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滇东北地区
1.昭通白泥井东汉墓[1]
白泥井东汉墓位于昭通昭阳区白泥井訾家湾，距城东4千米。1964年3月发现一座砖墓室，出土车马人物画像碑等物。该墓为长方形单室墓，坐西向东，偏北30°，墓门宽1.51米，墓道长1.82米，墓室长3.82米、宽2.22米，券顶已坍，高度不明。全部墓壁用几何纹、车马人物画像砖砌筑，券顶用楔形花纹砖拱砌。随葬品的位置基本上没有移动。由于券顶坍毁，室内充满积土，陶器已全部破坏不能复原，从剩下的残片辩认，有仓、罐、碗等，其中有一件敞口平底鼓腹罐。墓内葬具系朱漆木棺，置于墓室后部，已朽，只剩漆皮及云母片，骨架已腐朽无存，从出土遗物看系夫妇合葬。（见图Ⅶ—1）
图Ⅶ—1 昭通白泥井东汉墓的画像砖
图Ⅶ—2 昭通白泥井东汉墓的器物纹饰及货币拓片
出土随葬品：铜器13件，其中铜尊1件、铜案1件、铜盘1件、耳杯5件、小铜鸡尊2件、大铜鸡尊1件、铜孔雀1件、灯座1件。除铜器外，还有金戒指5枚、银手镯3件、琥珀珠1件、环手铁刀1件、铁矛头1件、货泉1枚、五铢钱45枚（见图Ⅶ—2）。此墓的形制和出土器物与以往发掘的东汉墓相同，五铢钱属东汉时期。在出土遗物中，值得注意的是鸡尊的发现，在昭通还是首次，这具鸡尊系合两半范铸成，身体由两足支撑，制作精致，造型生动，显示了当时手工艺的水平。
2.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2]
图Ⅶ—3 昭通桂家院子墓葬平面图
桂家院子在昭通城东约2千米，桂家院子村前后有大土冢十多座，其中封土最大的一座在封土东部曾露出花砖墓室两个，出土有车马人物和双龙形画像砖及几何纹花砖。1960年3月又在封土西部发现墓室两个，于3月13日至31日进行了清理。其余中部封土还很高大，未作清理，可能里边还有墓室。这次清理的两个墓室，位于封土西部，都是长方形单室（见图Ⅶ—3）。二墓东西并列，中尚相距1米。墓门向南220°。一号墓墓门宽1.4米，墓道长1.94米，墓室长4.74米、宽2.12米，墓避厚0.22米；二号墓墓门宽1.44米，墓道长2米。两墓券顶皆塌，高度不明。所有墓室都是用几何纹花砖砌筑。一号墓室虽顶部已塌，但未遭破坏，随葬品的位置基本上没有移动；二号墓室早年被盗，只剩下少许零星器物，位置大都扰乱。一号墓室是夫妇合葬，葬具系朱漆木棺，已朽，置于墓室后段，两棺并列，棺底有炭屑及云母片，骨架腐朽无存。从棺内随葬品来看，可能是男东女西。男棺内有长铁剑1柄、五铢钱3组、女棺内有五铢钱2组、银钏1个、银环6个、金环1个、琥珀珠饰5个、绿釉瓷珠1个。其他随葬的铜器、陶器数十件都置于墓室前段，二号墓室因破坏严重，葬式不明。（见图Ⅶ—4）
图Ⅶ—4 昭通桂家院子出土的摇钱树残片
图Ⅶ-5 永善青龙村汉墓平面图、剖面图
该墓位于溪洛渡水库淹没区今永善县务基镇青龙村委会北约500米处的小坝子，地理位置在北纬28°08′、东经103°29′，海拔565米。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菱形纹砖100余块，是砖石封土墓，封土已夷平。经过清理，该墓带墓道，有左右耳室的券顶砖墓室（见图Ⅶ—5），主墓道的券顶已坍塌，左右耳室的券顶保存较好，墓道口有三块石头封堵，墓道近墓门处有现代盗坑，但未及墓室，墓尾壁砖已塌落，填土较杂乱，判断为早期盗坑。墓道长181厘米、宽180厘米、残高120厘米。左耳室长270厘米、宽135厘米、高164厘米。左耳室内西壁底部有一长215厘米、宽48厘米、厚8厘米的砖砌平台。修筑墓室的青灰砖均为几何纹砖，在砖的一侧模印几何形纹饰。根据墓室结构和墓砖形制，可判断该墓年代为东汉时期。由于该墓早年被盗，随葬品所剩无几，仅有铜环1个、银环2个、五铢钱1枚。
4.昭通鸡窝院子东汉墓[4]
鸡窝院子位于昭通昭阳区东郊7千米处，东南面背山，附近的几座小土山上汉墓分布比较密集，其中有的尚能见到明显的封土堆，著名的汉孟孝琚碑距此仅1千米。1982年4月，昭通市白泥井村鸡窝院子的农民，在掘取褐煤表土时，发现一座汉墓。地区文管所闻讯后赶赴现场，收回散失的文物，并对墓葬残余部分进行了清理。这座汉墓，在一座约500米高的小土山北面山腰处。由于要取土，原墓的封土堆和大部分墓圹都被挖去。从残存的部分看，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墓长4米、宽2米，残存墓壁高0.7米。墓中填土均被扰乱，葬具、人骨俱无存，唯见一些散碎的红色漆片杂于土中。推测葬具为红漆木棺。墓的西壁有一早年盗洞，口径0.7米。墓内填土，似是筛过的五花土，与墓壁黄褐色黏土不同，填上层层夯筑，每层厚10厘米。由于墓葬被扰乱，随葬物的置放情形不明。随葬品未被扰乱时，有提梁壶2件、铜洗（釜）8件，分两组放置于墓穴北部。提梁壶居中，四洗（釜）列于周围，成串的钱币在墓中摆成“8”字形图案。墓四隅分置陶器和钱币。随葬品有铜提梁壶1件、羽人天鸡炉1件、釜1件、斗1件、璧形饰片4件、盖弓帽3件、泡钉2件，还有伞盖顶、双耳罐、铁斧、银圈等。墓中的随葬品均为生活用具，多是典型的汉式器物，从墓葬出土的器物来看，并结合土坑单室的墓葬形制推测，年代约在东汉初期（见图Ⅶ—6）。
图Ⅶ—6 昭通鸡窝子东汉墓出土的器物
5.鲁甸牛头寨梁堆墓[5]
图Ⅶ—7 鲁甸牛头寨清真寺梁堆墓平面图、剖面图
牛头寨清真寺梁堆墓位于鲁甸县城东北，2010年12月27日，鲁甸县文物管理所向昭通市文物管理所报告鲁甸牛头寨清真寺扩建时，挖掘机挖出一座石砌梁堆墓。昭通市文物管理所向云南省文物局上报此情况，省文物局委托昭通市文物管理所进行抢救性清理，12月28日，昭通市文物管理所组织专业人员对牛头寨清真寺梁堆墓进行了调查及抢救性清理。该墓封土及墓室基本不存，残存部分仅为长方形墓道，残存墓道坐北朝南，墓向18°，全部用雕凿规整的青石砌筑而成，顶部为拱形，底部用青石条铺成（见图Ⅶ—7）。清理时封门石已被破坏，除北面券顶仍完好外，整个墓道券顶已全部坍塌。墓道的西壁暴露在外，为两层石条砌边。墓道高1.6米、残长8.1米，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略窄，长2.05米、宽1.85米；后段长6.25米，东西两壁各向外扩约25厘米，墓道底部前高后底，墓道中部近东壁处有一南北长1.1米、东西宽1.2米的坑，坑上有两块铺地石已被撬起，且东壁有一块壁石的位置空着，经过进一步的清理，发现其下的土质、土色与墓内的填土一样，均属褐色土，内出炭屑、骨头、残铜碎片等，之下又有两块大石呈十字形叠压。由于墓室已不存，仅墓道内发现头盖骨3个，肢骨若干，墓道后段发现陶器残片，前段发现摇钱树残片、五铢钱、衣物织品等。在墓门处，封石旁发现石俑一对。位于墓门西边的石俑似一石雕跪坐俑，手法古朴；位于东边的石俑似乎未雕完成，属半成品。此二石俑可能属镇墓石俑。根据墓道的形制，残存于墓道的器物可判定此梁堆墓的年代属汉晋时期。
（二）滇西地区
1.保山汪官营蜀汉墓[6]
汪官营蜀汉墓位于今隆阳区城南5.5千米处的普陀寺，该寺为清康熙以前所建。1982年2月中旬，保山县文管所对保山汪官营蜀汉墓进行清理，墓室在原寺正殿下，坐西向东，属券顶墓室。券顶与正殿地表间隔20厘米，残存墓道券顶下沉30厘米。墓室分为前后两室，室间和墓门各由一墓道相通。墓道长8.55米，前室6.37平方米，残高1.85米；南北两壁用双层砖叠砌，中部内凸30厘米，形成一定的弧度，以降低券顶跨度；后室为单层砖砌，4.8平方米，残高1.85米；西端两壁向外扩5厘米，形成小斜角。两墓道规格一致，均为2平方米左右，残高1.3米。墓底砖铺成人字形。墓室两侧设有排水沟。墓门用两层砖墙封口，墓门外亦横铺两排砖，形成一横道。
图Ⅶ-8 墓砖拓片
墓砖形制主要有三种。一种有特制的纪年砖（见图Ⅶ—8）共4块，分别砌于前室四壁，侧有模制及阳文：“延熙十六年七月十日”的字样。“延熙”是三国蜀汉后主刘禅年号，延熙十六年即公元253年。另一种亦属特制，墓坑全用此类砖。一侧模制阳文“宫丽建”及“回”
符号，纹饰有几何纹、方格纹。还有一种系旧的封门砖，形制较特殊（34.5×15.5×5.5cm）。火候低，制工粗，体积大（35×20×7cm），纹饰不一，或比轮纹，或菱形纹，或方格纹，亦有五铢钱图案，无文字，与诸葛营古遗址汉砖相类。在墓道券顶南侧发现少量汉代绳纹瓦镶于特制墓砖，应是就地取材。此墓系单人木棺葬，后室安放葬具，木棺已朽，未发现残片，唯见少量用于防潮的炭屑及铜泡钉等。遗骨残缺严重，仅出土腭骨一具，人牙7颗及腿骨2根。另有3颗动物臼齿，疑为随葬牲畜遗骸。其余随葬品有陶牛2件（残）、陶鸭4件（1残）、陶鸡2件、陶狗1件（残），制工粗糙，造型较差。此外，还有大量的陶罐、陶钵、陶缸等残片；器形有摇钱树陶座1件、陶罐1个、陶仓1个。这些陶器大多都是泥质灰陶，薄而光滑，少数属灰砂红陶；多数陶器为素面，少数水波纹、粗螺纹和模制方格纹。
汪官营蜀汉墓纪年砖属云南首次出土，为同类墓葬的断代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可证明诸葛营古遗址的年代，应与此墓的年代相当，或为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存。此墓为云南，特别是四川常见的蜀汉墓。这些表明三国时期，保山（永昌郡）受四川文化影响很深。这一时期云南大部分地区及邻省战争频繁，唯有保山地区处于政治上的安定，加之土地肥沃，适于耕种，不仅是西陲的政治经济中心，亦为蜀汉王朝北伐的重要军事补给区。墓中陶峰牛、陶仓的出土，就是蜀汉时期永昌郡牛耕技术已得到普遍推广和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反映。
2.保山市汉晋石室画像砖墓[7]
保山市汉晋石室画像砖墓位于保山市隆阳区北7千米的郎义村东南角，西距西山山麓约1千米的黄沙胶泥质缓坡地梯田内。1987年10月保山市博物馆、保山地区文管所对汉晋石室画像砖墓进行抢救性清理。墓为竖穴坑式，由石室、前室和墓道3部分组成。坑平面呈铲形，距地表40～45厘米，方向东偏北10°，墓全长525厘米。
石室：南、西、北三面用熔岩石砌成高40厘米的石墙，厚20厘米的石块。前室：在石室与墓道之间，东西长60厘米、南北最宽处150厘米，主要特征是无砖石砌墙。前室比墓道底低20厘米，因此在前室与墓道的交接处形成一道坎；墓道：东西长165厘米，两侧各用4块画像砖镶砌，砖顶内倾，两侧砖顶相距45厘米，砖底相距55厘米，墓道均宽50厘米。砖的规格：上底25～26厘米，下底30～32厘米，高25厘米、厚7～7.5厘米。墓的制作和葬法：埋葬人先按东西向挖一个铲形的竖穴坑。“铲”的“锨”部长390厘米、宽130厘米、深90～100厘米；“铲”的“把”部长165厘米、宽90厘米、深65厘米。继后在“锨”部砌好石室，在“把”部砌好墓道，再把石室与墓道之间的空余部分往北扩20厘米，形成一个前室。下葬时将尸体放入石室内，然后往坑内填土，当尸体盖住，石室、前室、墓道填平后，在石室放置尸体的上方盖上石块，再把剩余的砖盖在墓道上。
墓内出土13块画像砖，火候较低，有两个规格，大小相差一二厘米，上底的画像均为一个模式：画像两侧为几何纹和一只鹤鸟纹，正中画像似一匹马，在昂首翘尾，作嘶鸣状。“马”的脸和脖子部分有两截缰绳类模印，向前下方伸出，四肢直立，显得颇有精神，画像线条清晰。该墓竖穴坑内各部分熟土，颜色、质地一致，与生土层的界线明显，特别是石室和它上面的半截盖石，边沿整齐，保存完好，整个墓葬没有被盗窃和扰乱过的痕迹，但在清理中没有发现任何骨殖、牙齿、棺木和殉葬品。据此判定该墓厚葬婴儿的可能性较大，或是衣冠冢。墓的三部分结构，与汉晋时期中原的部分墓葬习俗类似，墓主人可能与中原移民有关。画像砖上的几何、鹤鸟纹在保山东汉、三国时代的遗址和墓葬中有过大量出土，因此该墓年代约为汉晋时期。
（三）洱海地区
1.大理市荷花寺村西晋墓[8]
1985年12月底，大理市文管所对荷花寺村西晋墓进行抢救性清理。墓葬在村东南角，左右距墓3～8米为房基。南距西洱河约2千米，东南距大理师专围墙100米，东距滇藏公路600余米。墓东西向，前室完整，后室顶部早已人为毁坏，仅存四周高0.8～1米的石砌四壁。自东向西顺次为墓门通道、前室、后室。墓室全部用片状天然石块砌筑，壁厚近40厘米。墓底铺约33×18.5×7厘米的大砖二层。墓门通道：位于前室北侧，长2.3米、高1.4米、顶宽0.5米、底宽0.8米。两壁片石砌筑、上盖较方整的四块大石，底铺砖二层，前方用砖、石、泥沙封门。前面有无墓道，已无痕迹可寻。
前室：结构完整，长方形，四壁平直，在距墓底1.7米处逐渐内收起券，半圆券顶。长3.45厘米、宽1.85厘米、高20厘米，墓底顺墓室走向铺大砖二层。砖上有近20厘米的卵石、泥沙堆积层。甬道：沟通前后室。在前后室之间用石砌长1.4米，宽、高与前室相等的石垣，中留甬道，甬道长1.4米、上宽0.5米、下宽0.65米，上盖为较大石块。底部铺砖，高于前室墓底25厘米。
后室：上部早毁，仅存底部，石砌四壁残高0.8～1米，全部填满泥沙。平面长4.15米、宽1.8米。近甬道1.5米处砌宽180厘米、厚30厘米、高35厘米的短垣，前部为长方形天井，后部填满泥沙为放置棺木的台基。前部横砌大砖3层，后部台上顺砌2层。在距后壁1.05米处台下砌暗墙一道直抵两壁，似为撑住两壁以免向内倒坍之用。（见图Ⅶ—9）
图Ⅶ—9 大理市荷花寺村西晋墓平剖面图
出土器物有马俑1件，出于墓门通道内，较完整，尾缺，四足伫立，长颈，昂首作嘶鸣状，造型质朴，高44.5厘米，长40厘米（自吻至脊）。灯1件，出于填土中，灯座作覆钵形，中圆柱形下粗上细，中部附加波形堆纹一道，灯盏碗形，底座口径13厘米、灯盏口径9.3厘米、通高24.7厘米。印纹罐1件，通体乌黑，硬度较高，平底、鼓腹、短颈、口部内收、圆唇外侈，自肩距底5厘米处通体满布外廓三角形、内廓为菱形的印纹。近底处有一直径1厘米的圆孔，通高42厘米、口径26.3厘米、腹部最大径45厘米。无印纹罐1件出于墓门甬道内左侧，平底鼓腹，圆唇外侈，无纹饰，通高13.5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9厘米、腹部最大径18厘米；夹砂陶罐1件，圜底，鼓腹，颈内收，敞口，表面乌黑，陶质棕黄色，较粗松，表面满布斜线交叉的划纹。高26厘米、口径26.5厘米、腹部最大径32.5厘米。钵8件，可分三式：Ⅰ式3件，平底，大敞口，圆唇；Ⅱ式4件，平底，腹微凸，口缘略内收，圆唇；Ⅲ式1件，圜底，矮圈足，腹微凸，红口圆唇。碟1件，平底，浅腹。釉陶钵1件，平底，腹微凸，直口，圆唇。通体内外施浅绿色釉，外壁釉不及底。釉陶碟1件，陶质为夹砂红陶，质粗松，里外施浅绿色釉，平底，浅腹。此外，前室有牛角、马蹄、鞍、鸡首、陶俑身躯等残件，但无法复原。此墓前、后室及甬道均为大砖铺地，前室顺墓室方向顺铺二层，后室前部横铺三层，后部二层，雨道二层，砖大小不一致。砖薄的一侧，一部分有铭文，为“大康十年造吉羊”，为阳文隶书；另一部分为米字形几何纹，而在砖的一端为年款铭文。铭文有两种，一种隶体反书“元年九月造作吉羊”，字体小；另一种为“四年九月吉［羊］”，字粗大。（见图Ⅶ—10）
图Ⅶ—10 大理市荷花寺村西晋墓出土的陶器
根据墓砖大小不一致铭文年款不同等情况看，此墓墓砖非同时生产。其中，除“大康十年”可以确定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外，其余两种，不能确认为何年，其间当有一定的距离，但也不会相差太远，不出西晋时期，所以这座券顶石室墓是西晋墓。（见图Ⅶ—11）
图Ⅶ—11 大理市荷花寺村西晋墓墓砖铭文、纹饰拓片
2.大理喜洲弘圭山汉晋墓[9]
弘圭山位于大理市喜洲镇庆洞村委会江度村西面的苍山五台峰麓，山上遗存着汉晋至元明时期的大量古墓葬，分布密集。此次清理的四座汉晋墓，坐落在弘圭山近顶部和东北坡，因现代建坟取土发现，墓葬有不同程度的损毁，急需抢救清理。经上报批准，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部门联合组成考古发掘队，从2006年12月至2007年3月对4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
此次共清理发掘4座砖室墓，只有规模较大的为多室墓，坐落在弘圭山东南坡接近顶部的小台地上；其余均为小型单室墓，坐落在弘圭山东北坡。现分别记述如下：
M1：墓为“凸”字形单室砖室墓，由墓道、甬道、长方形墓室3个部分组成。封土堆不存，墓底距表土深2.6米，东端至西端3.25米，墓门朝东，墓向92°。墓室壁砖为菱纹夹菱突纹条砖，有两块砖在短侧边模印有隶书阳文“元康三年六月吉羊”纪年铭文。薄侧边饰菱纹或模印纪年铭文，“元康五年元月十日造作时日吉羊宜子孙”，为隶书阳文反体字。墓底砖为平卧对缝横铺，墓主尸骨不存。墓室西后端有一处盗坑，盗坑底部的墓底铺地砖上出土两件青铜手镯。甬道与墓道之间为单层砖封门，封门砖底层中央留有6厘米宽的排水口，封门宽80厘米、高90厘米、厚20厘米（见图Ⅶ—12）。
图Ⅶ—12 大理喜洲弘圭山汉晋墓M1平剖面图
M2：为多室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内道、后室几个部分组成，规模较大。封土堆不存，墓底距表土深5.73米。墓道朝南，墓向187°。该墓多次被盗，前室西北角有早期盗坑，后室、前室东部、甬道口有现代盗洞。墓道为斜坡式土坑墓道，长7.4米，距东壁0.4米的墓道底部填土内出土一件青铜马腿形案足和部分陶房模片，表明早期曾被盗。后室为南北纵向长方形，单层拱券顶，券顶北端有盗洞。单层铺地砖横竖交错平铺，与前室铺地砖铺法相同。墓主尸骨葬具不存，但在前室靠近内道口处的墓底发现有几处红漆皮。整座墓的构筑为先挖土坑，然后砌壁，后铺底，再券顶。墓壁用长方形条砖平卧错缝顺砌，泥浆砌合。券顶用“刀”字形长条砖券砌。该墓共有5种墓砖：钱纹菱纹壁砖、网格纹壁砖、三角对角线纹壁砖、几何菱纹“刀”字形券顶砖、钱纹芒纹菱纹砖（见图Ⅶ—13）。
图Ⅶ—13 大理喜洲弘圭山汉晋墓M2平剖面图
M3：为“凸”字型单室砖室墓，由墓道、甬道、长方形墓室3个部分组成。因当地村民建现代坟地，古墓上部土层大部分被挖掉，封土堆不存，墓底距表土深仅1.15米。该墓反常规，地形山坡为坐西南朝东北，而墓道、甬道、封门设在靠山的里端，可能注重考虑防盗，墓门朝西，墓向264°（见图Ⅶ—14）。
图Ⅶ—14 大理喜洲弘圭山汉晋墓M3平剖面图
M4：当地人称：“倮倮堆”，被现代盗挖后发现。为单室砖室墓，无甬道，由墓室、墓道、封门几个部分组成。封土堆保留较好，呈不规则圆形，堆底径东西长10.2米、南北长10.5米，堆高2.2～2.5米，堆顶靠西侧留有近现代盗坑。顶部至墓底深4.6米。墓道朝南，墓向178°。墓室与墓道之间无甬道，砌成台卡后直接设封门，封门设在南壁中央，在墓壁砖上起建，两侧用长条砖竖靠立砌两层，成门框。东侧门框保留较好，立靠6块砖，上面又横卧平铺一层，总高2.23米，台卡外用单层条砖平卧顺砌封门墙，为了充分利用剩余的材料，封门墙间杂有孤背券顶砖横砌，墙残留11层砖，以上塌落。该墓的墓砖与其余三座墓的墓砖有所不同，为泥质夹砂青砖且砖体短宽较厚。
四座砖室墓都有不同程度的盗损，此次清理发掘出土的器物主要为陶器和铜器两类，铁器仅M1出土4件铁棺钉，M2出土1件铁棺钉。这次发掘清理的4座墓中，有2座墓墓砖上发现有纪年铭文，给墓葬年代的判定提供了直接的时代依据。M1的纪年铭文为“元康五年元月十日造作时日吉羊宜子孙”和“元康三年六月吉羊”两类。西汉宣帝的元康年号一共仅4年，而该墓的纪年为元康五年，表明应为西晋惠帝司马衷的元康年号，西晋元康三年至五年为公元293—295年。据此可知M1为西晋早期的墓葬，M2纪年铭文为“永元六年三月……”，永元为东汉第四位任皇帝和帝刘肇的第一个年号，共17年，为公元89—105年，永元六年为公元94年。表明该墓为东汉早期的墓葬。M3与M1相隔不到30米，未发现纪年砖，其墓葬结构和建墓用的主体菱纹菱突纹砖与M1和M2基本相同，出土的陶器有的与M1相同，有的与M2相同。虽然早期被盗，但水田模、房模、人俑、鸡俑、犬俑、马俑等器物特征与组合特点与本市下关北郊东汉纪年墓出土文物基本相同[10]，墓葬年代应相差不远。因此，我们认为该墓的年代约为东汉中晚期。M4未发现纪年铭文，因早年多次被盗，出土文物仅为1件陶釜（残）、1件菱形网格纹罐（残）和1件方体双沿尊，陶釜与M1所出土的完全相同。菱形网纹罐与M1和M2所出者相比，纹饰相同，但陶质较硬，火候较高。从筑墓材料来看，似乎比之前有所进步发展，但砖的花纹又有沿袭大理地区汉、晋墓砖花纹的特征，因此该墓系西晋墓葬（见图Ⅶ—15）。
图Ⅶ—15 大理喜洲弘圭山汉晋墓砖花纹拓片
3.大理大展屯东汉墓
A.一号东汉墓[11]
大展屯一号东汉墓位于大理苍山斜阳峰下，滇藏公路以西。南距下关镇3千米，北距大理镇10千米，东距洱海西岸1.5千米，墓葬为南北向。1981年4月大理州文管所对大展屯一号东汉墓进行清理发掘。
墓室为砖砌，墓门、墓道已毁，墓室东壁残长5.55米，西壁残长5.1，棺室宽2.2米，墓壁残高0.92米，墓室全长约7.5米。墓室四壁以青灰色砖平铺叠砌，未发现铺地砖。墓内早期被盗，棺木、骸骨已腐烂。墓壁砖一般长40厘米，宽19厘米，厚6厘米，砖一侧为棱形花纹，另一侧有阳文“王”字。
墓内随葬品有铜器、铁器、陶器、骨珠等19件。
青羊龙纹镜1件，残缺。半球形钮，镜面微凸，内饰高起的浮雕三龙纹，细锯齿纹，铜镜边缘饰变形卷云纹，龙纹与龙纹之间有印章式的两个方框，每个方框内有阳文汉字铭文“青羊作镜”“服□公卿”。铜镜直径10.8厘米，厚0.4厘米。
铜案2件，一件基本完好，另一件残缺。案呈长方形，长62.5厘米，宽41厘米，边缘厚0.7厘米，通高6.7厘米，较浅，四边微朝外卷。案底有4个圆孔安装4个活动的兽足，足已脱落。
摇钱树1件，已残断。树的主干为扁圆形，树枝上长有钱形，钱内有外郭，钱径2.6厘米，穿径1.6厘米，厚0.1厘米，通高16厘米。
双蟠龙衔柱2件，一件完好，另一件仅存一根铜柱。底盘为椭圆形，两龙昂首张口，口中垂直插一圆形铜柱，似二龙衔柱。柱上又盘有一条细长的龙，在接近柱顶端两侧对称延伸出1.7厘米，在延伸的部分每边铸有一小方孔，孔内原来应插有器物，椭圆形底盘直径分别为28厘米、22厘米，通高31厘米。
铜人鱼饰物1件，已残缺。鱼脊上面铸有一个双面半身铜人像，下铸有一条正在向前游的铜鱼，鱼腹下有一条弯曲的残铜条，可能与其他处连接，高4厘米。
铜灯1件，圆形，三足，灯盘正中有一突起的灯芯，盘边有一条龙首柄。上口径8.8厘米，深2.3厘米，灯芯高0.8厘米，柄长6.5厘米，通高3.8厘米。
铜泡钉2个，似纽扣形，顶微鼓，背面正中有一扁形钉，直径2.2厘米，钉长1厘米。
此外，还有残铜条1件，呈尖状；铁刀1件，已残缺；铁棺钉4根；骨珠1件，中有孔；陶鸡1件及不明用途的铁器2件。
关于墓葬年代，从墓中出土的青羊龙纹镜从造型、纹饰及书法上观察来看，与陕西西安十里铺第162号东汉墓出土的尚方四兽镜极为相似。墓中出土的摇钱树在四川、贵州清镇和赫章、云南昭通等地的东汉墓中均有出土。陶器上的方格纹等纹饰也是汉代陶器上所常见的纹饰。通过比较可知，大展屯一号墓的年代应为东汉晚期。
B.二号东汉墓[12]
1982年1月，大理州文管所对大展屯二号汉墓进行清理发掘，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东耳室5个部分组成。全长9米（墓道不计），墓向350度。整个墓砖壁外围15～20厘米，宽的填土均经夯打，封门外用鹅卵石堵塞。该墓壁砖为长条形，纹饰为方格菱形乳突纹和菱形几何纹，前者数量较多。券顶多用楔形砖，其中又有长条形、等腰梯形、子母砖之分。前室保存略好，后室损毁严重，墓壁砖有的地段仅残留两层，铺地砖仅残留甬道内的部分，其余都已不存在。墓道仅发掘2米长的一段，为斜坡式。上口宽1.3米、下底宽1米，墓道上部距表土30厘米深的填土中出土一套两口对接的褐色陶罐，罐下压1件锡质梅花饰和2件铜铃残片。甬道长1.7米、宽1米，壁残高1米。底部用长38厘米、宽18厘米、厚4.5～5厘米的条砖作斜排错缝平铺，壁用长条形模印菱形乳突纹砖错缝顺砌，纹饰向内。甬道与墓道间由两道错缝顺砌砖墙作封门，封门砖的砌筑不如墓，封门外用大小鹅卵石堵塞，与封门一样高，厚1米。顶部塌落、券法不明。（见图Ⅶ—16）
图Ⅶ—16 大理二号东汉墓平剖面图
前室：近方形，东西宽3.15米，南北进深2.95米。该室西壁保存完好，高1.5米，用菱形乳突纹砖错缝顺砌，纹饰向内，偶有几块纹饰向外者。后室：在前室南偏东，长方形，长3.05米，宽2.15米，由宽1米、长0.9米的甬道与前室相连。该室墓壁毁损严重，南壁仅残留底部两层砖，东西两壁有的地段仅残留最底部一层砖，壁砖错缝顺砌，墓底砖和前室一样。室内棺木、尸骨已不存在，但墓室中央发现一些零星漆皮和几处黑炭粉沫，可能为棺木朽烂的遗存。该室顶部塌落，券法不明。另外，该室西南角最底层转角处有一个8厘米宽的排水孔。东耳室：位于前室的东北，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宽1米，东西残长1.2米，该室东壁已被当时的社员取土时挖毁，壁砖错缝顺砌，保留较好的北壁残高1.5米，顶部塌落，券法不明。
图Ⅶ—17 大理二号东汉墓出土的陶器
该墓早期曾被盗，随葬器物位置扰动严重，多数器物已成碎片。陶器共计38件（见图Ⅶ—17），其中2件是从墓道上部填土中出土。两器口相合，东西向横置。东向1件为坛，侈口，束颈鼓腹，大平底，腹部施绳纹，近底处施模印方格纹，器为褐色夹砂陶，火候较低，底部和腹壁局部呈灰黑色。西向1件为罐，黄褐色夹砂陶，火候较低，侈口圆唇，平底，圆肩，腹微鼓，肩部施一周竖行锯齿纹和三道弦纹，腹部施绳纹，下部施方格纹，底面施模印方格纹。其余36件为墓内出土。罐10件，分四式：Ⅰ式1件，残缺；Ⅱ式3件，泥质黑陶，质硬；Ⅲ式3件，残缺，泥质陶，夹少量细砂，其中2件黑胎涂灰白衣，火候较高，1件紫黑色，火候较低；Ⅳ式3件，其中2件泥质灰陶，器表附黑衣，另1件附白衣，侈口，圆肩鼓腹，平底。釜2件，分二式：Ⅰ式为泥质细砂陶，黑褐色，通体施细绳纹；Ⅱ式为黑褐色泥质细砂陶，侈口，斜沿，鼓腹，睘底，颈以下施细绳纹，腹部有对称四乳钉。盆3件，其中2件敞口，折沿，方唇，腹壁斜直，平底，内壁口沿下施一道弦纹。1件泥质灰白陶，另1件为泥质浅黑陶，第3件仅存口沿部分，为泥质灰陶，略带浅黄色，火候较低，直口，卷沿。钵2件，分二式：Ⅰ式3件，其中1件为泥质黑陶，2件为泥质灰陶，口微敛，折腹，假圈足，外壁口沿下饰一道弦纹；Ⅱ式1件，泥质灰白陶，口微敛，弧腹较浅，假圈足，口沿下饰一道弦纹。盘3件，分二式。碗1件，残缺。陶楼1件（见图Ⅶ—18）。农田模型1件，泥质灰陶。仓1件。小陶仓1件，仅残存下半段。筒形器1件，仅残存下半部，泥质灰陶。甑1件，泥质灰陶。方形器1件，残缺。鸡2件。此外，还有残器口1件，泥质灰白陶，敛口，圆唇，沿下施一圈附加纹，腹壁有一方口。
图Ⅶ—18 大理二号东汉墓出土的陶楼模型
金属器共20件，其中有铜器6件、锡器7件、铁器7件。铜俑足1件，残缺。铜案足1件，细腰长条状，背面平直，正面饰人面纹。铜环3件，形制大小相同，鎏金。梅花形器7件，为锡器，其中6件出土于墓底，1件出土于墓道上部填土中，与铜残片一起出土。器为六瓣梅花饰，薄如纸，直径2.5厘米，中央留有两道竖条形穿孔。此外，在墓道上部填土中一陶罐下发现一圆弧形残铜片，片上留有一道合范铸痕和两个小孔。
该墓为有高大封土堆的多室砖室墓，这类墓在滇东北地区称之为“梁堆”墓。以往云南省发掘的“梁堆”墓时代从东汉至晋皆有。“梁堆”墓可分为三种类型：Ⅰ型墓为纯砖室结构墓，时代为东汉中晚期；Ⅱ型墓为长方型砖石混合结构墓，时代在东汉至晋；Ⅲ墓为覆斗形纯石室墓，在东晋时期最为流行。总的发展趋势是从纯砖室结构发展到纯石室结构[13]。这次在大展屯村发掘的这座“梁堆”墓，为纯砖室结构多室墓，与以往云南省发掘的Ⅰ型“梁堆”墓相同。另外，该墓前室明显加高，墓道已为斜坡式，从全国砖室墓的发展趋势来看，已是初期的形式。还有该墓封土堆中含有大量西汉时期的绳纹瓦片，这说明年代应晚于西汉。再从出土器物的情况来看，器物质地以灰陶为主，花纹以模印方格网纹和弦纹最多见，主要器物有陶楼、水田模型、铜俑、铜案足、陶仓和罐、盆、钵等。这些都是南方东汉墓中常见的器物和花纹。综合上述资料，这次清理的二号墓，其时代为东汉中晚期（见图Ⅶ—19）。
图Ⅶ—19 大理二号东汉墓墓砖纹饰
4.大理市喜洲镇两座西晋纪年墓[14]
1988年12月至1989年1月，大理州文管所和大理市博物馆组成的联合清理发掘队，对大理市喜洲镇文阁村、凤阳村两座西晋古墓（文阁M1、凤阳M2）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
M1为单室砖室墓，墓道朝东，墓向100°，墓室长方形，全长5.6米，西头凸出长60厘米、宽90厘米的短甬道。墓室北壁全被毁，残宽1.7米。墓砖多为纪年铭文条砖残块，铭文内容同壁砖。薄侧边饰钱纹组合纹，残留墓壁均用模印阳文反书“太康六年正月赵氏作吉羊”（见图Ⅶ—20），纪年铭文条砖平卧错缝顺砌。铭文向内，仅西壁偶有几块铭纹向外者。墓底用楔形条砖双层铺底，上层与下层一正一反扣合。薄侧边饰棱纹对角线几何纹，上层铺底砖中央有一块砖角残缺，用一块白色大理石片补齐。墓内尸骨仅发现2厘米长的两段。葬具仅发现铁棺抓钉（俗称“蚂蟥钉”）5件，且锈蚀严重。
图Ⅶ-20 大理喜洲西晋墓M1墓砖铭文
M2为“凸”字形单室砖、石混合结构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个部分组成（见图Ⅶ—21）。全长3.6米（墓道不计），墓向80°，墓道上部早年被洪水冲毁，土层为黄砂夹石块的冲积土，墓室南、北、西三壁下半段用条石或块石作不规则形垒砌，上半段用一种条砖杂少量纪年铭文楔形条砖平卧错缝顺砌。保留较好的南壁石砌部分高51厘米、厚30厘米，砖砌部分残高95厘米，最上部保留两层券顶砖，墓壁条砖有“泰始三年县官作”（见图Ⅶ—22）等纪年铭文和多种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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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Ⅶ—21 大理喜洲西晋墓M2平面图、剖面图
图Ⅶ—22 大理喜洲西晋墓M2墓砖铭文
这次发掘的两座墓都有不同程度的盗扰和破坏，器物位置扰动严重，多数器物已成碎片且残缺不全，难以复原。经整理能辨认器形有：M1有10件陶器，4件铁棺钉；M2有4件陶器，5件铁棺钉，均属西晋初期墓葬。
陶器共计14件，其中有一件残陶钵出自M1近封门处墓道底部。另外，近封门处墓道底部还出有Ⅰ式罐的大半个底腹部，其余13件为墓内出土。罐6件，分四式：Ⅰ式3件，均残缺。泥质黑陶，质硬，其中两件黑胎浅灰衣。大口微侈、圆唇、突肩、小平底，肩饰一周弦纹，腹饰倒三角形网格纹。Ⅱ式1件，残缺。泥质灰白陶，夹少量细砂，质硬，火候很高。侈口、圆唇、束颈、突肩，肩饰一周弦纹，腹壁素面，底部缺失。Ⅲ式1件，复原完好。素面泥质黑陶，质硬、束颈、小口微侈、圆唇、鼓腹、小平底。Ⅳ式1件，仅残留带耳口沿一片和腹壁两片。夹砂粗陶，火候较低，呈浅黄色，内壁附有黑色窑灰、侈口、圆唇、宽缘。环形宽耳连接于沿唇和腹壁，腹壁片饰有划纹。釜1件，残缺。盆1件，泥质黑陶，质硬、敞口、折沿、方唇，仅残存一口沿残片。碗2件，分二式：Ⅰ式1件，残缺。泥质深灰陶，夹少量细砂、敛口、尖圆唇、深腹、平底，整器素面，最大腹径靠近口沿。Ⅱ式1件，残缺。泥质黑陶、敛口、尖圆唇、平底、内腹较Ⅰ式浅，内底面微凸。小口带流器1件，残缺，泥质浅灰陶。小直口，方圆唇。直腹微鼓，腹壁上部留有直径为2～2.5厘米的小孔，此器底部缺失。陶蛇1件，残缺，泥质浅灰陶。为一圆条形器，作弯曲状，张口伸头，好似在行进觅食，头近三角形略偏，圆突形眼不明显。尾端全涂朱色，身涂朱色条纹，腹部较平。陶俑足1件，仅残存一支足的下半段浅灰色粗泥陶，上细下粗，器如兽足，内侧较平直，外侧底部敞开（见图Ⅶ—23）。
图Ⅶ—23 大理喜洲西晋墓M2出土的陶器
铁器共计9件，全是棺钉，用方偏铁制成。抓钉（俗称“蚂蟥钉”）长10.6厘米、宽1.2厘米、厚1厘米，两头折起2.5厘米的长钉尖，锈蚀严重。
两座墓都出土有明确纪年的铭文砖，给墓葬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M1有纪年铭文，为“大康六年正月赵氏作吉羊”，阳文反刻。M2有三种纪年，一种为阳文正刻“泰始三年县官作”；一种为阳文反刻“泰始五年造作大吉羊”；还有一种为弧线对角线几何纹夹有“五年”两字的铭文砖，“五年”可能指“泰始五年”。M2应为泰始五年所葬，“泰始五年”为公元269年，“大康六年”即太康六年，为公元285年，二者皆为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年号，说明两座墓都是西晋初年的墓葬。
5.大理市下关城北东汉纪年墓[15]
1990年12月，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对下关城北东汉纪年墓进行抢救性清理。该墓为多室砖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和东西并列的两个后室组成，墓向171°，墓残长7.8米。壁砖和铺地砖均为菱形纹、钱纹砖，长40厘米，宽20厘米，厚7厘米。绝大多数为青砖，但前室东壁偶有几块因火候不足所致的红砖。（见图Ⅶ—24）
图Ⅶ—24 大理下关城北东汉墓墓砖纹饰拓片
为使铺地面平整，所有铺地砖下垫有一层较薄的黄沙层。墓顶塌落，券法不明。在薄侧边饰几何菱形纹和星芒纹，正中央饰太阳纹。另一种未发现完整者，皆为残断砖块。这类砖数量少，在薄侧边饰水波纹和钱纹，并夹有“吉羊”铭文，且在一短侧边模印隶书“熹平年十二月造”纪年铭文，“熹平”为东汉灵帝年号整座墓上部损毁严重，墓壁砖有的地段仅残留两层（见图Ⅶ—25）。
图Ⅶ-25 大理下关城北东汉墓墓室平剖面图
（1）墓 道
墓道朝南，仅残留封门处0.5米长的一段，下底宽1.4米。墓道与甬道间由三道平卧顺砌砖墙作封门，残留8层砖，高60厘米、厚65厘米。封门外墓道填土中杂有少量石块。保留的封门砖墙，上部两层砖砌筑零乱，起取时出土一件陶水井，水井碎片周围有一些黑色炭末。
（2）甬 道
甬道位于前室与墓道之间，长1.6米，靠封门一端宽1.37米，近前室一端宽1.33米。甬道壁砖平卧错缝顺砌，壁残高20～45厘米。
（3）前 室
前室，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宽3.7米，南北进深2.1米，壁残高46～68厘米。南壁中央连接甬道，北壁两端各砌筑短甬道与双后室相连。壁砖平铺错缝顺砌，纹饰向内；铺地砖纵排错缝平铺。
（4）后 室
后室有2个，东西并列，平面均为长方形。两后室北壁均被毁，东西宽均为1.58米，东后室残长1.58米，壁残高35～41厘米；西后室残长2.43米，壁残高58～68厘米。后室内棺木和骸骨皆无。西后室底面中央有少量黑色粉末；东后室短雨道口的前室东端发现有几点很小的红漆皮。
青瓷罐2件。DX：41，侈口，平沿，圆肩，折腹，平底。领外壁饰一道弦纹，肩部施两周凹弦纹。胎体厚重，胎质较硬，通体施釉，釉层较薄，青釉泛黄，下腹壁釉色局部呈粉色斑块。高21.7厘米，口径11.7厘米，底径31.6厘米。DX：42，口微侈，方圆唇，短领，圆肩，折腹，肩饰一周凹弦纹，下底部缺失。釉色显青绿，胎体厚重，胎质较硬。口径21.6厘米、残高31厘米，最大腹径21.2厘米，壁厚0.8厘米（见图Ⅶ—26）。
图Ⅶ—26 大理下关城北东汉墓出土的器物
陶器计30多件。绝大多数为泥质灰陶，器皿为轮制，模型为模制。
羊首壶1件（DX：3）。泥质灰陶，尖圆唇，侈口，高颈，器身扁圆，平底。肩部制作成一卧姿绵羊，四肢在壶壁浮雕而成，头部捏塑的羊头高高抬起，圆突形眼，羊角卷曲，羊背上制作高颈壶口。腹壁从底至上略向内收。两前肢向后曲，双后肢向前伏。整器把卧羊与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十分精美。
罐1件（DX：4）。泥质灰陶，敛口，圆唇，折肩，鼓腹，小平底，底边腹壁留有直径为1.7厘米的小孔。腹壁模印菱形方格网纹，肩部饰一周弦纹。
盆1件（DX：42）。泥质浅灰陶，口微折，方圆唇，弧腹，平底，素面。
圈足盆1件（DX：4）。泥质浅灰陶，直口，方沿，弧腹微鼓，平底，高圈足。腹壁中部饰一周附加横带式麦穗纹，圈足底壁加边。
囷1件（DX：4）。泥质灰陶，侈口，折沿，斜直腹，大平底，腹壁底部外加护圈。整器犹如敞口盆固定在圆盘中。腹壁中腰饰一周横带式附加麦穗纹，壁上部附加麦穗纹呈“Z”字形连折，每个折角贴一扁圆乳突，乳突中央划圆圈纹。器壁与底盘护圈之间有空隙，护圈外壁饰横带式附加麦穗纹和圆圈划纹。作为明器，此器可能为陶仓性质的困，用于露天囤粮。从器形看，底盘护圈为防潮防水护栏，器壁“Z”字形连折的附加麦穗纹代表困的紧固绳。
灶1件（DX：56）。泥质深灰陶，器呈不规则长方体。平面前宽后窄，侧立面前低后高。正面设长方形灶门，高7厘米、宽45厘米；上平面设三个圆形灶眼，靠前面的一个孔径最大，整器用预先制成的泥片拼合粘接而成，两侧四角用长方形泥条加固。
井1件（DX：7）。出土于封门墙处，陶胎陶色与墓内陶器相同，应是墓内器物被盗墓者扰动移至此处，由井身和房顶架两部分组成。井身为圆盆形，口微折，宽平沿，弧腹，平底，素面。
灯1件（DX：73）。泥质浅灰陶，两台盏。顶盏为圆盘形，尖唇，直壁，内底微凹。中盏为碟形，口沿外翻，盘心较浅。顶盏形如豆，喇叭柄连接中盏内。中盏下部为覆斗形高圈。
池塘模型1件（DX：5）。泥质浅灰陶，圆盆形，宽折沿，直壁，大平底，底部边缘作四个方突形短足。盆中央隔有一桥形堤，断面呈“T”字形，堤埂中央留有一方形出水孔。孔一边设“V”字形水闸。池塘模被中央堤埂一分为二，一半代表池塘，一半代表田埂。池塘内捏塑有荷花1朵、荷叶2片、田螺2个和鲶鱼、扁头江鳅、小鱼各1条。高8厘米、口径52厘米、底径54厘米（见图Ⅶ—27）。
图Ⅶ—27 大理下关城北东汉墓出土的陶器
陶楼2件，均为泥质深灰陶。DX：5，分上下两个部分。下部为构架，上部为三开间瓦房。构架平面呈长方形，面阔43厘米、进深32厘米，立面为长方形，高42.8厘米，整个构架用预先制成的泥片粘接而成。上下底为10个整块陶板，两侧墙中央各留一圆窗。面墙和背墙仅两端靠侧墙设一段宽7厘米的护墙，中央部分前后相通。室内不设门，不隔间。仅左侧间设一块通顶栏板，栏板旁塑有一吹箫俑。右次间和主间之间无栏板，但隔墙位置靠面墙一端放有一两头抹角的方木，中间凿有两个小槽，方木旁地面留有牛粪圈，说明下部构架内为关畜之所。上面的三开间瓦房，屋顶为两坡悬山顶。每坡设五条瓦垄，两条垂脊。筒瓦垂脊末端起翘，并与瓦垄有一定斜角。檐口为圆形瓦当，正脊为清水皮条脊，两头用瓦当和瓦条作翘。房模仅设方扁脊擦，两头出墙，其余擦条简略。后墙封闭，侧墙中央留圆窗，右侧墙圆窗为两圆洞。正面设内廊，两侧作栏板。左次间栏板上坐一吹箫俑，俑头戴扁高尖帽，长方脸，深目高鼻，眉宽厚，颧骨突出，双目正视前方，上身微向前倾，双手持箫作吹奏状。色彩多已脱落，局部留有朱色。内廊进去右次间和主间金柱间作板壁，主间板壁设一道板门。左次间无板壁，正面檐柱上窄下宽有收分。柱头坐斗为六边形，平贴于柱头与斗拱间。坐斗之上设一斗三升，直接承托拱眼壁板。拱眼壁板伸出两侧墙与屋顶齐长，并直接承托屋顶檐缘。壁板下缘设6块长条形拱，伸出侧墙外的两端各悬挂1块方形缺角镂空饰板。壁板白彩作地，局部留有朱色带，色彩多已脱落。整器用预先制好的泥片拼合而成，接合点用泥片加固。通高76厘米、面阔36厘米、进深23.2厘米，房顶横长56厘米（见图Ⅶ—28）。
图Ⅶ—28 大理下关城北东汉墓出土的陶楼
带盾立俑1件（DX：1）。模制，长方形脸，大眼阔嘴。头戴冠，身着交领右衽长袍，腰系带，脚着圆头靴。立姿，朱唇，神情端庄凝重。左肩挂鸡心形长盾，左手横置胸前，掌心内有孔贯通（可能执有兵器）。右手垂直贴身，腰右侧手掌旁佩有一环首刀，长7.5厘米，左肩挂盾长21.7厘米、宽7.2厘米。
立俑1件（DX：4）。头缺失，模制，立姿，身着交领右衽长袍，腰系带，脚着圆头靴，左手横置胸前，手内执插，无盾，右手垂直贴身，残高5.1厘米。
兽足俑1件（DX：34）。上身残缺，脸有一短趾。此器出土于前室角道口西侧，可能为镇墓兽，残高53厘米。
听琴俑1件（DX：72）。模制，跪坐姿，右手上举抚耳，左手下置抚膝。上身挺直，头略向后仰。长圆形脸，大眼阔嘴，头梳高髻。上身着紧袖内衣，外穿宽袖交领右衽长袍，宽袖口起褶，袍下裾盖住双脚。双目平视，神态端庄。唇施朱彩，袍为白彩着地，其他色彩脱落。俑高48.4厘米、底宽22.2厘米。另外，有几件无法复原的陶俑残件，其一为穿紧口袖的一只陶俑右手，手掌空心内握。另有2件为陶俑头残片，泥质浅灰陶，质地疏松。方脸，嘴较小，神情秀雅，头梳三圆发髻，当为女俑。
鞍马1件（DX：35）。模制，立姿，双后脚后蹬，左前肢伸直，右前肢弯曲略向前伸。马身圆鼓，背有坐鞍，尾缺失。头与身子为分体制作后相互套接。马头略向前伸，双耳向前直竖，马鬃修剪整齐。口张开，上唇翘起，吐舌露齿，嘴后部留有圆形穿孔，说明原来含有马衔。整体造型逼真、形象生动，是一件较好的陶塑艺术品，身长96厘米、高9厘米。
牛2件，大小相同，1件头部缺失。DX：3，仅存半个身躯，模制，立姿。另外一件四肢细短，足部为二分蹄。牛身呈扁圆体，腹部粗壮，头部缺失，高17.6厘米、残长23厘米。
犬1件（DX：27）。模制，蹲姿，两前肢直立，尾卷曲贴于后背，颈、胸部各系一条圈带，头与身体分开制作，头部可以旋转。
鸡2件（DX：28）。足部略残，立姿，高冠，短圆嘴，圆突形眼，头高抬起，颈短圆略曲，翅膀用阴线表现，尾部高翘，留有蛋孔。双脚直立，鸡爪为长条平座；另一件仅存头部。
鸭2件，一件仅存头部，另一件头部残缺，头、颈斜直上扬，圆鼓，身较短，平短尾下留有蛋孔。
（3）青铜器20多件，有马、鸭、案足、摇钱树等。
马1件（DX：14），残，合范模铸，器内还留有黑砂范胎，呈静立姿，头短粗，双耳向前直竖，马身略显肥胖。锈蚀严重，局部已成粉末。
鸭1件（DX：16），合范模铸，体型纤巧娇小。圆突眼，短扁嘴，宽扁短尾略翘。颈与背之间负一田螺，下腹镂空。
案足1件（DX：15），细腰扁条形，下端呈半圆喇叭形，整器背面平直无纹。正面及方扁形的上段饰弦纹和之字横带纹，中段靠上部呈倒蒜头形，中线起脊，下端饰两道突棱。
摇钱树1件（DX：13），残缺，仅剩一扁圆体曲杆和两片树叶，曲杆一端为扁圆球体，扁侧面各留4个小圆孔，曲杆上端较细而圆，下端较宽扁，并在端面设有扁条榫头。树叶呈“V”字形，前段尖，后端圆钝并留有圆锥形短茎柄，树叶茎柄正好可以插入摇钱树杆上端的扁圆球体的小孔内，可能是摇钱树的树叶。铜条均已残断，共计13段。扁圆形，一头尖，都出土于前室东段中心，中间还杂有红漆皮。
（4）铅块5个（DX：22—26），出土于前室东南、西南、西北角和西后室的东南、西南角的铺地砖面上，铅块表面均为白色，大小形制不规则，有三角形、扁体半圆形、长条形、方形等。
该墓系双后室并列的多砖室墓，与1981年在大展屯村发掘的两座东汉砖室墓相距约80米。该墓出土了4块纪年铭文砖，为墓葬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纪年砖为墓内塌落的长条楔形券顶砖。这类砖数量少，纹饰特殊，薄侧边饰钱纹、水波纹和“吉羊”铭文，并在一短侧边模印隶书“熹平年十二月造”纪年铭文。“熹平”年为东汉灵帝刘宏的第二个年号，即公元172—178年。（见图Ⅶ—29）
（四）滇池地区
1.呈贡七步场东汉墓[16]
七步场村位于呈贡区东南约3千米处，其西南2千米为石碑村，东面3千米为吴家营。在七步场北面，有高约50米，东西走向的红土山，在山顶南面有一高出周围地面2米、直径约为4米的封土堆，墓室建于堆下深约5米的地方。1977年2月5日，云南省文物工作队进行清理发掘，历时12天。
图Ⅶ—29 大理下关城北东汉墓出土的陶俑
墓室为砖结构，平面呈“凸”字形，券顶。室内长5.8米、宽1.9米、高2米。墓道长1.4米、宽1米、高1.4米，墓向265°（见图Ⅶ—30）。墓室地面用砖平铺，在墓室后部发现一块2.3米×0.7米的红、黑两色漆皮分布范围，内有数枚铁钉，疑为棺木遗存，骸骨已朽。墓道内没有铺地砖，墓砖有两种，均为青灰色，少数因火候不均而间有黄色。铺地砖及墓壁砖为长方形，长40厘米，宽20厘米，厚7厘米。砖上的花纹多为几何纹，少量为五铢钱纹。
图Ⅶ—30 呈贡七步场东汉墓平面图
随葬品共有65件，多置于墓道中和墓道前部，墓室中、后部亦有少量发现，但多破碎。器物放置较挤，有的在瓮里套放有小罐。其中大多为陶器，其次为铜器，还有铁钉和摇钱树底座1件。
陶器能复原的共28件，多为泥质灰陶，亦有少量的夹砂灰陶。火候不高、纹饰有弦纹、排印网纹。器形有罐、碗、瓮等。罐有22件，能复原的有14件，可分为5型；碗4件，分为2式；瓮4件，大口敛收，口沿外卷呈条形，折肩，肩部饰弦纹，鼓腹，小平底，腹部饰排印网纹，有两件腹下部有一镂孔，施弦纹；仓1件，泥质黄陶，敞口，腹微鼓，平底；陶模型2件，水田模型1件，形似椭圆盘，中有田埂二道，最大直径34厘米；池塘模型1件，盆状，敞口，宽边饰浮雕绳纹，腹壁斜直内收，平底（见图Ⅶ—31）；陶鸭2件，为浮游中的形态，中空，高8厘米；陶俑1件，为直立持刀俑，头戴双尖帽，双尖染红，舌伸出口外，一手持刀，一手残缺，下身着袍，底收成圆柱形，中空。
图Ⅶ—31 呈贡七步场东汉墓出土的陶器和铜器
铜器大多已蚀坏，能辨认的器形耳杯4件，侈口，宽边，腹壁斜直内收，平底通高1.7～2.5厘米，最大直径12厘米；铺首2件，为浮雕状，衔环，环上镀金；灯1件，灯盘为圆形，中立一锥形灯芯，三足；鸡2件，为直立状，背上负有一瓶状物，脚残缺，残高9厘米；铁钉8枚，有直钉和抓钉两种；摇钱树石座1件，圆柱形，上面正中有一孔，通高8.8厘米、直径20厘米。
用花砖建造的券顶凸字形砖室墓，从云南呈贡、昭通、姚安等地发掘情况来看，是东汉至两晋时期较为流行的墓葬形制。七步场古墓中出土的铜耳杯、灯及陶罐、俑等，不仅形制是汉代流行的，而且是随葬器物的组合，也是一般汉墓所常见的。加之从花纹砖上的五铢钱纹等来看，该墓的年代为东汉时期。
2.昆明市晋宁区左卫山东汉砖室墓[17]
左卫山位于今晋城镇新街村西南一隅，为平坝田间突起的山丘，东北距新街3千米，西距石寨山1千米，西北距梁王山1.5千米，南距金砂山1.5千米。山的南面紧接左卫村，西北紧连石嘴村。山高约80米，形如半月，山坡布满台地。1994年11月18日，晋宁县文管所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清理发掘。这次抢救清理的古墓位于左卫山南麓的第三级台地土崖之下。墓室向阳，坐北望南，遥望对面的金砂山顶，墓葬封土堆上部已辟为坡地，残厚1.6米。墓室为砖砌的长方形券顶单室墓，长4.3米、宽2.09米、壁高1.15米，券弧径高65厘米。
墓中共出土随葬器品18件。
图Ⅶ—32 晋宁左卫山东汉墓出土的铜洗
铜器：铜洗1件，侈口，斜沿，腹微鼓弧，平底。腹部有弦纹3道，连接两耳，两耳装饰凸出的兽面图样，兽鼻凸起做器耳。合模线纵向绕过两耳中部（见图Ⅶ—32）。出土时紧靠墓室南壁。铜釜1件，侈口，斜沿，束颈，折肩，环耳，鼓腹，圜底，腹部有弦纹2道，合模线纵向绕过两耳中部，器身尚存曾经使用过的黑色烟熏痕迹。高19厘米，口径21厘米，颈径15.5厘米，腹径22厘米，出土于墓室东南面，基本完好。铜豆1件，器壁薄，圆唇、直壁、腹微弧、圜底，圈足呈喇叭状。口沿下制单弦纹，中部有弦纹2道，出土于墓室西南，残缺。五铢钱5枚，均残缺，形制相同，圆形，方孔。钱径2.5厘米、穿框边长1厘米、外廓边宽0.1厘米。铭文从右至左篆书“五铢”二字。“五”字交笔弯曲，“铢”字的金字旁上部呈三角形，下面“十”字各直角中的四点拉长为四小竖笔，字笔工整，分别压在墓内容器之下。
陶器：水田池塘模型1件，泥质灰陶，手制。为不规整的长方形，一边长48厘米，另一边长46厘米，宽均为32厘米。模型分为两部分：一半为水田，内分两排共六格，代表6丘水田，外埂高2.5～3厘米，内埂高2厘米；另一半为池塘，水田与池塘之间的埂中有一放水口，呈“八”字形，大口开于埂上，小口伸入池塘内，在池塘不同位置有陶制鱼4条，2条形似鲫鱼，2条形似草鱼，青蛙1只，做准备跳跃姿势，螺蛳4个，虾1个，蚌2个，还有池塘中站立准备食小鱼的鹭鸶1个。在池塘水口通往第五排水田的中间田内，有一只仰放的鳖，表示被池塘水冲出翻过身来，水田池塘模型出土时紧靠墓室西壁，保存完好。建筑物模型1件，残缺，灰陶，质粗壁厚，平面呈长方形，四柱中空，平顶。长边两柱之间各有矮墙一道，并延伸到柱外，阔边两柱之间无墙，底部有地牵梁三条。出土时紧靠墓室西壁，与水田模型相连。灶1件，泥质灰陶，手制。平面呈长方形，灶身为不规则的半圆柱体形，长27厘米、宽18厘米、前高17厘米、底高15.5厘米，体空，底平。前端设边长6厘米的方形灶门，后一端设径宽2、高5厘米的圆形烟囱，向后微倾，拱形灶面上制两个灶眼，大灶眼径长10厘米、小灶眼径长8厘米，上置罐形大小各1个，前壁高18厘米、残宽24厘米的挡烟板，立面如“凸”字形。出土于墓室东南，基本完好。狗2件，泥质灰陶，手制，实心体。鸡2件，灰陶，手制，空腹。公鸡、母鸡各1件。鸡形杯2件，黑陶，手制，空腹，其中公鸡母鸡杯各1件（见图Ⅶ—33）。甑1件，泥质灰陶，轮制，平底，素面。底下有18个圆形蒸汽小孔，出土于墓室东南，紧靠陶灶，完好。罐3件，形制相同，夹砂灰陶，轮制。仓1件，陶制，轮制，壁厚，沿面、腹部各划制两道弦纹。
图Ⅶ—33 晋宁左卫山东汉墓出土的动物陶俑
此墓为砖砌的长方形单室墓，墓砖侧面模制棱形几何图样。与云南省昭通、鲁甸、呈贡七步场等地发掘的东汉单室砖墓的形制同属一种类型[18]。墓中出土的五铢钱，其形制、字形笔画与东汉建武五铢相同。出土的陶制水田池塘模型与王家营小松山、嵩明梨花村等地东汉墓出土的水田池塘模型大同小异。综合此墓的形制、器物造型等，可初步断定其年代为东汉中晚期。
3.昆明市晋宁区古城汉营新村梁堆墓[19]
该墓葬位于汉营新村以北约100米的山田里，为一人工垒起的梁堆墓，梁堆直径约15米、高约4.5米，在梁堆的西面有一直径约40厘米的盗洞在墓室的南北方向，中间有一条宽30厘米、深1米的盗沟，土质颜色较为新鲜。从墓室被盗情况来看，此墓很早以前就已被盗。1998年10月28日，由晋宁县文管所组织进行清理发掘。石室墓坐北向南，正北向；砖室墓位于石室墓前约1米，下约70厘米，坐北向南。
图Ⅶ—34 墓葬平面图、剖面图
图Ⅶ—35 晋宁古城汉营新村梁堆墓墓顶室图案
石室墓呈“凸”字形，由墓道、墓室、顶三部分组成（见图Ⅶ—34），墓室呈正方形，边长3.75米、内边长3.1米，四壁均用规格不等的五面石镶砌，均为黄砂石质，打制较为粗糙，整个顶部为升斗形，所用石料均为天然黄砂石，通过三面加工，垒砌。顶部中央一块精工细凿，为一正方形，底部雕刻成鼓形，底面线刻成三圈圆圈纹，内圆圈线刻“十”字莲花纹，二圈刻“▷◁”字符及云卷纹。三圈为素面，直径40厘米（见图Ⅶ—35），墓门及东、西、南、北各壁均有题刻，右书，直行，每行5、6、8字不等，字迹潦草，部分字体为隶书，许多字体难辨，可辨认的有墓门刻字，直书一行，计11字，即“□此世出全特此□□□□”；东壁刻字，右书直行，每行1、2、3字不等，3行共计6字，“在宕前史上之”；西壁刻字右书直行，每行2、3、4字不等，4行计12字，“大元十六年十月下□乙丑造”；北壁刻字，右书直行，行5至8字不等，计14行119字，“□□□六年岁在亲卯|□□□侚送主□造之|□□□西□望见□川|□□□□□青龙入渊|□□□□□其处亘南|□□□松□□□□|□□□□□□□□|□□□真理□□者□|□□者□然国居□|□实难□□洈□□|□闻西亢三□益郡贡|不烦从不□亘誾□梦|□□□元故是□|见者□□□莫难处|”。在清理墓室时，没有铺地石，也没有任何遗物，只发现少许夹砂灰陶残片，下掘约40厘米，可清晰看到底为三层夯土层，一层炭屑，厚约1～2厘米，一层夯土，厚约15～20厘米。墓道宽1.75米、长1.90米（包括封门），顶部为拱形。在封门额枋石、东面门枋石上均有刻字。封门额枋石上直书刻字：“大元十六年岁在亲卯十月下□造之”；东面门枋石上直书刻字一行：“守门吏先缢其人猛勇也”。
砖室墓位于石室墓前约1米、下约70厘米，坐北向南，为长方形拱顶单室墓，残长2.3米、宽1米，墓室内宽60厘米，通高1米，拱形墓顶由左右两块完整汉砖和中间一块楔形砖组成，清理过程中出土部分陶器。
石室墓中发现几块残碎夹砂陶片，器物难以辨认，砖室墓出土陶器6件，其中陶罐2件，分二式；夹砂褐黄陶仓1件，方唇，平沿外卷，短颈；夹砂褐黄陶甑1件，圆唇，弧腹平底，底部中央留有一直径3厘米的圆孔；夹砂褐黄陶盆1件，圆唇，鼓腹平底；夹砂褐黄陶圆形池塘模型1件，中间为圆筒形，模型内壁底部沿圆筒周围线刻大小3条鱼，旁边隐约可见水波纹。
该石室墓壁上刻有：“大元十六年十月下□乙丑造”“大元十六年岁在亲卯十月下□造之”等题刻（见图Ⅶ—36），为断定其年代提供了有力证据“大元十六年岁在亲卯”应该为“辛卯”，在天干地支里面没有“亲卯”，只有“辛卯”。太元十六年辛卯即为公元391年。在古代，“大”与“太”是相通的，所有“大元十六年”应为“太元十六年”，“太元”是东晋时期孝武帝（司马曜）的年号，太元十六年即为公元391年。石室墓与砖室墓的共同特点是墓室均无铺地石和铺地砖，而都是采取人工夯土层，都是一层夯土，一层炭屑。根据墓室刻字和墓葬的形制以及出土器物的特征，可以认定晋宁县古城汉营新村石室墓和砖室墓为东晋时期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十六年（391年）的墓葬。
图Ⅶ—36 墓壁刻字拓片
4.嵩明上矣铎梁堆墓[20]
上矣铎梁堆墓位于嵩明县嵩阳镇上矣铎村，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嵩明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对工程建设影响范围内的两座梁堆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700平方米。本次发掘的两座“梁堆”墓，当地人称之为“漾米多”，传说是诸葛亮南征时为稳定军心和迷惑敌人堆筑的假粮堆。此类墓葬广泛分布于滇中、滇东地区，属魏晋南北朝的居多，另有部分属东汉时期。这种墓葬通常在地表挖出墓坑，然后用砖或石块砌筑墓室，最后堆筑高大的封土堆。墓葬形制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墓葬相似。云南“梁堆”因为具有高大封土这一明显标志，故历代多次被盗，墓中墓主尸骨、葬具以及随葬品等遗失、破坏严重，遗留器物多为残损的陶器残片等。从残留的随葬器物来看，器物亦与同时代中原地区的墓葬相似，器形有耳杯、壶、甑、案、各类俑等。
1号墓紧邻高速公路，方向77°。墓葬封土高约1.5米，封土呈圆形，直径约10米。墓葬内部平面近“凸”字形，由纵长方形的主墓室、墓道和墓门外的两面墙组成。主墓室长约4.6米，宽约2.2米，高约2.1米。墓道宽约1.3米，进深约1.5米，高约1.4米。两面石墙长约2.6米，高约1.6米。墓室的墙体和券顶用大小不等的石块建构，面朝内部的一面加工精细，錾痕明显。石块之间未使用任何粘连材料，中空的墓室全靠石块之间的重力挤压而成。主墓室的地面平铺有石板。墓道内未发现石板，可能已为盗墓者所撬。发掘工作中将铺地的石板全部移除，发现石板之下有一层垫土，起到找平墓底的作用。垫土层之下发现若干排列规则的柱洞，这些柱洞在建造墓室时起到支撑券顶的作用，一旦券顶完成，拱形的石块之间因为相互挤压便已稳固，即可将支撑木柱移除。墓道的券顶要略矮于主墓室。墓门口有一排门槛石，高于墓底。墓门用一块大石和若干石块封堵。墓门外面两侧各有一面石块垒砌的石墙。墓为地表起建，封土和墓室的建造可能同时进行，即砌好一层墓室后，再在外圈堆土，第二层石块有的一端放在下层石块上，另一端放置在外圈封土上。当墓室完成时，封土也已基本完成，唯墓门外可能暂时留出一块空间，以供安葬墓主时进出之用。1号墓与2号墓比较，稍显粗糙。从封土和墓室同时建造以及结构相对粗糙的情况分析，1号墓可能是墓主去世之后赶造的。墓葬多次被盗，墓中大多数随葬品被洗劫一空，仅留下大量陶器残片，以及部分残缺的铜器等。经过整理修复，器物有陶甑、陶罐、陶钵、陶盆、陶耳杯、陶俑头、铜耳杯、鎏金铜器残件等。
2号墓无论规模、形制，还是里面出土的器物都较1号墓更胜一筹。地表可见封土高约3米，直径约15米。墓室的营造方法与1号墓如出一辙，只是墓室和封土是分开营造的，方向78°。墓为半地穴式结构，墓室有一半在当时地表所挖的坑中，另一半高出当时的地表。（见图Ⅶ—37）墓室由后室（主墓室）、甬道、前堂、墓道、正墓门、侧墓门几部分组成。后室长约3米，宽约2.1米，高约2.1米。甬道宽约1米，进深约0.6米，高约0.8米。前堂宽约4.7米，进深约1.8米，高约1.9米。墓道宽约1.1米，进深约1.3米，高约1.4米。墓室底部均铺满石板，铺地石板之下有两条纵横相交的排水沟。后室的排水沟与前堂的排水沟在甬道前方交汇，最后由前堂北端侧门处流出墓室。排水沟的建造较有特点，先是在土质墓底挖出土沟，沟底和沟壁用石块砌呈沟形，再用小石板盖顶。前堂排水沟石质沟壁和土沟壁之间的缝隙用石块和炭块填充，以起到过滤淤泥，防止水沟堵塞的作用。墓门为两扇内开的长方形石门，石门两端有门轴和门臼。墓门内侧两端各有一块树立的条石，上端有卡槽，两块条石的卡槽之间横置一块条石，从内侧封堵墓门。从事埋葬活动的人应该是在封堵好墓门之后从前堂北端的侧门出来，最后用石块封堵侧门。2号墓被盗严重，值得庆幸的是在墓室内以及盗洞里还是发现不少精美的器物，有铜跪俑、铜刁斗、铜刀、铜泡钉、五铢钱、陶俑、瓷碗、人形金箔等。
图Ⅶ—37 嵩明上矣铎梁堆墓2号墓结构
结合墓中出土的器物来看，初步断定其时代在汉晋时期。墓主可能是中原迁入的汉人，也可能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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