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川石钟山石窟：云南考古学通论

剑川石钟山石窟位于剑川县城西南25千米处的沙溪镇石钟山上，分为三个区：石钟寺区、狮子关区和沙登箐区。共有16窟，造像136躯^[10]。

1.石钟寺区

石钟寺可能创建于南诏时期，原先的建筑大多不存，现存庙宇是清代建筑，寺后分布8处石窟。

第一窟：《异牟寻坐朝图》。此窟高1.66米，宽1.20米，进深0.49米^[11]。窟内一平台，其上雕9人，中间端坐一位王者，身着圆领、偏襟长袍，头上戴着南诏王冠——“头囊”。据李家瑞先生考证为南诏王异牟寻^[12]（见图Ⅷ—5）。王者身后2人，一人执扇，一人手持藤类植物制的长杖，白居易《蛮子朝》诗中有云：“清平官持赤藤杖”，推测此人为南诏清平官。清平官相当于唐代宰相，《蛮书》记载南诏“清平官6人，每日与南诏（王）参议境内大事”，可知清平官不止一人。在王者背后，另有4人，手中亦持物，应是异牟寻的随从。在窟门两侧对坐2人，一老一少，着汉官服饰，短翅幞头，应是唐朝内地人在南诏做官的郑回和杜光庭。窟左侧则刻南诏时期的天竺僧人（印度梵僧）像。

异牟寻是南诏历史上颇有作为的一代明君，在位期间促进南诏与唐重修旧好，对于推动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起到重大的作用。公元794年，唐德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并赐金印——“贞元册南诏印”。

图Ⅷ—5　异牟寻坐朝图

第二窟：《阁罗凤议政图》。此窟是石钟山石窟群中雕像最多的一窟。整窟雕成一座华贵的殿堂，窟高1.90米，宽1.52米、进深0.51米，窟内共雕16人。窟外檐浮雕三重，分别雕瓣状花纹、连珠纹和垂幛纹。下面还雕出卷起一半的幔幛，极其生动逼真。窟内石座上雕一把龙椅，上面端坐南诏王阁罗凤，头戴王冠——“头囊”。王座前则蹲伏着石雕的一狮一虎。

在阁罗凤像的两侧共雕侍从、武士13人，分侍左右，手中亦各有所持，其中唯有一位僧人端坐，此僧着袈裟，执念珠，身后有一把曲柄“杠伞”。据考证，此人是阁罗凤之弟阁陂大和尚^[13]。而阁罗凤下首靠近窟门处，则雕刻两位相对而坐的清平官，形象与第一窟相同。

此窟从雕刻手法上来看，多用浮雕、圆雕与浮雕相结合以及线雕的手法，所雕人物形象生动、风格饱满，衣纹流畅，衣薄透体，褶纹稠叠多皱，颇有“曹衣出水”的风格。从殿堂布局、人物的身份和仪态看，确是南诏王坐朝与臣属议政的雕刻图像，是研究南诏历史的珍贵资料^[14]（见图Ⅷ—6）。

图Ⅷ—6　阁罗凤议政图

第三窟：《地藏像》。此窟高1.50米，宽1.10米，进深0.55米。窟内雕地藏菩萨坐像，披风帽，着袈裟，两耳佩环，手执摩尼珠，窟壁上有“至元”和“宣光”年号^[15]。

第四窟：《释迦牟尼佛像》。此窟高1.45米，宽1.80米，窟正中雕释迦牟尼坐像，其身后，阿难、迦叶两弟子合掌而立。另雕文殊、普贤分侍左右，分别骑乘青狮白象，白象后面另有一象奴手执驯象长钩。

第五窟：《达摩像》。此窟由左、中、右三个窟组成。中间一窟较为宏大，高1.26米，宽1.30米，进深0.50米。窟内正中雕达摩像，达摩旁边还有两尊坐像，四周则雕塑山景，并有樵夫、琴童等世俗人物和猴马等动物。正中达摩身形清癯，似作沉思状，当地居民称之为“愁面观音”。此窟出现最早的年号是“至正元年”（1341年）^[16]（见图Ⅷ—7）。

另外，左右两小窟分成上下台，分别雕佛、阿嵯耶观音、供养人等。

图Ⅷ—7　达摩像

第六窟：《八大明王》。此窟是石钟山石窟群中规模最大的，窟长11米，高3米。正中雕佛及弟子阿难、迦叶。左右为“八大明王”，分别是“大圣东方六足尊明王”“大圣东南方降三世明王”“大圣南方无能胜明王”“大圣西南方大轮明王”“大圣西方马头明王”“大圣西北方大笑明王”“大圣北方步掷明王”“大圣东北方不动尊明王”，这是佛教密宗的八位护法神。在八大明王雕像两侧还雕有两位天王像：毗沙门天王和大黑天神^[17]（见图Ⅷ—8）。

第七窟：《甘露观音》。此窟高11米，宽2.7米。共有造像3躯，正中为“甘露观音”，端坐于雕刻有海浪的莲花石座上。头戴化佛冠，袒胸披璎珞，右手执柳枝，左手托钵，面容敦厚，柳眉凤眼，下颌丰腴。因观音胸口剖开一洞，民间也称其为“挖心观音”。在观音左右各侍立一位捧瓶女供养人。此窟后壁上有藏文题记。观音以及侍立在后的两位供养人神态端庄、造型丰满，颇有唐风（见图Ⅷ—9）。

图Ⅷ—8　八大明王之一

图Ⅷ—9　甘露观音

第八窟：《阿殃白》。此窟中间拱形龛高0.90米，宽0.60米，进深0.65米。正中雕刻莲花座，座上原有雕刻业已毁损无存，现存在这个部位的为一雕刻椎状物，中裂一缝，两旁凿刻，形状为女性生殖器。当地白族语言称“阿姎白”，即女生殖器之意，这具女阴雕刻已成为附近居民求子嗣的膜拜对象。在佛教石窟中出现女阴雕刻在全国唯有此例^[18]（见图Ⅷ—10）。

图Ⅷ—10　阿姎白

在龛外两侧浅龛上雕增长天王、持国天王以及佛、菩萨、协侍等。此龛有大理国盛德四年（公元1179年）墨书题记。可以断为大理国石窟。

2.狮子关区

狮子关是一处险峻的山崖，顶上有像生巨石一尊，酷似蹲踞的雄狮。明代文人李元阳曾在崖壁上题刻“狮子关”三字，该区有石窟3处。(www.xing528.com)

第九窟：《毕摩》。此窟高1.13米，宽0.90米，是山麓一浅窟，仅雕一名男子，裸首，头发卷曲齐肩，身披毡，腰系裙，足穿靴，双手持杵。旁边题刻“波斯国人”4字，书法拙劣，显系晚近好事者所为。关于这躯雕像，学者意见颇不一致。有人认为是“天竺僧人”“婆罗门人”“印度僧人”^[19]；有人认为是彝族^[20]；有人说是“金刚力士”^[21]。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见图Ⅷ—11）。

第十窟：《建国梵僧观音》。此窟位于狮子关左崖，窟高1.83米，上宽1.07米，下宽1.87米。窟内雕一位古印度僧人——“梵僧”像，高有1.66米，头顶秃，深目高鼻，头现宝光，右手结怖魔印，左手握净瓶，足着靴，左下方随一只犬。近年在梵僧左臂上发现一块高0.42米、宽0.22米的榜题：“紫石云中信境兰若。盛德四年六月七日造像施主工匠金榜杨天王秀创。”^[22]这里也出现“盛德四年”（公元1179年）年号，此窟也可确定为大理国石窟（见图Ⅷ—12）。

图Ⅷ—11　狮子关区第九窟

图Ⅷ—12　狮子关区第十窟

第十一窟：《细奴逻全家福》。此窟位于狮子关顶，高0.85米，宽1.20米。共有造像7躯，其中5人坐在床上，右侧男性头戴王冠，着圆领宽袖袍。左侧女性头戴莲花发髻冠，佩耳环，着圆领宽袖衣。在这两躯雕像中间有4行题记，根据题记，“躅罗”就是“圣独罗”，也就是南诏王细奴逻。推测男像为细奴逻，女像应为王妃。在床上坐着的另外3人中，一男孩着兜肚者应是王子，一女孩应为公主，另有侍女一人。

在南诏王夫妇两侧站立两人。右侧男性老者，头戴冠，着锦袍，腰束带并绅带下垂，上体前趋，作述说状。他左手握卦筒（屋透），右手握竹签，应是一位祭司（毕摩）。左侧女性老者，发上有高髻，耳有圆形坠，着圆领宽袖锦袍，垂至脚面。她双手持一羽扇（切克）侧面向王妃，应是一位女巫^[23]（见图Ⅷ—13）。

图Ⅷ—13　细奴逻全家福

当地居民也称此窟为“全家福”。1962年云南省博物馆文物普查小组在石钟山麓的桃羌村和牟平村调查时，这里老人皆称他们祖先在石钟山。牟平村本主庙中供奉的一组木雕本主，当地白族称“红脸本主”，与细奴逻衣着相同。而公主、王子神态也与第十一窟相同^[24]。据此，第十一窟《细奴逻全家福》石雕原先作为“本主”而雕凿的可能性极大。

3.沙登箐区

沙登箐区石窟有5窟，分布在石钟寺西南4千米处的金鸡栖山麓（见图Ⅷ—14、15）。

图Ⅷ—14　沙登箐区石窟造像局部

图Ⅷ—15　沙登箐区石窟造像局部

第十二窟：造像雕凿在高3米、长6米的岩壁上。共有6龛，每龛雕一佛或二佛。第3龛雕弥勒佛和阿弥陀佛。座下刻11行题记，内有南诏王劝丰祐“天启十一年”（公元850年）的年号纪年，这是剑川石钟山石窟群中唯一有南诏国纪年的一窟。从题记来看，此窟应该是附近“沙追”村中一位名叫张傍龙的供养人捐资修建的。题记中“沙追”又称“沙退”，就是石钟山下沙登村的古称。题记中张傍龙的5个儿子分别名为龙庆、龙君、龙世、龙安、龙千，这是南诏国时期常见的“冠姓父子连名制”习俗。另外，题记中的“国”写成“圀”，“佛”刻写成“仏”则是武则天时创造的“新字”。

又在该窟右上方有阴线刻的佛塔一座，其旁有题记云：“大理禅妇□□□敬刻”，说明该石窟造像既有南诏时所刻，也有大理国时期的作品。

第十三窟：石窟刻于金鸡栖山岩石上，为一浅龛，雕菩萨一尊，立于莲花座上，头戴化佛冠，着圆领紧身短袖长衣。在左侧墨书年号为“圣□四年壬寅岁”。龛之外缘刻“奉为造像施主药师祥妇人观音得雕”题记。

在龛左右各雕4座密檐塔。左侧第3座塔上刻“大理圀造像施主药师祥妇人观音姑□□□□□等敬雕”。

从题记看，此窟墨书“圣□四年”极有可能是指大理国段素兴“圣明四年”应该在公元1042～1045年之间，相当于宋仁宗庆历年间。而造像施主似为名叫“药师祥”的两位夫人：“观音得”和“观音姑”。这种在姓名中冠以“药师”“观音”字样在大理国时期也极为流行，可以确定此窟系大理国时石窟无疑。

第十四窟：造像位于沙登箐南面巨石上，龛正中雕2米高佛像，端坐须弥座之上，佛两侧雕有弟子阿难、迦叶立像，高约1.8米。

第十五窟、十六窟：石窟位于沙登箐北，此处原有夹子寺（或称甲子寺），石窟位于寺旁崖壁夹缝两侧。左侧雕毗沙门天王，身高2米，左手执塔，右手持三叉戟，足踏鬼奴。右侧雕大黑天神，高2米，面目狰狞，六臂，持鼓、钵、念珠、叉、剑、索等。颈系人头，腰挂骷髅。两尊造像形态丰满、神态威仪，造像在风格和线条的处理上与唐代类似，推测其年代应该是南诏、大理国时期（见图Ⅷ—16）。

图Ⅷ—16　毗沙门天王

剑川石钟山石窟群造像为南诏、大理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佛教艺术，是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建筑、服饰、民族习俗、艺术水平的珍贵实物资料。石窟造像既有汉传佛教艺术形式、藏传佛教内容，又有浓厚的本土色彩，如代表佛教密宗——滇密的阿嵯耶观音、梵僧、大黑天神等造像，白族“本主”造像崇拜等。这种在佛教艺术上的交流和融合也正是南诏、大理国与中原、吐蕃以及周边地区交流的结果。

剑川石钟山石窟早在明代已经被文人名士所注意，清代康熙《剑川州志》已有较为明确的记载。1958年宋伯胤先生《剑川石窟》一书出版后，这座石窟群才广为人知，并被学术界所重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