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考古学通论：李家山和石寨山墓葬考古成果

1.晋宁石寨山墓地^[150]

石寨山又名鲸鱼山，位于昆明市东南约60千米的晋宁区上蒜乡石寨村的东南部，西距滇池东岸约1千米。

经1955年、1956～1957年、1958年、1960年四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了50座战国末至西汉墓葬，共出土4000余件文物。1996年5月至6月云南省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晋宁县文管所对石寨山古墓群开展了第五次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清理墓葬36座。均为过去未见之小型墓，墓坑均不规则，一般是在山上岩石之间掘坑为墓穴。出土文物丰富，有青铜器、金器、玉器、玛瑙、石器、琉璃珠、陶、木器等，经统计达224套，发现一些新的青铜精品，叠鼓形狩猎场面贮贝器、虎钮桶型牛虎格斗场面贮贝器、执伞铜俑、二豹噬猪、二人缚牛铜扣饰、人头饰牌、长方形鸟饰牌、鱼鹰铜钺、熊虎凿等^[151]（见图Ⅴ—54、55）。其中，石寨山第6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印证了《史记》中有关滇国的记载。

2.江川李家山墓地

李家山是云南境内目前发现仅次于石寨山的另一主要墓葬遗址，文化特征与石寨山很相似。李家山位于云南中部高原盆地中，昆明南约80千米处，北距石寨山滇王墓地约40千米，现属玉溪市江川区龙街镇温泉办事处珠街村（见图Ⅴ—56）。

20世纪20年代曾在李家山发现过青铜器，1966年曾发现青铜器1000余件。1972年1月至5月，考古队对李家山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清理墓葬27座，有一些出土文物相当丰富的大墓，出土器物1300余件，是继晋宁石寨山滇王及其亲族墓地发掘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出土文物造型生动、纹饰精美，以牛虎铜案最为著名。清理的27座墓葬分三类，分别代表不同的时代和等级身份，其年代定为战国晚期至东汉初期，这与石寨山第二次发掘清理的20座墓葬大体相同^[152]。不同者在于李家山早期大墓较多，石寨山晚期大墓较多，文化特征上两地基本相同，属于同一考古文化遗存。

图Ⅴ—54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兵器

图Ⅴ—55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

图Ⅴ—56　江川李家山

1991年12月至1992年4月，云南省考古研究所会同今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区文化局对李家山古墓群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58座。在墓地中存在分群埋葬的迹象，有一座或几座大型墓及其周围的中、小型墓组成一群。其间发现多组叠压，打破关系。墓葬为竖穴土坑墓，墓坑大致呈长方形，不规整，一端略宽，墓底略小于墓口。少数墓的一壁留有二层台。墓坑规模分为大、中、小型墓葬。大多为单人葬，部分为二人合葬，有二男合葬、二女合葬、男女合葬，头向多朝向一端。墓坑基本成东西向，依山势不同略有差异，以头向朝西居多。墓内填土为紫色或红褐色黏土，多用挖凿出的石土回填。大型墓填土中挖圆坑，属祭祀坑。大型墓中都残留有木椁和木棺的痕迹。椁成“井干式”，略作方形，无底板，有的外表附铜钉饰，髹漆彩绘，红底黑纹。长方形棺置椁内右侧，二人合葬者亦在右侧。有的钉铜牛头装饰，髹漆红底黑纹彩绘。中、小型墓有的有较窄的木棺痕。大型墓葬棺内常用“珠襦”作葬具殓尸，“珠襦”用黄金、玉、玛瑙和数以万计的孔雀石、琉璃等制成各种珠、管、扣、片等缝缀在帛布上而成，部分中型墓内也有形式较简的“珠襦”殓尸（见图Ⅴ—57）。

图Ⅴ—57　江川李家山M47椁室平面图

该墓地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随葬品组合中，男性墓多以铜斧、剑、矛、扣饰为基本组合；女性墓以铜钏随葬。出土的大量随葬品分为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玉石玛瑙器、竹木器等。其中铜器包括锄、铲、斧、锛、凿、削、卷刃器等生产工具；戈、矛、戚、钺、啄、叉、棒锤、镈镦、剑、镖、鞘饰、弩机、镞、箙、甲片等兵器，（见图Ⅴ—58）。还有既是生活用具又是葬仪、仪仗器的扣饰、鼓和贮贝器等。还包括椁钉、牛头、执伞俑、伞盖、编钟、鱼、网状器、杖头饰等专为埋葬制作的和部分表示身份的葬仪和礼仪器。钏、钺形片饰、贝形饰、孔雀形饰、凹字形牌饰、夹花及雕花板饰、花形饰、指环、珠、环串饰等装饰品，以及部分马饰等器类近3000件。铁器和铜铁合制器340余件，有斧、凿、卷刃器、锸、锯、刀削、矛、戟、剑、镞等；金、银器集中在大型墓中，铸制或用很薄的金、银片锻制。大致分为兵器、佩戴饰品、“珠襦”等，约6600件，约重9000克；玉器约4000件，石器21件，以及数以万计的玛瑙、绿松石、琉璃器、海贝和少量的琥珀珠、水晶珠、蚀花石髓珠等。另外，还有少数陶器、竹器、漆器。陶器为红褐陶或灰褐陶，器形有壶、杯等；竹器、漆器胎木质已腐朽，仅存漆皮痕迹和部分金属饰件（见图Ⅴ—59）。

图Ⅴ—58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兵器

图Ⅴ-59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扣饰

1991～1992年的江川李家山第二次考古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是云南继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第一次发掘后古滇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153]。

3.呈贡天子庙墓地^[154]

天子庙位于昆明市南约15千米的今呈贡区斗南街道小古城乡，南距呈贡3千米，西距滇池2千米。自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经调查确认天子庙及附近有一批古墓群以来，曾4次对天子庙墓地进行了发掘和清理。1975年2月，由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组成考古发掘队对呈贡天子庙古墓群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9座。

1979年12月至1980年1月，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天子庙古墓群进行了第二次清理发掘，清理墓葬44座。墓葬为竖穴土坑墓，有1座大型墓，其余为中小型墓葬。大中型墓居中，小型墓分布周围。大墓长6.3米、宽4米、深4米，有棺、椁、二层台，墓坑规整。墓室浸泡在水中，棺、椁保存较好，是目前滇文化中所见保存完好的唯一一副棺椁遗存。随葬品很丰富，出土器物310多件，海贝1500枚，绿松石上万枚，全摆放在椁盖板和椁底板上。还有青铜器、陶器、漆器、玉石、玛瑙和少量铁器。青铜器最多，有铜鼓、贮贝器、铜筒、铜斧、釜形鼎、剑、矛、戈、斧、啄、凿、箭镞、盔、钺、甲、削、勺、叉、锄、镰、扣饰等。其余43座中小型墓墓坑形状不规则，有长方形、圆角长方形、多角长方形等，坑壁较规整。小墓一般长0.9～3.2米、宽0.5～2.4米、深0.1～2.9米，少数有二层台和腰坑，随葬品较少，最多的有30多件，多数为两三件，有的无随葬。小墓中随葬品多为陶器，少量青铜器也仅为青铜生产工具和兵器，如斧、戈、矛、剑、镰刀等少见的铜生活用具。中型墓有青铜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铜釜和青铜礼器铜桶型贮贝器。第二次发掘墓葬年代在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见图Ⅴ—60）

图Ⅴ—60　呈贡天子庙出土的青铜器

1992年6月至7月，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天子庙古墓群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清理墓葬23座，全为小型墓，竖穴土坑，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罐、壶、釜、尊、纺轮等。青铜器很少，还有石器、玉器、漆器。年代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经过三次发掘，天子庙古墓群共清理墓葬76座，以小型墓为主，大中型墓极少。2012年云南省考古所组织对天子庙遗址进行第4次发掘，但目前尚未发表报告，具体资料不详。

天子庙是分布在滇池东岸的一处重要的墓葬遗址，它的年代在总体上比李家山要早。出土的陶器种类丰富且形制多样，可以借此了解滇文化的制陶工艺，大墓出土的文物为了解滇文化社会变革提供了资料。

4.安宁市太极山墓地^[155]

安宁市位于昆明西南，属于滇池地区。太极山地处安宁城东南，古墓群位于太极山东麓。

自1958年以来，曾在太极山多次发现古墓及古墓出土器物。1964年在此发现一批青铜器，经调查确认为一古代墓地。1964年7月，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对太极山古墓进行了第一次清理发掘，发掘面积100余平方米，共清理墓葬17座。墓葬分布十分密集，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墓道。方向呈东西向，排列有序。墓间距一般1～2米，最近的仅0.7米。墓坑一般长1.55～2.34米、宽0.6～1.3米、深0.7～2.2米。早期墓葬13座，随葬品陶器为主，有少量青铜器，出土器物最多的一座为26件，其余多为2～5件或无随葬品。晚期4座，也以陶器为主，少数有铜铁合制器，随葬品很少。而且都无葬具，其时代定为早期墓和石寨山西汉初期墓相同，晚期墓和石寨山西汉中期墓相同。随葬品中陶器共90件，半数破碎，半数为完整器。烧造火候较低，陶质疏松。其中，51件较完整的器物可分为高领敞口罐、直领罐、大口器、双耳圈底罐和壶等五种。铜铁器出土32件，主要有铜犁、铜斧、铜戈、削、铜剑、铜镞、铜剑鞘头、铜臂甲、铜饰物、残铜器、残铁器等（见图Ⅴ—61）。

1993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安宁县文管所联合对太极山进行了第二次抢救性清理发掘。在300多平方米范围内共清理墓葬41座，均为竖穴土坑墓，东西向，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高领罐、侈口弦纹罐、壶、单耳罐等。少量为青铜器，一墓中出土一面倒置的万家坝型铜鼓，还有铜锄、铜剑、铜矛、铜斧、铜扣饰等。

图Ⅴ—61　安宁太极山出土的青铜器

两次共清理墓葬58座，多数为小型墓，随葬品较少，未见大型墓。可见墓葬的死者可能是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中下层人物。随葬品中铜铁器的形制、纹饰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相类似。它证明滇文化在螳螂川流域的分布，陶器反映了滇文化陶器的衍变，展示了滇社会下层情况及滇早期面貌。

5.澄江县金莲山墓地^[156]

澄江金莲山位于云南省澄江县城东南约3千米的右所镇旧城村东部边缘，北距昆明市约60千米，南距抚仙湖北岸约3千米。为保护珍贵文化遗产，2006年3～5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澄江县文体局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金莲山山顶破坏较严重的区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144座。2008年10月至2009年4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澄江县文物管理所、吉林大学考古系师生组成联合考古队在2006年发掘区的东南部约600平方米区域展开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266座，出土文物数百件（见图Ⅴ—62）。

图Ⅴ—62　澄江金莲山墓地发掘现场

金莲山墓地的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部分有二层台和腰坑。发掘区的墓葬初步分为两个墓区：一个是分布在中西部的西北—东南向，另一个则为分布在北、东部的北—南向，两个墓葬的墓向互有打破关系，分布有规律可循。金莲山墓地最有代表性的是它的葬式，包括单人葬、合葬、叠肢葬、叠层葬；单人葬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合葬又分别有一次葬和一次葬共存者、一次葬与二次葬共存者、二次葬与二次葬共存者（叠层葬）、成年个体与未成年个体共葬、仰身与俯身共存者、多个个体累叠放置者；叠层葬是该墓地最具特色的丧葬习俗，即将死者分层埋葬，每层用填土间隔，它是另一种包含了多种埋葬形式的合葬。单人葬中既有成年个体，也有未成年个体，且未成年个体墓葬数量较多，设有专门的区域。大多数墓葬人骨保存基本完整。发掘区的东南部，有一块没有墓葬的区域，发现大量灰烬，堆积中亦有较多碎陶片，可能是祭祀遗迹，推测是该墓地之西北—东南向墓地的祭祀区（见图Ⅴ—63）。

图Ⅴ—63　澄江金莲山墓地所见葬式之一

出土随葬品有铜、铁、陶、玉、石、玛瑙、骨等质地。除了大量汉式器物外，绝大多数为典型的石寨山文化器物，包括生产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品三大类。生产工具主要有铜锄、铜铲、铜斧、铜凿、铜锛、铜削、铜镰、铜锸等，以铜器为主；兵器主要有铜戈、铜矛、铜剑、铜镞、铜臂甲、铜柄铁剑、铜骹铁矛、环首铁刀等，以铜器和铜铁合制器为主；生活用品种类丰富，包括铜器、陶器、玉石器、玛瑙器、绿松石器、木器、骨器等。铜器主要为各种形制的铜扣饰、铜带钩、铜钏等；陶器主要为罐、釜、尊、壶、器盖、杯等，还有较多的陶纺轮；玉器主要为玦、珠、管、镯；石器主要有石坠、纺轮、磨制石器等；玛瑙器主要为玛瑙珠和玛瑙扣；绿松石器主要为绿松石珠、管、扣；木器主要是木镯、以木质物质做衬垫的装饰品等；骨器主要是磨制骨器、骨管、骨笛等，木、骨器数量不多。随葬品中铜锄明器和铜铲明器为目前该文化墓葬中首次发现，两者往往成对出现，大多磨制粗糙。青铜器除常见的典型石寨山文化器物外，还有极具地方特色的器物，铜锄明器、铜铲明器（常成对出现），陶器组合为釜、罐、壶、尊，与其他石寨山文化墓葬的陶器组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同时还出现了石寨山文化圈内未见的器物，如单耳罐等；有的虽然器类基本一致，但器形、纹饰又不尽相同，这为石寨山文化的地方类型的研究增添了新材料。

6.呈贡小松山墓地^[157]

小松山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北约3千米的小王家营村旁，为一东西约200米、南北约400米、高约20米的红土小丘。1973年8月，小王家营制砖厂在小松山西坡脚取土时，发现青铜残片，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立即对其一座残存竖穴土坑墓进行抢救性清理；1976年5月，该队与四川大学考古班又在小松山西面山脚清理了4座竖穴土坑墓（见图Ⅴ—64）。

已发掘的5座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墓道；墓中未发现葬具，葬式不明。从墓中耳环出土位置及过去发掘的同类墓情况来看，应为头东足西，方向90～120度。墓中随葬品多为陶器，有少量铜、玉器。其中生活用具和装饰品较多，未发现兵器。随葬品均为滇文化式器物，未发现汉式器物。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的一类墓情况大体相同，其时代应不晚于西汉中期，而上限则可到战国时期。

7.玉溪刺桐关遗址

1990年发掘的玉溪刺桐关遗址位于玉溪刺桐关一小山坡上，为一普通村落遗址，发现了干栏式建筑遗迹和大量灰坑。出土器物有陶器，包括夹砂红陶及同心圆纹凹底浅盘、釜、罐、纺轮等，还有铜器残渣，五铢钱等^[158]（见图V-65）。(www.xing528.com)

图Ⅴ—64　呈贡小松山出土的铜器和陶器

图Ⅴ—65　玉溪刺桐关出土的铜器、陶器和石器

8.江川团山墓地

江川团山墓地位于西距李家山3千米的团山山坡。1976年发掘11座小型土坑竖穴墓，无葬具，墓向为东西向。出土铜器有蛇首茎无格剑、圆茎一字格剑、直内无胡戈、长圆骹短叶矛等，未见铁器^[159]。

9.晋宁金砂山墓地第二次发掘^[160]

晋宁金砂山墓地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金砂村委会东面，西北距石寨山约1.5千米，北距左卫山约1.5千米，西距滇池约2.2千米，山脚四面被金砂村环绕，山体北、西两面较陡直，东、南两面地势相对平缓，为坡形不规则的现代农耕台阶地。

2015年4～7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金砂山墓地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5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31座。此外，还在山顶和东坡开了80余条探沟，对勘探中发现的遗迹现象进行了清理。通过此次发掘，基本摸清了金砂山墓地山顶部分的墓葬分布规律和埋藏情况，这批墓葬的墓坑普遍规模比较大，长3米、宽1～2米、深2～3米，形制规整、墓坑较深，部分有棺，多数人骨保存不好，随葬品较少，仅有少量青铜器和玉器，陶器少见。青铜器主要有戈、镦、斧、矛、凿、剑等，玉器主要有玉镯、耳环，陶器有釜等（见图Ⅴ—66）。

图Ⅴ—66　晋宁金砂山出土的青铜戈

金砂山墓地是滇池东南岸除石寨山滇王及其亲族的墓地之外的另一处重要的墓地。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来看，该墓地属云南青铜时代晚期。

10.昆明羊甫头墓地第二次发掘^[161]

羊甫头墓地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街道办事处羊甫村。1998～2001年，文物部门曾对该墓地进行过正式的考古发掘，清理出大量滇文化及汉式墓葬，出土随葬器物7000余件，主要为各种类型的青铜器，特别是出土的精美漆木器，为云南滇文化墓地的首次发现，其发掘成果曾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6年7月至9月中旬，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羊甫头墓地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青铜墓葬除个别遭破坏严重的未见随葬品外，其他或多或少出有随葬品，最多的达数十件，出土随葬品共计230余件（套）。出土器物以陶器和青铜器为主，少量铜铁合制器、玉石器，未见漆木器。陶器大致分为陶釜、陶罐、陶杯、陶纺轮、陶同心圆纹盘等，青铜器有铜矛、铜剑、铜戈、铜啄、铜斧、铜削、铜爪镰、铜臂甲、铜钏、铜扣饰等，其他质地的器物有铜柄铁剑、石坠、玛瑙、绿松石、石纺轮、玉块等（见图Ⅴ—67）。

图Ⅴ-67　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铜啄

此次发掘的羊甫头墓地年代，根据出土器物的类型式差别，以及参照《昆明羊甫头墓地》考古报告所断定年代。860号墓葬出土的铜啄型式与原报告战国中期同类器物相似，故可判断为战国中期。而880号墓葬出土的铜柄铁剑型式则与西汉中晚期出土的相似，可判断为西汉中晚期。墓地完全不见原报告所提的属于东汉初期的铜提梁壶、陶甑、陶仓等，下限就到不了东汉时期了。因而，此次发掘的墓葬年代大致定在战国中期至西汉末期之间，属云南青铜时代晚期。

11.澄江木官山墓地早期^[162]

澄江木官山墓地位于玉溪市澄江县城西南角，抚仙湖西北岸，龙街街道双树社区西北部一座平面近圆形的独立小山包上。2016年4～7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澄江县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7000平方米。发掘区地层堆积可分四层：第1层为表土层。第2层为文化层，在发掘区内呈不连续分布，北部较为典型。第3层为文化层，整个发掘区均有分布，山顶区域较为典型。第4层，灰黄或青灰色黏土，在发掘区内局部分布，山腰至山顶中部区域较为典型。发掘共清理遗迹300个，包括滇文化时期土葬墓276座、灰坑15座，明清时期火葬墓9座。

土葬墓、灰坑等滇文化时期遗存共出土遗物830件，按质地分为铜、铁、铜铁合制、陶、石、玛瑙、绿松石、玉、骨、水晶、漆、料器十二类。

铜器数量最多，分为兵器、生产工具、装饰品和其他。大部分铜器保存尚好，纹饰多出现在兵器和装饰品中。兵器有剑、戈、矛、钺、镞、镖、箭箙和臂甲八类；生产工具有斧、锛、凿、削、卷刃器、铲六类；装饰品有钏、镯、扣饰、扣、泡钉、泡、方形器、圆形片饰八类。另有部分残碎严重，器形不明。铁器59件，可辨器形的有矛、镞、刀削、方形器、S形器五类。铜铁合制器40件，器形有铜茎铁剑、铜骹铁矛、铜柄铁削、铜銎铁斧、铜銎铁卷刃器五类。

石器、玉器、骨器、料器和水晶数量少，器形也少。漆器多残存漆皮，无法辨明器形，少数铜泡、铜泡钉和圆形铜片饰与漆器同出土。

墓地中滇文化时期的遗存可初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墓葬以出土青铜器为主，还有部分陶器，典型器物组合为兵器、生产工具和少量装饰品，器形有剑、矛、斧、锛、扣饰和钏，年代为西汉早、中期。晚期墓葬以出土铜铁合制器和铁器为主，典型器物组合为兵器和生产工具，器形有铜茎铁剑、铜骹铁矛、铜銎铁卷刃器、铁矛、铁镞和铁削，年代为西汉中、晚期，属云南青铜时代晚期（见图Ⅴ—68）。

图Ⅴ—68　澄江木官山墓地出土的铜斧、钺

12.晋宁上西河遗址^[163]

晋宁上西河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金砂村委会上西河村西，石寨山古墓群东南。遗址分为甲、乙和丙三区。2016年8月初，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了遗址甲区的发掘工作，随后启动丙区的发掘工作并在年内完成。乙区的发掘工作自2016年11月初启动，到2017年2月完成，共清理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鉴于2016年在该遗址发现了汉代的水井和古滇时期的房屋基址，2017年3月在遗址乙区南边再发掘500平方米。

此次发掘，在洪积层之下发现汉代的地层堆积和水井等遗迹。清理的水井数量达13眼，并在汉代堆积的下面发现了石寨山文化（古滇）时期的房屋基址和灰坑、灰沟等堆积。清理的房屋基址总共有40座、灰坑470个、灰沟62条、墓葬3座。

汉代的水井均为圆形桶状，部分水井在边缘以石块砌筑井壁，也有个别水井以陶质井圈加固，在井圈上面加固木质井栏，井栏均以原木层层叠筑，以榫卯方式固定，在近200平方米的范围内排列有9眼水井。可见该地区水井的密度之大，在水井的底部发现有陶釜、陶罐等器物，同时还有石斧等小件器物。井的底部都直达透水层。地层和各遗迹单位内出土了大量的陶片、瓦片遗迹及各类动植物遗存，同时还出土有石斧、石刀、铜器残件、玉石残件等各类遗存。上西河遗址乙区的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汉代的水井，而且在该堆积的下面还发现了时代更早的石寨山文化（滇文化）的房屋遗迹，密集分布的房屋表明：石寨山文化时期，古滇人在此建设村落从事生产和生活。（见图Ⅴ—69）

图Ⅴ—69　晋宁上西河遗址的水井

13.海口大营庄遗址^[164]

大营庄遗址位于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大营庄村的东南面，螳螂川的西面，东距滇池西岸约13千米。为贝丘遗址，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海拔1850米。整个遗址沿河岸纵向分布，地势较为平坦，北部略高。2017年3～5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大营庄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的遗迹类型有灰坑、房址、活动面、基槽、红烧土遗迹等，其中灰坑35个、房址4个、活动面2个、基槽5个、红烧土遗迹1个。发掘出土大量文化遗物，包括铜钱、陶器、石器、骨器、蚌器、铜器、玉器、玛瑙石、矿石及较多动物骨和少量人骨，小件编号100余件。其中，陶器数量最多，器形丰富，夹稻壳红陶同心圆纹盘、夹砂红陶子母口小钵数量最多，其他器型有釜、钵、盘口罐、高领罐、带流罐、花边口沿罐、折口浅盘等。（见图Ⅴ—70）

图Ⅴ—70　海口大营庄遗址发掘的3、4号房址

其中，夹稻壳红陶同心圆纹盘、夹砂红陶子母口小钵是典型滇文化陶器；盘口罐、带流罐及花边罐等器型与通海兴义遗址出土器物在文化因素上有可以对比分析之处。

从本次发掘及勘探情况分析，大营庄遗址的形成过程与螳螂川古河道变迁密切相关。海口大营庄遗址是螳螂川流域一处重要的滇文化遗址。

14.晋宁金砂山墓地190号墓^[165]

金砂山墓地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金砂村委会金砂村后山上，西北距石寨山墓地直线距离2千米。2016年7～8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金砂山北坡（金砂山墓地二期勘探）进行了钻探，共发现遗迹现象106处，其中墓葬84座。2016年8～10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晋宁县文物管理所对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编号为190号墓。

从残存的痕迹来看，该墓葬应该有棺椁。无论是填土还是墓葬封土均采用分层夯筑的方法来建筑，在云南以往的考古实践中还没有碰到过，这是一种新的建筑形式。从发现的玉印章来看，该墓葬的墓主应当不是本地土著，而是外来的；从印章的规制和大小（长宽分别为2.0厘米、厚0.6厘米，桥钮）以及印文（篆书阴刻）“郭张儿印”来看，墓主是汉族。（见图Ⅴ—71）

图Ⅴ—71　晋宁金砂山墓地190号墓出土的玉印章

金砂山墓葬190号墓是迄今为止石寨山大遗址核心区域内发掘的唯一一座汉初的汉式墓葬，属云南青铜时代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