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考古学通论：铁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与墓葬探秘

根据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和最新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确定以下出土铁器的文化遗址和墓葬属铁器时代早期。

1.晋宁石寨山墓地第二次发掘的Ⅲ和Ⅳ类墓、第四次发掘的全部墓葬、第五次发掘的M71等

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先后经1955年、1956～1957年、1958年、1960年、1996年五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了86座战国末至西汉墓葬，出土大量的精美文物，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玉石器等共计4500余件。第二次发掘是在第一次甲区范围内，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清理20座墓葬，其中M6出土了举世闻名的“滇王之印”。晋宁石寨山墓地第二次发掘的20座墓葬均为土坑墓，根据随葬品组合特征，发掘者将此20座墓葬分为四类，铁器在第Ⅱ类墓中出现，但数量稀少，而在第Ⅲ、Ⅳ类墓葬中形制和数量增多。第四次清理的16座墓葬，出土器物228件。第五次发掘的36座墓葬，葬式丰富，有小墓34座、大墓2座。发掘者将这批墓葬分为早晚两期。出土的34件铁器为5件环首铁刀和29件铜铁合制器，其中生产工具仅有2件铜銎铁凿，而兵器有37件，即铜銎铁矛8件、铜柄铁剑18件以及铜銎铁啄1件、铁镞2件等。这些为数不多的铁器中以兵器为主，且全部出土属于晚期的M71大型墓，根据对该墓丰富的随葬品、墓葬形制的分析，发掘者推测墓主人身份很高，可能是某位滇王，时代约在西汉中期偏晚^[1]。在石寨山古墓分期的第二至五期都有大量的铁器（包括纯铁器和铜铁合制器）出土^[2]，总共有115件，其中铜铁合制69件，纯铁器64件^[3]（见图Ⅵ—1）。

图Ⅵ—1　石寨山墓地出土的铁器时代早期器物

2.江川李家山墓地第一次发掘第二、三类墓和第二次发掘第二、三期

1972年1～5月，云南省博物馆对江川李家山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共清理墓葬27座，出土器物1300余件，有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玉石玛瑙器、竹木器等，其中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器有48件。1991年12月至1992年4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玉溪地区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对李家山古墓群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60座，出土大量随葬品，有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玉石玛瑙器、竹木器等2248件（套）^[4]（见图Ⅵ—2）。

图Ⅵ—2　李家山墓地出土的铁器时代早期器物

3.昆明羊甫头墓地滇文化第四期和汉式墓葬早期^[5]

羊甫头墓地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镇的大羊甫村，东经102°77′、北纬24°66′，海拔1926米。北距昆明城区4千米，西临滇池4千米。这里是昆明坝区边上的第一级缓丘台地，羊甫头墓地是分布在滇池东岸众多墓地中较北的一处。

1998～1999年、2000年、2001年对羊甫头墓地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发掘。1998～1999年发掘地点主要为昆明武警边防学校训练场占地范围；2000年发掘地点为原油库、教勤中队驻地的改建范围；2001年的发掘地点为原一栋四层楼的拆出改建范围。三个阶段发掘田野工作历时300余天，发掘面积约15000平方米。羊甫头墓地总分布面积约40000余平方米，多集中在缓丘的西南、西北和北面以及缓丘东部高处，即面向滇池的部分。缓丘东部背滇池的部分墓葬分布较少。共发掘各时期墓葬846座，其中以滇文化墓葬和汉式墓葬为主，共839座。文化内涵以滇式器物为主、年代下限在西汉末东汉初的滇文化墓葬共810座，汉式墓葬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时代在两汉之交，因此，羊甫头墓地属于铁器时代早期。羊甫头墓地分为大、中、小型。大型墓，墓口面积在18平方米以上，共6座。中型墓，墓口面积6～18平方米，共27座。小型墓777座，根据墓坑结构可分为平底墓，共443座；有腰坑墓，共275座；有二层台墓，共32座；既有腰坑又有二层台墓，共27座。文化内涵以汉式器物为主、年代上限在西汉末，包括东汉时期的汉式墓葬，共28座。

图Ⅵ—3　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铁器时代早期器物

1.铜器；2.铜纺织工具；3.陶器；4.铁援铜戈；5.铁刃斧；6.铜骹铁矛；7.铁矛

滇文化随葬器物计约6000件。以铜器为主，陶器次之，漆木器，玉、石、玛瑙器有一定数量，还有少量铁器出土。铜器、铜铁合制器，按用途分为兵器、仪仗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乐器、装饰用品、车马器六大类（见图Ⅵ—3）。陶器的大量出土是过去发掘的滇文化墓葬所少见的，总计2109件，其中可辨器形者1130件（包括462件纺轮、668件修复器），按用途可分为容器、工具、装饰品、模型器四大类，以釜类、罐类为最多，还有少量盒、尊、瓮、钵、鼎、豆及器盖等。漆木器多数为兵器及木具的木秘，有少量漆木用具及木雕漆器。除个别的农具及工具如锸、锄、斧、凿等的木秘及木雕附件未髹漆外，约85%的髹漆木器有彩绘纹饰。颜色有红色、棕红色、咖啡色、黑色，部分漆器残片上还镶嵌有锡片；铁器较少，共计279件，铁爪镰最多，铁剑、矛、削、环首刀等；玉石器包括玛瑙器、玉器、绿松石器、砂石器。玛瑙器是玉石器类的大宗，极为常见，数量也较多。常制成珠、管、扣等物，色彩有半透明的玻璃色、乳白色、鲜红色和浅红色等。玉多呈灰白色、米黄色、黄褐色、灰绿色，不透明。有的表面光滑，质地坚硬，有的却极疏脆。主要用于制作镯、耳块、钏、牙形耳坠和管，属于透闪石矿物，是软玉中的一种。绿松石大多磨成小圆片，是镶嵌的主要材料，装饰在铜腰扣、铜镯等器物上。亦有珠、管类器型，中穿孔，可缀连，用以装饰。砂石器有石坠、砺石、纺轮三种。石坠数量最多且较常见，是小型男性墓最基本的随葬品之一。石纺轮不多，是小型女性墓最基本的随葬品之一。

2016年7月至9月中旬，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羊甫头墓地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975平方米，共清理墓葬53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大部分墓葬都出土有随葬品。根据出土的随葬品，可分为青铜时代和明清时期墓葬，其中青铜时代墓葬45座，出土有铜柄铁剑。此次发掘的墓葬年代大致定在战国中期至西汉末期之间^[6]。

4.晋宁金砂山墓地第一次发掘

金砂山墓地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金砂村东面，地处东经102°59′、北纬24°18′，海拔1976米。其地势东坡较平缓，西坡、南坡陡峭，西北与石寨山古墓地相对。从2000年1月至3月由昆明市博物馆组织进行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共清理较为完整的青铜时代墓葬12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出土文物398件，以青铜器为主，其中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器和纯铁器）共71件，铜铁合制器57件，纯铁器14件。晋宁金砂山墓地清理的12座墓葬均为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尚未发现有打破叠压关系。有铜柄铁剑21件、铜骹铁矛24件、铜銎铁啄1件、铜銎铁斧5件、铜銎铁凿2件、铜柄铁削3件以及车马饰1件；纯铁器有14件，为环首铁刀7件、矛3件；有镞、镦、戟各1件以及斧1件。其铜骹铁矛、铜柄铁削常见于晋宁石寨山M3、M4、M7、M12、M13，江川李家山M47、M51、M82，呈贡天子庙M33、M41和安宁太极山M12中。但由于大部分器物是追缴文物，根据与石寨山墓地的对比，不是同一时代器物，其中的无胡铜戈、无格铜剑、铜斧年代应早，而铜壶、铜洗、环首铁刀、铁矛、铁斧等器物的年代要晚些。发掘者推测其时代在西汉中期至东汉初中期^[7]（见图Ⅵ—4）。

5.澄江金莲山墓地M74、M166

图Ⅵ—4　金砂山墓地出土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器物

金莲山位于澄江县东南约3千米的右所镇旧城村东部边缘，东依牧马山，西北与学山相望，南距抚仙湖北岸约3千米，地理坐标为东经102°56′、北纬24°39′，海拔1806米，均为山坡台地，相对高度不足百米。墓地可分为三片区，即已发掘的山顶东、西两片区和勘探的北坡—东坡片区，墓葬普遍为中小型墓葬。2006年发掘者认为144座墓葬是东汉时期滇文化的遗存。2008～2009年发掘的265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部分有二层台和腰坑。该墓地葬式复杂多样，包括单人葬、合葬和叠层葬，单人葬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是滇文化的典型葬式；金莲山墓地是滇文化各墓葬中最为复杂和丰富的墓地。与其他滇文化墓葬不同的是金莲山墓地没有发现木质葬具，但叠层葬中发现了大量保存较好的人骨。其中M74和M166都有出土铁器，总共12件，多为兵器和生产工具。随葬器物与石寨山墓地、李家山墓地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器物有相似之处，如M166和M74中出土的铁斧、铜茎铁剑、铜骹铁矛、铜锄、铜带钩、陶釜等，其中M166还出土了汉文化的印章。通过对出土器物与李家山等其他墓地的相同或相似器物的比较和分析可推测其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发掘者推测金莲山墓地的墓葬年代从战国晚期至东汉初期^[8]（见图Ⅵ—5）。

图Ⅵ—5　澄江金莲山墓地出土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器物

6.嵩明凤凰窝墓地

嵩明凤凰窝古墓地位于嵩明县城所在地的嵩阳镇北约1千米的黄龙山南侧，西距昆明市54千米，东北距曲靖市87千米，墓地处于北高南低的山麓南坡，坡度较平缓。1988年10月至1989年1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组织对嵩明凤凰窝古墓葬进行发掘，共清理了青铜时代墓葬161座。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青铜器、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器和纯铁器）、玉石器等大量文物。在该墓群晚期有少量铁器出土，共计13件，包括生产工具和兵器，其中铜铁合制器5件、纯铁器8件，其年代约是西汉早中期。在嵩明凤凰窝墓地的A、B类墓中，随葬品中没有纯铁器和铜铁合制器的A1、B1、C1型，而D类型墓共96座，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且墓葬中出现了纯铁器和铜铁合制器的A2、B2、C2型墓仅有10座，数量很少。在出现纯铁器和铜铁合制器的墓葬中，出土的均为小件的削和铜铁合制的矛、削等，尚未出现大件的铁质器物，说明该地区铁器才刚刚开始出现和使用。在以上的墓葬中也未发现中原地区流行的汉式器物和钱币，而云南地区墓葬中普遍出现铁器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因此，凤凰窝晚期墓葬的年代为西汉中晚期^[9]（见图Ⅵ—6）。

图Ⅵ—6　凤凰窝墓地出土的斧范和铜斧

7.昆明市呈贡龙街石碑村墓地第一次发掘第三期、第二次发掘第Ⅱ期石碑村古墓群，位于昆明市呈贡区龙城街道南约2千米，北距天子庙古墓群约5千米，南距晋宁石寨山43千米。墓地在村子的东北方，高出村子约10米的台地上。云南省博物馆于1974年初和1979年11月两次进行发掘清理，第一次清理117座墓葬，第二次清理65座墓葬，有大批随葬品现世，主要有青铜器、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器和纯铁器）、陶器、玉石器等，总共出土铁器60件。发掘者将此次发掘墓葬分为三期，第一、二期的年代在春秋晚期至西汉初期，第三期年代为西汉中晚期。在该墓群分期的二、三期均有铁器出土，第一次发掘出土铁器34件，呈贡石碑村古墓群第一次发掘出土铁器为铜柄铁剑10件、铜骹铁矛8件、铁矛3件、铜銎铁斧1件、环首铁刀9件以及铁钎、铁锥、铁环各1件。铁器均出自第三期，其中铜柄铁剑、铜骹铁矛与江川李家山第二期同类器物形制相近，时代应在西汉中晚期。第二次发掘出土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器有26件，有环首铁刀4件、铜柄铁剑2件、铜骹铁矛3件、爪镰13件、臂甲1件以及卷刃器1件。另外，还采集到环首铁刀1件、铜骹铁矛残部1件、铁爪镰3件。发掘者根据出土的西汉武帝至平帝时期五铢钱等器物分析，将第二次发掘东区墓葬分为两期，第Ⅰ期为战国中期，出土铁器的为第Ⅱ期，年代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10]。出土器物以兵器为主，有少量的生产工具（见图Ⅵ—7）。

图Ⅵ—7　呈贡石碑村古墓出土的铁器

8.泸西石洞村、大逸圃墓地^[11]

2007～2008年，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下，红河州文物管理所、泸西县文物管理所对泸西石洞村、大逸圃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1）石洞村墓地第二期

该墓地发掘面积950平方米，分为竖穴土坑墓和火葬墓两个区域，竖穴土坑墓有93座。出土器物有青铜器、铁器、玉石器、骨器、漆木器和陶器。(www.xing528.com)

（2）大逸圃墓地第二、三期

该墓地发掘面积900平方米，发现墓葬190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出土文物有青铜器、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器）、玉石器、陶器等。

随葬品均位于墓底，根据随葬品组合的不同，该地墓葬可分为组合各异的20类：a.随葬铜质装饰品41座；b.随葬非金属装饰品4座；c.随葬铜质和非金属装饰品16座；d.随葬铜质和非金属装饰品、陶器1座；e.随葬兵器10座；f.随葬兵器、铜质装饰品4座；g.随葬铁器1座；h.随葬陶器2座；i.随葬生活用具3座；j.随葬兵器、装饰品4座；k.随葬兵器、装饰品、陶器1座；1.随葬兵器、生活用具、装饰品、铁器1座；m.随葬兵器、铁器、金属装饰品2座；n.随葬兵器、装饰品、铁器1座；o.随葬兵器、生活用具、金属装饰品2座；p.随葬兵器、生活用具2座；q.随葬兵器、铁器1座；r.随葬兵器、生活用具、铁器1座；s.随葬生活用具、装饰品1座；t.无随葬品82座。

出土随葬器物分类方式和石洞村基本相同，只是该处出土有不少铜铁合制器。铜器及铜铁合制器分为兵器，剑、戈、铜骹铁矛、镖、臂甲、箭镞、箭箙等；生活用具，铜削、铜柄铁削、锥、平头凿、铜銎铁凿等；装饰品包括镯、钏、腰扣、扣、夹、铃、泡、耳环、钩状饰、片状饰、螺旋状饰、头饰等，此类器物在该墓地出土数量最大。铁器以铁削为主，另有凿1件。非金属装饰品大体可分为玛瑙、孔雀石、玉石、琉璃、骨等几大类。器形主要有扣、串珠、管、坠、块、镯几种。陶器数量较少，有罐，夹粗砂灰褐陶、夹细砂黄褐陶、夹细砂灰褐陶，均为侈口；夹粗砂灰褐质陶釜；夹细砂黄褐陶质圆形陶纺轮。

石洞村墓地的竖穴土坑墓不见铜铁合制器，出土的铁器以生产工具为主，有凿、环首铁削、环首铁刀、锸、斧、镰刀；青铜器有弩机构件、无胡援穿戈、镯、饰牌以及玉石器等。竖穴土坑墓可分为两期，第二期出土斧、锸、镰、削等铁器和琉璃珠，时代大致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大逸圃墓地铜铁合制器有山字格铜柄铁剑、铜銎铁矛，铁器有削、凿。发掘者将该墓地分为三期，第二期大致在西汉中晚期。（见图Ⅵ—8）

图Ⅵ—8　泸西石洞村、大逸圃墓地出土的器物

9.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墓地第四期^[12]

1977～1982年考古队先后对曲靖八塔台墓地一号、二号堆进行了7次发掘。一号堆清理墓葬5座，二号堆发掘6次，共清理出青铜时代墓葬348座。横大路墓葬位于曲靖市麒麟区南面约20千米的一个人工堆成的大型土墩上，1997年清理墓葬188座。

曲靖八塔台墓地除了出土铜骹铁矛3件外，还出土铜铁合制器，有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杂器。兵器为折叠锻打钢制品；铁鍪等生活用具则为铸铁器，素面。有剑2件，矛5件，大环首刀11件，镞1件，斧9件，凿7件，小环首刀20件，铁鍪3件，马衔镳2件以及带钩1件。发掘报告将八塔台墓地分为四期，这些铜铁合制器和铜铁器均出自第四期，根据对五铢钱的断代，其时代应在西汉后期。横大路墓地亦分为四期，但地层中没有出土铁器和铜铁合制器，仅采集到铜心铁削2件、铜骹铁矛1件和环首铁刀1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测定第二期的M108碳素年代为距今2625±65年，推测了横大路墓地的年代为春秋早期至西汉晚期，根据与八塔台墓地的对比分析，推测采集的铁器应与八塔台相近，第四期年代在西汉中晚期^[13]（见图Ⅵ—9）。

图Ⅵ—9　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墓地出土的铁器时代早期器物

10.曲靖潇湘平坡墓地第四期^[14]

2001年考古队对曲靖潇湘平坡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竖穴土坑墓198座，出土文物有青铜器、陶器、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器）、玉石器、漆器等。

发掘报告中将潇湘平坡墓地青铜时代分为四期，第四期随葬品与前三期明显不同，青铜器和铁器占据主导地位，铁器和铜铁合制器均出自第四期。M9、M10、M11、M12、M40等20余座第四期墓葬出土铜铁合制器有铜骹铁矛2件、铜柄铁剑1件，铁器有戈1件、矛1件、斧2件、凿1件、环首刀8件、釜1件和支架1件等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同时中原地区常见的铜釜、铜鍪、钱币、铜带钩、漆耳杯以及铁戈、铁矛、环首铁刀、铁斧和铁凿等器物普遍使用，陶器种类数量减少。根据该期出土的五铢钱均为西汉武、昭、宣、平时期，故第四期年代为西汉中晚期^[15]（见图Ⅵ—10）。

图Ⅵ—10　曲靖潇湘平坡铁器时代早期器物

11.个旧黑玛井墓地^[16]

对黑玛井墓地先后于1988～1989年、1994年、1995年三次进行清理、发掘，共有13座竖穴土坑墓。

个旧黑玛井墓地发掘的仅有13座墓葬，出土的百余件文物中有铜柄铁剑2件、环首铁刀2件、铁镊子1件、铁钉1件、铁条1件，为兵器和生活用具。包括之前清理采集的器物，根据几何印纹硬陶罐、三足盘、三羊铜盒、铜筩、铜博具、五铢钱和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17]货币等器物的文化特征分析，时代应在西汉武帝前后至昭宣时期的西汉中期，部分晚至王莽时期^[18]（见图Ⅵ—11）。

图Ⅵ—11　个旧黑玛井出土的器物

12.昌宁大甸山墓地晚期

大甸山墓地位于保山市昌宁县田园镇龙泉村委会漆树坡小组东南侧的大甸山上。2012年11月至2013年3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完成昌宁大甸山墓地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共清理各类墓葬198座，出土随葬品268件（套）。随葬品按质地可分为石器、陶器、青铜器、铜铁合制器、铁器、琥珀、海贝、麻织品、竹藤物（炭化严重难以取出）等，以青铜器为大宗。铜铁合制器有铜柄铁矛和铜柄铁削等，铁器有铁矛、铁削、铁剑、铁镯等，琥珀都为琥珀串珠饰，海贝为贝币，竹藤物为藤篾腿套等^[19]。晚期墓出土了铁器和铜铁合制器，应属云南铁器时代早期。

13.澄江木官山墓地晚期墓葬

澄江木官山墓地位于玉溪市澄江县城西南角，抚仙湖西北岸，龙街街道双树社区西北部一座平面近圆形的独立小山包上。2016年4月至7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澄江县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000平方米。土葬墓、灰坑等滇文化时期遗存共出土遗物830件，按质地分为铜、铁、铜铁合制、陶、石、玛瑙、绿松石、玉、骨、水晶、漆、料器十二类。其中，铜铁合制器40件，器形有铜茎铁剑、铜骹铁矛、铜柄铁削、铜銎铁斧、铜銎铁卷刃器五类。

晚期墓葬以出土的铜铁合制器和铁器为主，典型器物组合为兵器和生产工具，器形有铜茎铁剑、铜骹铁矛、铜銎铁卷刃器、铁矛、铁镞和铁削，相对年代为西汉中晚期^[20]。

14.陆良薛官堡墓地^[21]

薛官堡墓地位于曲靖市陆良县马街镇薛官堡村西南角，地处陆良盆地南部边缘，与村子基本相连，东距G324国道约600米，北距县城中枢镇约11千米，西北距南盘江约10千米。地理坐标为北纬24°55′26″、东经103°41′01″，海拔为1859米。

2012年6～8月和2013年7～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薛官堡墓地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本次发掘分为周家坟和唐家坟两个地点，彼此直线距离约40余米，中间被现代坟墓和村舍相隔。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160余座，其中大部分墓葬为汉代或稍早的土著部族墓葬。墓葬中近一半的墓葬出土有随葬品，各墓所出数量多寡不一，多者10余件，少的仅一两件，共计200余件，主要有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骨器、玻璃器等。铁器主要有矛1件、斧2件、凿2件、削12件等，还有铜柄铁剑等铜铁合制器，计铜柄铁剑2件、铜銎铁矛1件、铜柄铁削1件。

从出土器物来看，薛官堡墓地与周围的滇文化墓地、曲靖八塔台文化墓地以及泸西石洞村和大逸圃墓地均有一定的联系。同时部分墓地也出土有年代较为清楚的一定数量的汉式器物，结合碳14测定相关数据，大体可确定薛官堡墓地的年代为战国至秦汉时期，其下限约为东汉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