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考古学通论：重要文化特征总结

1.墓葬形制与遗址

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特征基本上都是以墓葬为表现形式，其墓葬形制具有诸多明显特征：

首先，竖穴土坑墓的埋葬方式。迄今为止，已发掘的滇文化墓葬近千余座，几乎全是竖穴土坑墓，土坑一般呈长方形、方形或不规则的长方形、方形等。墓坑的大小深浅与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和经济地位有关。已发现的竖穴土坑墓可分为三种：一是最常见的墓穴，完全在土层里挖成，以呈贡天子庙、石碑村墓地，安宁太极山墓地，昆明上马村五台山墓地为代表；二是在岩石中凿出较深墓穴的石室墓，表面堆积泥土较薄，此类墓只见于江川李家山的部分大墓和小墓；三是在复杂的地形中，利用石头间的缝隙埋葬，只简单修理平整，墓穴很浅，仅见于石寨山墓地。可见，滇池青铜时代墓葬均采用竖穴土坑的形制，这是滇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见图Ⅴ—72）

图Ⅴ—72　江川李家山M51墓坑平面图

其次，部分墓中已有棺、椁，但棺、椁制度并不成熟。几个主要的滇文化墓地，如天子庙墓地、石寨山墓地、李家山墓地只有一些大墓才有棺、椁。最早的椁见于万家坝大墓，但只有椁底板和边桩。其他一些墓中可见木椁痕迹。仅有战国中晚期的天子庙墓地的椁为长方形扁箱形，由椁盖板、壁板、椁底板组成，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一具木椁。（见图Ⅴ—73）

图Ⅴ—73　江川李家山M51椁室平面图

再次，葬俗。一般将墓地选在背山面水，距离水面不远的半山腰或山麓上地势相对较开阔处，高出水面二三层的台地上。墓穴分布有规律，沿山顶逐渐向山腰推移。大多数墓向与山体方向一致，都是东西向，头朝山头，脚朝滇池。以单人葬为主，极少合葬，未发现男女合葬。随葬品也大体按东西向摆放。小墓的摆放无规律，大墓随葬品摆放很有规律。青铜器多放在墓内一端，贮贝器、铜俑等大型青铜器放于墓内的西端，大体处在头部位置。各种装饰品多数放置于馆内，成串的玛瑙扣、浮圆雕青铜扣饰、金银饰品、玉珠、玉管饰、绿松石饰件多见于棺内。随葬品的组合主要包括陶器、青铜器、木器、金银器、石器、装饰品。大、中、小型墓的随葬品在数量、质量、器类上有着显著差异。小墓随葬品组合相对简单，主要有青铜器和陶器，比例各不相同。大、中型墓随葬品组合较复杂，种类、形制、数量都十分丰富，有青铜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器和各种造型生动的扣饰，象征权力、财富、地位的青铜重器和大量玉器、玛瑙饰、石器、木器、金银器等。而铜鼓、鼓形贮贝器、叠鼓形贮贝器、铜俑、铜枕、铜编钟、各式浮圆雕扣饰，玉器、金银器、玛瑙器、海贝等中型墓中少有或无。足见大型墓随葬品数量和种类大大胜于中型墓的随葬品。

最后，在晋宁上西河遗址洪积层之下发现汉代的地层堆积和水井等遗迹。而且在汉代堆积的下面，发现了石寨山文化（古滇）时期的房屋基址和灰坑、灰沟等堆积。这是石寨山文化考古中的首次发现，对研究古滇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2.文化面貌

铜鼓、贮贝器、铜俑、扣饰是滇池地区青铜遗存中最具特色的器物，它们以其瑰丽奇特的风格独树一帜。

铜鼓。至今为止，滇池地区青铜墓地中天子庙、石寨山、李家山、万家坝、太极山的部分墓葬清理出土了铜鼓，共计44面。以三种形式墓葬摆放：一是倒置，鼓面朝下，鼓足朝上；二是正置，鼓面朝上，鼓足朝下；三是扣置，一鼓鼓面朝下倒置，另一鼓正置，两鼓足对足，相互扣合，器内贮满海贝。44面鼓中8面是万家坝型铜鼓，制作粗糙，形制古朴，鼓身明显分为三段，胴腰间有四扁耳，鼓面小，胴径大于面径，足外侈。鼓面一般有太阳纹，部分有芒，个别鼓光素无纹。胴、足部光素无纹。腰部上段或素面或被简单的阴文格成若干格，格间无纹。近足部多有云雷纹、弦纹。器物圈足内壁有纹饰，纹饰不连贯。其余36面都是石寨山型。其中，出土墓葬为石寨山17面、李家山18面、天子庙1面。铸造精美，体形较小，略高，鼓身分三段，鼓面径大于或等于胴径，胴、腰部有四绹纹。面径大于腰径，足沿无折边，鼓身遍布纹饰，晚期也有素面的。有写实性纹样和几何纹样装饰，写实性纹样有翔鹭纹，多在鼓面，有四只翔鹭；有孔雀纹、鸳鸯纹等；有羽人纹、船纹等；动物纹有牛、鱼、水鸟等，生动逼真（见图Ⅴ—74）。几何纹样有太阳纹，有光芒，一般在鼓面；弦纹组成了晕圈，点线纹、圆圈纹、锯齿纹等组成的带状纹饰。万家坝型铜鼓早期可鼓釜两用，而石寨山型铜鼓却是滇王国的礼器和重器。万家坝型铜鼓存在的时间在春秋早期至战国晚期，石寨山型铜鼓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万家坝型铜鼓是至今发掘所获形制最原始的铜鼓，石寨山型铜鼓是万家坝型铜鼓的继承和发展。铜鼓是滇文化历史进程的见证，它的出现、发展、衰亡与滇文化的时代框架相一致。

图Ⅴ—74　晋宁石寨山M1：58号铜鼓

贮贝器。贮贝器是一种贮存海贝的容器，只发现于石寨山、李家山、天子庙墓葬，目前滇池地区青铜墓葬中共出土54件贮贝器。

青铜贮贝器器形多样，有桶型贮贝器、束腰桶型贮贝器、鼓型贮贝器、铜鼓贮贝器、异型贮贝器五种。桶型贮贝器时代最早在战国中期或更早，束腰桶型贮贝器约在战国晚期，虎耳束腰桶型贮贝器和鼓形贮贝器约在西汉初期至西汉中晚期。其中，铜鼓贮贝器见于石寨山、李家山墓地，内贮满海贝。它利用铜鼓翻转过来当容器，无盖，无底。鼓型贮贝器也是利用现成的铜鼓，在底足部内侧加一个底。或是去掉鼓面，利用鼓体和鼓腔，夹一盖和一底，在鼓体外侧足、腰部焊接铸好的动物雕像，在盖上焊接铸好的人物、动物雕像表现各种场景。抑或仿照铜鼓外形，铸造全新的鼓型贮贝器，素面或铸纹饰，盖上多有一圆孔。最能体现贮贝器特色的是盖上的各种圆雕人物、动物组合而成的立体装饰，它们表现出的特定社会、特殊场景，如石寨山杀人祭铜柱场面、战争场面、纳贡场面、狩猎场面贮贝器和李家山播种场面贮贝器等，涵盖了滇国上层社会人物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见图Ⅴ—75）

图Ⅴ—75　“播种”铜贮贝器（江川李家山M69：157）

滇池地区青铜贮贝器中有3件贮贝器最值得关注。石寨山出土的杀人祭铜柱场面贮贝器，器盖饰有127个人像和干栏式房屋一座，一妇女主祭，房屋下面排列16面铜鼓，这种记录某特定场面的贮贝器且有众多人物雕像在滇国贮贝器中是唯一一件。石寨山另一件贮贝器虎耳、桶型、四兽足，所铸场面突出，盖面中央一树，两分叉，上枝两猴，下枝两鹰，树下一虎，二牛环绕盖沿，虎欲袭击近旁一牛，后腿被另一牛角挑穿，二鹰惊觉欲飞，二猴喜看热闹，此刻瞬间诸动物神情刻画得惟妙惟肖。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所出桶型贮贝器再现了纺织场面，盖上铸10人纺织，1鎏金人物高踞一铜鼓之上，1人捧食盒跪伺左侧，1人执伞跪其后，1人跪其前，周围2人在绕线，4人低头织布，这种场景把纺织工序表现得非常充分和完整。（见图Ⅴ—76）

图Ⅴ—76　表现纺织场景的铜贮贝器（江川李家山M69：139）

铜俑。铜俑是用青铜铸造的人像，只在滇文化、滇王国的大墓中才有发现，是滇文化青铜器中的典型器物之一。石寨山和李家山墓地共出土15件铜俑，大多与铜鼓、鼓形贮贝器、桶型贮贝器等置于墓葬一端。出土时大多置于铜鼓和鼓形贮贝器上，也有置于墓底的。有乐舞俑，如石寨山出土四件妇女小铜俑，1人吹葫芦笙，3人表演舞蹈，银锭式发髻，戴耳环、手镯，右肩挂宽带佩短剑，腰束带扣腰带分垂兽皮，跣足。有护卫俑，双手执仗、执伞，与铜鼓、贮贝器等重器摆放在墓葬一端，具有看护保卫墓主和财产的意思，铜俑有男有女。早期铜俑个体较小，一般20～30厘米高，俑下一扣，可与其他器物套合，坐姿不固定，衣饰上常绘动物图案，制作较精巧，时代约在战国晚期；晚期铜俑个体较大，高约50厘米，均为跪姿，服饰均较程式化，不再刻画动物图案，年代为西汉早期至西汉中晚期。（见图Ⅴ—77）

扣饰。扣饰又称饰牌，属于滇文化青铜器中常见的典型器物，发现于石寨山、李家山、天子庙等墓地大中型墓葬中。这些扣饰均作为装饰品，表面用各种浮雕和圆雕来表现各种人物和动物场面，纹饰后面均有一矩形齿扣，造型生动逼真，形式多样，题材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图Ⅴ—77　执伞铜俑（江川李家山M51：260）

滇池地区青铜扣饰早期在战国早中期以单体扣饰为主，有牛头饰、虎头饰、枭头饰、鹰头饰、蛙形饰、螺形饰等单体扣饰；晚期战国中期到西汉晚期以圆形、长方形、不规则形扣饰为主，表现内容和形式都更加丰富精彩。圆形扣饰在青铜扣饰中较多见，分为青铜铸造和在扣饰上镶嵌玛瑙及绿松石两种。万家坝的一件镂空铜扣饰，椭圆形，外沿二熊对立，属早期青铜扣饰。在外缘用动物，如牛、猴、羊等首尾相接来装饰的则时代稍晚，它们的中央镶嵌红色玛瑙扣，相间地带镶嵌绿色孔雀石珠片，色彩斑斓，层次鲜明。长方形扣饰中间有长方形框，分两格，每格镶嵌二三个玉管，方格边缘常用圆雕动物纹和人头纹装饰。有的中间无框，只将边缘铸成圆涡纹、波浪纹、云纹、直线纹等组合的图案，虽无镶嵌物但很协调美观。不规则形扣饰根据构图需要随意造型，以表现动物的较多。有在画面下端横铸一至二条卧蛇的，使画面连贯且具动感，这样的扣饰数量较多，表现内容十分丰富，有三孔雀、动物搏斗等，动物搏斗的最出色。石寨山出土的二豹噬猪鎏金铜扣饰，展现了二豹和野猪搏斗的场面：一豹扑在野猪背上，口噬猪背；另一豹被撞倒在地，却咬住野猪肚腹，前爪狂挠；野猪前蹄踩住豹的后躯并咬其后腿。三者相互撕咬搏斗，场面惊心动魄，一卧蛇和其连接，表示土地，极富力感与动感。这样的题材很多，还有二狼噬鹿、二虎噬猪、三虎背牛等。也有表现人物的，将人物置于框中，呈现舞蹈、狩猎、剽牛祭祀等场景，如石寨山八人乐舞扣饰、四人乐舞扣饰等。此外，以石寨山人物屋宇镂花铜扣饰为代表的人物房屋模型扣饰，完全立体，表现祭祀或庆祝场面，是滇人生活的记录。可以说，这些青铜扣饰都是难得的艺术品，反映了古滇人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审美眼光（见图Ⅴ—78）。

滇池地区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充分展示了滇文化丰富独特的文化特征，绚丽多彩的青铜器、陶器、金器、玉器、玛瑙器等组合，美不胜收。

首先，滇文化的青铜器是云南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其铸造技术之高，工艺之精，造型之美，品类之丰，堪称青铜文化之翘楚。以艺术造型独特、表现内容丰富、表现形式生动活泼在世界青铜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其特点为：

图Ⅴ—78　青铜扣饰（江川李家山M68：X1：51—5）

一是数量巨大，据不完全统计，滇池区域内出土青铜器多达7000～8000件^[167]。

二是器类繁多，拥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礼乐器、装饰品等众多的种类。

三是装饰方式丰富繁杂，装饰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一方面青铜器的装饰纹样由早期多以单个个体存在的简单纹饰，发展为多以群体形式存在丰富繁杂的纹饰，讲究画面总体布局和谐。装饰纹样经历了从简单向复杂，由单体向复合图案方面发展的过程。滇池地区青铜器的装饰纹样，有抽象几何形纹样和写实的具象纹样两种，共同存在于青铜器的整体布局当中。几何形纹样有直线纹、圆圈纹、圆点纹、方形雷纹、云纹、人字纹、网格纹、方格纹、菱形纹、回形纹、绳辫纹、弦纹、水波纹、勾连云纹、太阳纹、羽人纹、卷草纹等。大部分与具象纹样共生，成组合现象。具象纹样大多出现在青铜容器、礼器、乐器上，多与抽象纹样组合成复杂图案，在青铜生产工具和兵器上则单独出现，如虎形戈、牛头纹锄；有人物组合、动物组合、人与动物组合（见图Ⅴ—79）。

图Ⅴ—79　形为牛舐盐的青铜扣饰（江川李家山M71：38）(www.xing528.com)

四是多为铸造纹饰，也有铸好后施阴刻细线者。多表现放牧、狩猎、舞蹈、祭祀、劳动、宴饮等场景，还有少量各式猎人、羽人、骑士和巫师的人物纹样。动物的数量和种类非常多，包括家畜、家禽和野生动物。有牛、马、鸡、羊、猪、狗等，牛的数量最多。野生动物有虎、豹、野猪、狼、蛇、鱼、鹿、孔雀等40余种。表现手法不拘一格，不讲究形似，而多突出其重要特征，以抓住瞬间神韵为主旨。如牛突出角、猛兽突出锐齿和利爪、孔雀突出羽毛等。特别是一蛙形铜矛銎部的一只青蛙，体态形象，斑纹清晰，很富情趣。另外，青铜器造型独特，风格突出。青铜器制造者随意取材，造型生动活泼，表现手法多样，极富生活气息是最大特点。如石寨山墓地出土的铜钺，铸一水鸟，口衔小鱼；牛虎格斗、二豹噬猪等刻画细腻，极富神采。

其次，滇池地区的陶器，虽然它们数量与种类相对于青铜器较贫乏，却具有自身特点和组合。陶器在滇池青铜墓地的分布不平衡。石寨山、李家山墓地陶器较少，其他墓地陶器在遗物中占比较大。一般大中型墓中陶器较少或没有；小型墓中较多，甚至只随葬陶器，主要包括釜、高领罐、侈口罐、壶等，是这一地区绝大多数墓葬的典型组合，也是滇文化的典型陶器组合。滇池地区青铜时代本地特征的陶器包括釜、壶、高领罐、侈口罐、同心圆纹盘等，陶色均不甚纯。

陶器器类简单，以平底器为主，有部分圈底器、圈足器，三足器和带耳、带流器少见。早期以红陶、红褐陶为主，晚期多黑灰、黑褐陶，出现在器表施黑衣现象。陶质主要为夹砂陶和泥质陶。夹砂陶居多，主要制作为釜、壶、罐等；泥质陶主要用于制作碗、盘等。陶器多红、红褐、黑褐、灰褐、黄、黄褐、黑灰色等，一器多色，表里异色的夹心陶多见，表明该区域烧陶技术落后，烧制火候不高。制法上以轮制为多，早期有手捏和泥条盘筑的手制陶器。出土陶器有浅圈底釜、壶、高领罐、侈口罐、尊、同心圆纹盘、豆、瓶、直桶杯、碗、盘、纺轮等，后期还发现一些小口卷沿鼓肩罐、兽足鼎、长方炉、熏炉、盒等器物。陶器素面居多，少量有纹饰，分刻划纹、剔刺纹、附加堆纹三类。以刻划纹为主，都是几何纹样，以弦纹、波浪纹最常见，几何纹多采用二方连续纹样。剔刺纹为连续不间断的剔点。一般在罐的领、肩部装饰附加堆纹或乳钉纹。一些平底器的底部和个别纺轮底部印有叶脉纹，是制陶过程中将树叶垫在器底留下的印痕。（见图Ⅴ—80）

图Ⅴ—80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陶器

金器，在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墓葬中，石寨山和李家山一部分大中型墓出土丰富的金器，分为纯黄金制品、鎏金制品、包金饰品三类。它们的制作工艺一出现就相当成熟，大多锻打成型，或先锻打再切割、拉拔、扭曲、模压等。黄金制品有剑鞘，以压花牛头纹者最多，还有金臂甲、金夹子、发簪、发针、金钏、金饰片、金珠子、金纽扣、金腰带、金项链、金镯、金扣饰、衣饰金片、动物金饰、云纹金饰等几十个品种（见图Ⅴ—81）。特别是滇王墓出土的一方蟠蛇钮篆文的金质“滇王之印”，震惊世界。鎏金饰品是在铸好的青铜器表面鎏上薄薄的一层黄金，多为圆形、长方形的浮雕或圆雕扣饰，贮贝器上地位较高的人物，如八人乐舞鎏金铜扣饰，二人盘舞鎏金铜扣饰，石寨山二豹噬猪鎏金铜扣饰、二人缚牛鎏金铜扣饰以及四牛骑士贮贝器上的鎏金骑士等，李家山还发现一面鎏金铜鼓。包金饰品发现数量较少，只有石寨山古墓第五次清理中发现一套包金马具。

玉石器，玉器在滇文化中出现较早，延续时间较长，约从战国中晚期到东汉初期。制作工艺包括切割、研磨、钻孔。质料分为硬玉和软玉，玉料主要来自新疆和田，主要发现于石寨山、李家山墓地的大中型墓葬和天子庙少数墓中。出土玉器共2500余件，大多为装饰品，有佩戴的装饰品璧、镯、带钩、戒指等；作衣饰品的玉珠、玉管、玉片、小动物玉饰；作为青铜器上镶嵌物的玉扣、玉环、玉标首等，还有玉杵和“滇王玉衣”等。石器主要为玛瑙、绿松石等，都是作为装饰品。玛瑙主要是圆形扣、玛瑙珠、长条形管饰，镶嵌在青铜扣饰中间的玛瑙扣常为红色。绿松石也多为扣饰的环形镶嵌点缀。（见图Ⅴ—82）

金器、玉石器，均出土于滇池地区的大中型墓葬中，小型墓中绝无，因此是滇国上流社会贵族所使用的奢侈品，反映了古滇国经济文化的繁荣和上层贵族的奢华生活。

滇池地区处于云贵高原中部，远离滇西纵谷区，较少受文化震荡和民族迁徙的冲击，生存环境舒适，受汉文化影响较小，文化环境相对稳定，并且青铜文化兼容并蓄、吸收融汇周边地区不同的文化因素。加之拥有丰富的铜矿和锡矿资源，故而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处于云南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闪耀着璀璨的光彩，以其神秘绚烂的风格吸引着海内外的研究者们。滇池地区墓葬众多，出土器物极丰富，这些古代文物的重现揭开了困扰学界多年的滇国之谜。从中亦可一窥滇池区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历程。

图Ⅴ—81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金剑鞘

图Ⅴ—82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玉器

对于滇池地区青铜遗存的年代问题，其年代下限没有问题，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是在东汉初期，因为在这个时期汉文化深入发展，“南中大姓”崛起，“梁堆墓”出现，导致滇池区域青铜文化被新的文化取代，本身的文化逐渐消失。但争论焦点集中在关于年代上限的确定上。目前对滇池地区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宜良纱帽山青铜遗存作了碳14测定，得到14个数据。暂将滇池地区青铜遗存的第二期年代定在战国中期或更早，即公元前5世纪；第三期暂定为战国晚期左右；第四期年代为西汉初至汉武帝时期；第五期的年代为东汉早期或更晚一些。但遗憾的是由于材料欠缺，第一期的年代无法作年代测试，因此该地区的年代上限暂难定论。

滇池区域青铜时代的分期，考古学界历来存在争论，主要有“三期说”“四期说”“五期说”“六期说”。

“三期说”由汪宁生先生提出，他将石寨山文化分为三期：以大理金梭岛和昆明双龙坝出土的“V”字形尖头锄等为代表的萌芽期（西周至春秋早期）；以楚雄万家坝和祥云大波那为代表的早期（春秋中晚期，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以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为代表的晚期（战国至西汉，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168]。

“四期说”的提出者是王大道先生，将滇池地区青铜文化遗存分为四期：第一期，以江川李家山M21、M24等为代表；第二期，以石寨山第一类型墓和李家山M10、M13、M14、M16等为代表；第三期，以晋宁石寨山第二、第三类型墓及江川李家山第二类型墓等为代表；第四期，以晋宁石寨山第四类型墓、李家山第三类型墓、呈贡小松山M1等为代表^[169]。

“五期说”由日本学者梶山胜先生提出，他将石寨山古墓群分为四期，以此为标准，把云南各遗址进行分期，分为晋宁石寨山第一期以前、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170]。

蒋志龙先生也将滇池地区青铜时代分为五期^[171]：

第一期。滇池地区青铜遗存的第Ⅰ、Ⅱ段，墓葬随葬品以陶器为主，青铜器少见。器物种类单调、造型朴素，在埋葬方式上采用竖穴土坑墓葬制等为该期典型特征。呈贡小松山、安宁太极山早期部分墓葬、昆明上马村甲组、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中的一些小型墓可归入该期。

第二期。滇池地区青铜遗存第Ⅲ、Ⅳ、Ⅴ段，陶器和青铜器种类和形制比第一期丰富，青铜器大量出现。侈口弦纹罐、一字格铜剑、铜釜在该期开始出现，是该期的典型遗存，作为礼乐器的铜鼓的出现和作为财富象征的铜桶贮贝器的出现也是该期的代表性特征。呈贡天子庙，昆明上马村b组，呈贡龙街石碑村第一期、第二次清理的Ⅰa期，昆明大团山属于这一期。

第三期。滇池地区青铜文化遗存第Ⅵ段，是该地区文化最辉煌的时期。青铜器种类、形制、纹饰、造型、工艺等极出色，陶器较少。铜斧、铜一字格剑、杵首式剑、蛇首剑、圆銎或半圆形銎、石寨山型铜鼓、桶型贮贝器、铜枕、直曲管葫芦笙、觚形器、铜壶、铜尊、铜俑、铜伞盖等青铜器种类形制繁复、纹饰精美、制作精良，是该区域青铜文化的最典型杰作。以石寨山墓地第三段，李家山a段，石碑村二期、第二次清理的Ⅰb期，昆明上马村c组为代表。

第四期。滇池地区青铜文化遗存第Ⅶ、Ⅷ、Ⅸ段。陶器组合为侈口罐、钵、釜、熏炉、豆；青铜器中有方銎条形斧、一字格剑、杵首式剑、圆銎纹饰矛、斧形钺、不对称型钺、锄、铜柄铁剑、铜銎铁矛、铜刀、铜鼓、鼓形和桶型贮贝器、铜鼓贮贝器、执伞铜俑等以及典型汉式的铜盉、铜镜等器物出现，数量由少到多。该期由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共存一体、共创繁荣，逐渐发展为本地文化因素所占比例渐少，外来文化因素影响渐深，有取代本地文化的趋势。晋宁石寨山四、五、六段，江川李家山b、c段，安宁太极山晚期，呈贡石碑村三期，石碑村第二次清理的第二期，天子庙四段可归入该期。

第五期。以滇池地区青铜文化遗存第Ⅹ段为代表。陶器组合有侈口罐、小口卷沿厚胎鼓肩罐、兽足釜、水田模型、熏炉、豆等；青铜器组合有铜盒、铜洗、铜镜、铜铺首、衔环、铜盉、五铢钱等。汉文化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石寨山七段、天子庙五段、小松山c组的遗存均属这一滇池地区青铜时代最末阶段遗存。

彭长林先生将滇池地区青铜时代遗址和墓葬分为六期，并制作分期表如下：

表Ⅴ—4　滇池区域青铜时代遗址墓葬分期表^[172]

以上中外学者对滇池地区青铜时代的分期均各有所长，并没有对错之分，也没有根本的分歧，但可以看到他们的分期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没有将一些墓地晚期已进入铁器时代早期的划出，较为笼统。

我们认为：晋宁石寨山墓地的年代跨度为战国晚期至东汉早期，多数墓葬属于青铜时代；第二次发掘的Ⅲ、Ⅳ类墓，第四次发掘的全部墓葬和第五次发掘的M71都属于铁器时代早期墓葬。

江川李家山墓地年代跨度为战国晚期到东汉早期，第一次发掘的第一类墓，第二次发掘的第一期遗存属青铜时代晚期；第一次发掘的第二类、第三类墓和第二次发掘的第二、第三期遗存属铁器时代早期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