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考古学通论：南诏与大理国时期的火葬墓形制

火葬通常是指在人去世之后，以柴薪将其遗体焚化，再将其残骨或骨灰加以敛葬。据《蛮书》卷八《蛮夷风俗》记载：“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松杉。蒙舍及诸鸟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南诏家则贮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家或铜瓶、铁瓶盛耳藏之也。”此处记载的风俗应为南诏初年的情况，而后火葬逐渐普遍化。南诏中后期以来，除少量汉族地区外，火葬为本地区少数民族常见的殓葬形式。

（一）火葬墓的形制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火葬墓，一般是将装敛骨灰的火葬罐置于一土坑之中，用土填平。火葬罐多为灰陶罐，也有少量红陶罐、铜罐。南诏晚期陶罐罐盖一般带有塔刹形钮，盖身饰附加堆纹，子母口带器座，造型如佛教的“须弥座”，整个罐的造型像一座“喇嘛塔”。另有一部分陶罐下腹饰半浮雕莲瓣花纹，一般无座，依据随葬品推断为大理国时期^[3]。大理国时期的火葬墓通常还会有墓碑、墓幢或买地券，其形制、大小不一，通常墓碑、墓幢其上多浮雕佛像，饰以经咒，有数量不等的汉字和梵文。

（二）火葬墓随葬品

南诏时期的火葬墓至今未发现带有纪年，大理国时期火葬墓带有年代纪年的也极少，因此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火葬墓多数很难确定其具体年代。零星出现的带有纪年的墓志或墓幢有大理大丰乐墓地“元亨十一年”（1195年）、“仁寿五年”（1235年）^[4]、腾冲来凤山火葬墓“广运二年”（1139年）、四川西昌三坡火葬墓“盛德二年”（1177年）、大理出土高姬墓碑“仁寿五年”（1235年）、大理出土故大师白氏墓碑“道隆七年”（1245年）、“道隆十二年”（1250年）纪年等。另外，类似曲靖八塔台火葬墓、泸西和尚塔火葬墓等随葬宋代货币，说明其墓葬年代应该是大理国时期。

从出土的南诏、大理国时期装殓骨灰的火葬罐来看，多有随葬海贝、钱币以及铁片、铜片、铜镯、陶碟、陶碗、陶盘、金刚杵等现象。火葬罐内未烧化的骨块上，多有用朱红或金粉书写的梵文经咒。

火葬习俗自南诏开始，经大理国时期、元代，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成为本地区墓葬形式的主流。

（三）代表性火葬墓地

目前发现的火葬墓数量极多，遍及云南各州市，同一墓地的火葬墓其延续时间非常长，时间跨度上甚至有从南诏一直持续到明清的，因而墓葬之间叠压打破关系十分复杂，且早期的火葬墓均无纪年，在断代上存在较大的难度。就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具有代表性的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火葬墓墓地主要有鹤庆象眠山火葬墓地、大理大丰乐火葬墓地、曲靖八塔台火葬墓地等。

1.鹤庆象眠山火葬墓地

该墓地位于大理州鹤庆县金墩乡石门坎南的象眠山西北坡，墓地以火葬墓居多，也有部分土坑墓，土坑墓为明清时期的墓葬，火葬墓的年代跨越南诏、大理国一直到明末清初。

象眠山墓地，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火葬墓墓坑一般为圆形或椭圆形，直径（长径）以50～100厘米间居多，墓坑深60～120厘米，也有少量长方形及不规则墓坑。从葬具来看，南诏、大理国时期葬具基本为陶质（见图Ⅷ—1），早期多为实用器，无佛教装饰色彩，大理国中后期多专用葬具，多有莲瓣纹装饰，绿釉葬具大量出现（见图Ⅷ—2），存在朱书梵文咒语或涂金粉、贴金箔入葬的现象^[5]。(www.xing528.com)

图Ⅷ—1　鹤庆象眠山火葬墓出土的红陶葬具

图Ⅷ—2　鹤庆象眠山火葬墓出土的绿釉陶葬具

2.大理大丰乐火葬墓地

大丰乐墓地位于大理市凤仪镇大丰乐村东北约1千米处的一山缓坡地带。1993年和1995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大理市博物馆先后在此进行过两次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987座，其中火葬墓966座。

大丰乐墓地葬具多为陶罐，从埋葬方式来看，有单罐葬、双罐葬和多罐葬，陶罐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泥质陶居多，多为红色或灰色，器表施釉，早期器表多素面，后期纹饰增多，有凹凸弦纹、莲瓣纹、绳纹、璎珞纹、花边堆纹等，多假圈足和平底器。随葬器物常放置于罐内或内外罐之间。随葬品常见日用陶器、铜器、钱币、饰品等。

图Ⅷ—3　大理大丰乐墓地出土的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火葬罐

大丰乐墓地火葬墓的年代约从南诏晚期一直延续到明代。就墓葬所用葬具及随葬品来看，南诏至大理国初期的火葬墓葬具多为单罐（见图Ⅷ—3），随葬品数量及种类较少，有浅圈足釉陶碗，无确切的纪年，其中陶罐经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热释光年代测定为距今1175±92年。至大理国后期，葬具种类逐渐增多，出现双层套罐，随葬品较为丰富，以圈足釉陶碗、各类绿釉陶明器为代表，其中南诏时期的陶罐标本经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热释光年代测定为距今695±55年。元代之后，火葬墓种类更加繁复，随葬品也日益丰富，从墓葬葬具风格上来看，与前一期有明显的承袭关系^[6]。

3.曲靖八塔台火葬墓地

曲靖八塔台火葬墓地位于八塔台墓地的二号堆，三次共发掘清理火葬墓304座。根据火葬罐形制和随葬品来看，八塔台火葬墓年代约从南诏晚期至明初。南诏晚期至大理国时期的火葬罐多为“喇嘛塔”式造型，常见内外两罐，陶质以泥质灰陶为主，其次是泥质红陶，也有少量泥质橙黄陶。随葬品放在内罐里，罐底放一圆铜片和几枚海贝，内罐放不下的小块骸骨放在外罐之中，外罐也常见长方形铁片和稻谷随葬。骨骸常见点朱或朱书梵文，甚至贴金箔的现象。南诏晚期的火葬墓罐通常造型较为古朴，其下腹无莲瓣；大理国时期则较为常见。南诏晚期的火葬墓无明确的纪年，只能从地层和类型上大致来判断，大理国时期的火葬墓常见随葬北宋钱币，如“咸平元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政和元宝”等，也发现有北宋时期“为善最乐”楷书铭文铜镜。八塔台晚期的火葬墓除宋代钱币等外，还出土有明“永乐通宝”钱币，因此主持发掘者推测该墓地的年代下限为明代初期^[7]。

就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南诏时期的火葬墓基本上未见有明确纪年的，其年代多是依据大理国时期火葬墓的打破、叠压关系以及火葬罐的形制等方面来判断的。大理国时期的火葬墓有年代依据的数量也较为有限，且同一墓地年代跨度非常大，常常存在从南诏、大理国到明清依旧沿用这一状况，这些也给本地区火葬墓系统研究提供了一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