。出土器物有天王像2件、金刚杵2件、绿釉罐1件、陶罐1件、海贝约百余枚、扣环1件、瓷罐1件、塔砖若干^[95]。

在此次发掘前，大理州征集到1件手握式金刚杵，长20.5厘米，铜质，属塔内文物^[96]。

关于罗荃塔的建造年代，史书无确切的记载，谢肇淛《滇略》云：“唐时杨都师创洱海东罗荃寺。”虽提及罗荃寺，但未言具体创建时间，也未言罗荃塔。按佛教建制，在早期古塔中，作为放置舍利的处所，是佛寺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塔寺互为联系，有塔必有寺。据此，我们认为罗荃塔与罗荃寺时代不会差得太远。又《滇略》卷十引《太平广记》载唐乾符二年，韦陀将军童真告宣律师曰：“西洱河袤百里，广三十里，中有洲岛古寺，经像尚存，无僧主持，……时闻钟声，百里殷实，每三年供养。古塔基如戒坛，二重，塔上有覆釜，彼土诸人，见塔每放光明，即以素食祭之，求其福祚也。”按乾符二年，即公元875年，此时距南诏的统一已一百多年，经过南诏统治者的拓展及与唐朝、吐蕃的战争与交往，特别是唐代汉文化对云南地区的影响，佛教在南诏广为传播，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建极铜钟、铜观音像、剑川石钟山石窟等均为这一时期的杰作。《太平广记》所述虽未言明具体的塔，但从南诏的盛况及佛教的流传情况看，罗荃寺建于这个时期是有可能的。从出土文物推断，地宫里出土的金刚杵为简单的指佩式，而在崇圣寺塔、弘圣寺塔及佛图寺塔等古塔的维修中，均出土了大量的各种质地的金刚杵。这些金刚杵在式样上有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如弘圣寺塔出土的器物，标本HT：15为金质金刚杵，HT：28为银质，二者式样与罗荃塔出土相同^[97]。一部分铜质鎏金杵制作颇为精美，式样复杂多样，但数量最多的还是这种简单的指佩式，佛图寺塔、崇圣寺塔出土亦然^[98]。此次清理所出的两件天王像，阔鼻深目突颧骨，具有明显的“胡僧”特点，大理其他古塔均不见此类型造像，当为早期密宗造像。该塔的早期塔砖，单面模印梵文经咒，无相应的汉文对照。作为最基本的建筑材料，大理地区时代较早的几座古塔，塔砖各有特点。佛图寺塔塔砖都是素面，千寻塔的塔砖梵汉文对照，烧制技术精湛，弘圣寺塔也大致相同^[99]。

综合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罗荃塔在大理以及云南的古塔中，属早期的佛塔，时代当在南诏（唐）中晚期，至少不晚于崇圣寺千寻塔。塔后来进行过维修，明代是其中比较确切的一次^[100]。

（四）大理下关佛图塔

佛图塔亦名蛇骨塔，位于云南大理点苍山第十九峰（即斜阳峰）东麓，北距大理古城9千米，南距下关镇4千米。

塔为方形密檐式空心砖结构，共13级，高30.07米。1981年5～9月，大理州文管所、下关市文化馆对此塔进行了实测和清理。出土文物有金刚杵36件、青铜八卦镜1件、铜质造像2件、塔模2件、手镯8件、金片1件、银花1件、各色饰珠26粒、货贝80枚、卷经木轴30根以及鎏金铜函、经卷若干。

关于佛图塔的兴建年代，史志无明确记载，故只能从塔的建筑风格、出土文物以及现存《重修佛图塔记》碑的有关记载考察推测。

此塔的整体造型、细部处理、建筑材料等，均与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相类似。如它们都是方形密檐式空心砖塔，每级塔檐四面的佛龛及采光洞都采用交替上升的方式，塔门均为木过梁圭角式，砌砖用灰浆都是红烧土等。

从塔内出土的文物看，许多文物的造型、纹样、尺寸特征与大理崇圣寺千寻塔中所出文物基本一致，如标本37号菩萨造像与千寻塔出土的TD上：34极为相似。金刚杵、塔模也与千寻塔出土同类文物有相似和相同的地方，如标本28号金刚杵与千寻塔标本TD上：75相同。此塔出土的鎏金铜函也与千寻塔出土的鎏金铜函造型基本一致，仅大小有别。

佛图塔塔身现嵌置一明万历乙亥年（1575年）赵纯一撰《重修佛图塔记》碑，据碑文记载：“大理城南二十里阳和山之麓右有寺名佛图塔，之外也有塔十三阶，盖以应佛图之大观也。昔人造之必有所因，经考传记在洪武历元时已有矣，迄建文即位四年复修之。其源自无忧王遣使臣张罗造浮屠八万四千，此居其一焉。”说明此塔在明初已是一座破旧的古塔了。如果此塔为元代建筑，那么到明初应不至于到需要维修的阶段，因此它的兴建年代似应在元代之前。

综上所述，佛图塔的初建年代当与大理千寻塔相近，即南诏劝丰祐时期或稍晚。从南诏发展史看，这正是经济文化较发达时期，这一时期建造崇圣寺三塔及佛图塔等大型佛塔，是具备历史条件的^[101]。

（五）昆明东、西寺塔

南诏时，在拓东城内建有常乐寺和慧光寺，两寺位置一东一西，又称东寺和西寺。在两座寺院内分别建有一塔，即常乐寺塔，也称东寺塔；慧光寺塔，又称西寺塔。

两座寺院早已废弃，唯有两塔仍耸立在昆明市内。东寺塔位于今昆明市书林街，西寺塔位于昆明市东寺街。两塔耸立在城南，与城北大德寺双塔（明代所建）遥遥相对，成为古代昆明的重要标志性建筑。

东寺塔为四方形13级密檐式空心砖塔，高40.57米。底层南面辟有塔门，第二层檐上四面均开有券洞，每洞内置石雕佛像一尊。西寺塔为四方形13级密檐式空心砖塔，高31米（最高两层已塌陷，塔刹和金鸡无存）^[102]（见图Ⅷ—40）。

图Ⅷ—40　东寺塔

图Ⅷ—41　西寺塔

据《南诏野史》记载：“唐宣宗大中八年甲戌（公元854年）建东寺塔，高百五十尺。西寺塔高八十尺，大匠尉迟恭韬造。自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至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功完。”再从两塔形制看，均与崇圣寺千寻塔、弘圣寺塔相似，是南诏时期所建。现今的东寺塔为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仿西寺塔重建，1980年又重修被风吹落的塔刹和金鸡。西寺塔也曾在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499年）因地震而倒塌，五年后在原塔址上重修（见图Ⅷ—41）。

（六）大理崇圣寺南、北塔

在大理国时期，在公元907～960年间，在千寻塔南北两侧各建一座八角形的砖塔。

两塔均为十级，各高42.19米。塔身除第一级以外，逐渐收缩至顶部，每级檐面出伸较短，无出挑，上面装饰人物，莲花和“卍”字图案。从第二级塔身外壁每面开一券龛，每龛置一尊佛像。塔身表面涂一层白色泥皮，塔顶有铜制葫芦、伞形铜铃等^[103]（见图Ⅷ—42）。

图Ⅷ—42　崇圣寺南塔及其平面图

（七）祥云水目寺塔(www.xing528.com)

水目山位于祥云县城东南约25千米处马街乡，据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水目寺诸祖缘起碑记》记载，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起，普济庆光禅师即首建水目寺，“纳子千余，六诏诸王，咸来问道”。水目山曾建有水目寺、宝华寺、普贤寺、灵官寺等诸多名刹古庙，今仅存下寺，即水目寺及塔院中的水目塔和北岗塔林^[104]。

水目寺塔在大理国时建造，为15级四方形密檐式砖塔，高18.17米。塔基为双基座，第一台即下层台基座呈四方形，以石块砌成。第二台即上层台用砖砌成须弥座，呈八方形。塔身第一层南面壁上有彩色佛教绘像23幅，东面有封闭式塔门1个。塔身每层四面均设龛洞1个，塔檐为三层方砖叠涩出挑而成，第一层为犬牙状。塔身从二级起至十级收分较小，十一级以上逐级收分明显^[105]。塔刹铜质，由仰莲、覆钵、宝顶组成。在水目寺塔前原有两小塔，后塌毁^[106]（见图Ⅷ—43）。

水目山北岗塔林，位于水目山寺右侧的北岗山上。据《水目寺诸祖缘起碑记》载：“净妙澄禅师姓高氏，大理国段氏国公仁懿太后之父……天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迁化于水目禅室，越翼日，火化于北岗而建塔焉。”“天开七年”应是公元1211年。从此以后这里成了大理国的历代名僧圆寂之地，至今还存有50余座墓塔。墓塔由东而西作台阶状排列，墓塔形状一般为亭阁式和窣堵婆式两种，通高3～6米不等；墓塔基座有四方形、六方形两种，塔刹用砖石制作成相轮、仰月、宝珠等形状^[107]。墓塔下设竖井形墓室，门从塔基侧面开地道口，道口设有大理石双合门。墓室高3～5米，墓道两壁有石砌台阶，每台又分若干小格（龛洞），用来安放骨灰罐。墓塔从大理国一直延续到清代，如此多的墓塔为全国少见^[108]。

图Ⅷ—43　祥云水目寺塔

（八）洱源旧州东塔

旧州塔位于洱源县右所镇元井村西1千米处，旧州古代为邓赕诏的中心，后来又是邓川州的治所。古城早已湮没。今唯存三座古塔，其中东塔为大理时期佛塔，另两座为清代塔。旧州东塔位于旧城的东面，高约30米，共11级，为四方形密檐式实心砖塔。塔分为基座、塔身、塔刹三部分。基座原为二层，现仅存上层，为正方形，边长5.7米。塔刹为八角形宝盖，角挂风铎；塔身各层用砖砌出叠涩塔檐，其上逐层收分。第二层东、西面设佛龛，内置石刻佛像；南、北面设券洞，与塔心相通，其上逐级相互交错。旧州东塔建筑风格及塔上所出塔砖、纹饰、铭文等与大理弘圣寺塔相近，应是大理国时期的建筑^[109]（见图Ⅷ—44）。

图Ⅷ—44　洱源旧州东塔

（九）姚安矣保山塔

此塔位于姚安县城北约7千米。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原塔基处发现过大量残砖，砖上模印文字有“大宝六年甲戌”纪年。知此塔为大理国段正兴大宝六年，即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建。矣保山塔不知毁于何年，今按万历《云南通志》卷三《姚安府古迹》云：“矣保山塔，在姚安城北十五里，段正兴大宝六年甲戌建，实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上有砖记之，今犹存。”可见明代后期，此塔还未毁^[110]。

（十）大姚白塔

大姚白塔，又名磬锤塔，位于大姚县城西文笔峰上，塔高18米，为空心砖塔。

图Ⅷ—45　大姚白塔

白塔造型奇特，在云南全省唯此一例（见图Ⅷ—45）。塔基座是八角形须弥座，其上是八角形柱体，柱上砌12级密檐，上托起塔的主体——上大下小的椭圆形塔身，表面全用石灰涂抹，浑体皆白，故名白塔。这种塔是受印度“窣堵婆”造型影响下产生的。“窣堵婆”的特点是方形台基、圆形塔身。但大姚白塔是经过改造后的塔，既非“窣堵婆”，又非“喇嘛塔”，这一改造塔形的主导思想，可能与婆罗门教崇拜的“棱伽”石有关。

关于白塔的建造年代，较早的文献中未见记载。清道光《云南通志》说：“建于唐时，西域番僧所建，尉迟即梵僧名。”道光《大姚县志》记载：“白塔砖有字曰‘唐尉迟敬德监造’，与昆明东、西寺塔砖字同。”又说：“唐天宝年间吐蕃所造。”从近些年在白塔附近散落的塔砖上，常见模印汉、梵文。汉字有“大佛顶”“八大灵塔咒”“十方诸佛镇塔咒”“资益谷塔咒”“尉迟监造”，特别是“阿众佛灭正极咒”汉文砖，与大理弘圣寺塔和昆明东、西寺塔原塔砖上的字相同，也可以作为大姚白塔系南诏国时所建的证据。此塔在明代地震后受损，清代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修葺，除使用原塔砖外，还新烧一批“同治壬申年署”等字样的塔砖^[111]。

（十一）丽江“白王塔”

白王塔位于丽江市玉龙县西南之九河乡九河村，塔为大理国晚期建筑，据说是为抗击蒙古兵入侵阵亡的大理国将士建造的。塔已毁，残砖尚存较多。砖上多模印梵、汉文字，汉文曰：“追为高逾城和、高福善及阵亡……”“追为高逾城和及殉国亡……”“追为高逾城和、高福美今生一去无疆界……”按高逾城和即高和、逾城即佛名，大理国习俗，如李观音得、高逾城光、王般若昌等皆其例。

据《南诏野史·段详兴传》载：“甲辰淳祐四年（大理国道隆六年，公元1244年），蒙古兵出灵关伐大理，详兴遣将高禾（和）迎战，禾败死之。……宋遣使吊祭，致经书银缎，为禾拒蒙古兵战殁也。”

《元史·世祖本纪》载：“癸丑（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十二月丙辰，军薄大理城。初，大理国主段氏微弱，国事皆决于高祥、高和兄弟。是夜，祥率众遁去，癸亥，获高祥，斩于姚州。”文中仅说获高祥而未提及高和，因高和于元世祖入大理城前十年已阵亡于丽江九河。因高祥、高和兄弟皆“白蛮”，又为大理国晚期决国事者，所以时人尊称高逾城和塔为“白王塔”^[112]。

（十二）景洪曼飞龙塔

曼飞龙塔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市大勐龙乡曼飞龙村后山上。曼飞龙塔由一座大塔和四周八座小塔组成塔群。群塔建筑在圆形巨大基座上，基座高3.9米，上面砌出八角，内含八个佛龛，龛上装饰莲花。八角上分别建八座小塔，各高9.1米。从空中鸟瞰，呈八瓣莲花形。主塔高16.29米，位于正中，八座小塔像众星捧月似的拱卫着主塔。九座佛塔均为砖砌，外面雪白，金色的塔尖翘然挺拔，直刺蓝天，犹如春笋破土而立，故又有“笋塔”之称。

这组塔群，每座塔的塔身都建造在三层莲花须弥座上，塔身作覆钵式半圆形，塔刹由莲花座托上的相轮和宝瓶组成，曼飞龙塔的造型与东南亚诸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佛塔类似，尤其与泰国北部的马哈拉特塔造型相近。从细部看，莲花座托上的舍利塔，又有我国内地汉传佛教的特点（见图Ⅷ—46）。

据西双版纳傣族典籍记载，这座塔群建于傣历565年（公元1204年），塔的式样由印度僧人设计，由勐龙傣族头人古巴南批主持建造^[113]。

图Ⅷ—46　曼飞龙塔

（十三）洱源火焰山塔

火焰山塔位于洱源县三营镇北1千米的东山山顶，当地居民称此山为火焰山，塔也叫火焰山塔。1974年5月，大理州文物工作队对此塔进行了调查，此塔是八角形密檐式实心砖塔，共7级，高10米，造型外观与崇圣寺南、北塔相似，建造该塔的大量塔砖上模印大理国段正兴时期“大宝七年”的年号，可确认该塔建造于公元1155年^[114]。

火焰山塔于1966年被毁，出土的中药材原来用绵纸包装，纸包上还用墨书注明名称，此批药材共计30种，其中除金箔、珊瑚、玛瑙、珍珠、干姜、檀香、草拨、草果、槟榔、樟木子等24种已知其名称外，尚有6种至今无法辨认。而且除中药材外，还出有一件藤背筐，以及大理国时期的丝绸织品，为捆扎包裹药物之用，计有白绢一幅，丝绸三块，麻布两条，另有彩绘木佛座一件^[115]。

（十四）巍山巄山塔塔基

巄山塔塔基位于巄山东南面一山岗上，在曾经发掘的过厅式建筑东面约400米处。史书上记载此塔为巍山县最早的塔之一。正德《云南志》：“巄图山……今上有浮屠及云隐寺。”《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十二》：“巄图山……其浮屠在寺北回冈上。”根据以上二条史料可知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此塔仍在。徐霞客在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八月游巄山时也见过此塔。但到了康熙《蒙氏府志》时已不见记载，可知清初此塔已毁。现存塔基的位置与《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的浮屠位置相符，也就是说史书中的浮屠与塔基同为一物。

1991年11月至12月，云南省博物馆、大理州文管所、巍山县文管所共同对对巄山塔塔基进行发掘。发掘前塔基地面上遍布砖块，地势略高出周围地面。发掘出土文物约300多件，有石雕造像、陶制范模、带印记的砖、石柱础，有字瓦、瓷片、青铜丝、铁钉等^[116]。从发掘情况来看，巄山塔塔基四面铺地砖中都立有石柱础，共发现7个，东面一个（应有两个，其位置还在），其余每边两个，其位置、距离都有规律。而且塔基东面发现两个椭圆形坑，两坑位置对称，形状也差不多，一坑内发现一大石雕造像，头、手已残，另一坑内埋一石雕造像的残手。

（十五）其 他

除了上述所列佛塔外，在实际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有一批佛塔模型，另外，塔的形象还经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佛造像、经幢等石刻建筑上。

1.佛塔中出土的和塔藏的塔模

佛塔模型多出土于佛塔建筑内部，主要有：

下关镇佛图塔出土的银质密檐式方塔模1件、铜质鎏金亭阁塔模1件。

大理弘圣寺塔出土的方形亭阁式塔模43件、密檐式塔模8件、喇嘛式塔模6件、磬锤式银质塔模1件（磬锤式银质塔模是早期窣堵婆式塔体的变异型，它的形状与现今犹存的大姚县城北大理国时期的白塔极为相似，当地人俗称其为磬锤塔），空心窣堵婆式塔模1件（见图Ⅷ—47）。

巍山县双圈河大理国早期建筑遗址出土的方形密檐式塔模1件。

大理千寻塔塔藏的密檐式塔模4件、铁罩鎏金铜座五色舍利塔模1件，木制金刚塔模2件，曾出土有亭阁式塔模1件。

图Ⅷ—47　弘圣寺出土的单层塔模

2.雕刻造像中所见塔的形象

金华山北方天王石刻，左手上托一小塔。

石钟山石窟第十三号窟北方天王石刻，左手上举托一小塔。

剑川石钟山石窟第十五窟观音像左右两侧的佛龛中有一座方形密檐式塔，其两侧的八座浅浮雕佛塔分别为四层方形密檐式塔1件、二层方塔2件、单层覆钵式塔3件、单层方形亭阁式塔1件、七层方形密檐式塔1件。

云南大理弘圣寺塔出土北方多闻天王造像2件，其左手托四门塔。

禄劝密达拉摩崖石刻北方多闻天王左手持塔像。

晋宁北方天王石刻，左肩上方有一印度式小塔，小塔左下方雕一密檐式方塔，须弥座，形制与大理崇圣寺千寻塔相类似。

凉州博什瓦黑石刻画像。其中一幅刻石刻有十三级中国式佛塔，还有一印度式佛塔，还刻有一天王像，其左手托塔。其中的中国式三级方塔与四川大足宝顶大佛塔和南京栖霞舍利塔形似，为密檐式塔。

四川大箐乡罗卜惹岩画。毗沙门天刻石其左手托一佛塔，塔呈卵形^[117]。

3.经幢上所见的塔

昆明市博物馆内大理国经幢上的北方天王石刻，右手托一小塔（塔基存，塔身已毁）。此经幢第4层药师龛之右有一飞天持塔。

由以上的分类叙述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塔，可以归纳出此类建筑的特点：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古塔与佛教有密切联系，而且许多塔是以寺命名的，如崇圣寺前南诏时期的千寻塔和大理国时期的二小塔，人们即习惯称为崇圣寺三塔。南诏、大理国古塔的又一特点是塔身上下较小，中部较大，塔体高峻，外部轮廓呈曲线。同时期中原古塔自下而上收缩，塔身外形敦厚有余，挺拔秀美不足。

中原古塔，自唐以后细部处理多采用仿木构平座，出檐，装饰繁缛。而南诏、大理国古塔一般采用简单的叠涩挑檐，装饰上采用花纹图案^[118]。南诏、大理国的古塔，大多为密檐式空心砖塔，与中原同时期的古塔有一定的承袭关系，但又不完全拘泥于中原古塔的模式，它融合本民族、本地区的传统建筑风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如西安小雁塔在塔心和门道下面有“地宫”，而大理的千寻塔却没有“地宫”，这些特点也影响着后世的古塔建筑。

严格地说，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古塔均为佛塔，其建筑材料主要是青砖，极少数用石料。石料多用在基础部分和基座部分，青砖的规格也具有时代特色，一般都比较厚重，如南诏时期多用长方形大砖。大理国时期青砖的品种规格有所增加，除南诏时期常用的规格外，增加了一些尺寸较小、形制不同的品种，这些新品种砖主要用在塔檐出挑犬牙棱角和转角处，对加强塔体的牢固性起到一定的作用。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砖块，厚大笨重，砖面平滑，砖面上大都模印有梵汉相间的佛教咒文及建造年代，字迹清晰，排列有序；后世的砖块，除规格变小外，砖文大都模印施者姓氏，或烧制者姓名。

南诏、大理国时期用的砂浆均为红烧土，这种红烧土的黏性、抗拉力也很强。云南地处西南边陲，石灰的烧制和使用比较晚。所以，凡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古塔和其他建筑，均使用红烧土作黏合剂^[119]。

关于南诏、大理国时期塔的建筑方法，或许使用了类似近代建筑楼房的“脚手架法”。在《张胜温画卷》第80图左下角，画有一群工匠正在搭四面脚手架，其中一面脚手架上又斜搭出竹木制斜梯，往上搬运建筑材料。从人物和脚手架的比例看，脚手架还远未到顶。而且，四面脚手架当中树立一根木柱，高入云表，这似乎表明要修建的建筑物的高度。这样的建筑物只能是塔，而且在紧接下面的第81图上方中央，绘一幅巨大的亭阁式塔。从目前云南尚未发现亭阁式塔的建筑而仅有图像来看，再从塔脚手架的高度分析，第80图的工匠正在造一座密檐式塔，并且已经造好了塔基和第一层。第81图的亭阁式塔表示的文字是“舍利宝塔”，可作第80图是建筑的旁证。而且南诏时期密檐式塔还常在佛龛、洞窗两侧装饰这种早期塔——亭阁式塔的图案^[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