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墓地位于昌宁县大田坝村东两千米，澜沧江支流大田坝河旁的一高于盆地60米的小山丘上，为一小型墓地。其东南和西北面山势陡峭，唯有东北面向盆地，较平缓。墓地就分布在坟岭岗东北麓，西南高而东北低，由西向东坡度为90°至170°。
该墓地于1984年由今保山市文管所和昌宁县文管所的考古工作者在调查中发现。1994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保山市文管所和昌宁县文管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联合发掘，发掘面积850平方米，清理墓葬50座。墓葬分布在约650平方米内的三角形平面上，顺坡向下呈扇形，因中部有一冲沟，故墓葬又分东南和西北两部分。
墓葬中有许多墓且各自相对集中在一处。墓葬中骨架均已腐朽无存，墓向只能依据骨架痕迹及随葬器物的位置推定。其中190°～320°的40座，5°～55°的4座，110°～160°的6座。即大多数头向西北、西南，少数头向东北或东南。从墓葬与坡势的位置看，墓向多与坡势一致，少数与坡势垂直。80%的墓主头朝上坡方向；20%的墓向与上、下坡方向基本垂直。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就坡势挖成墓，有的头端稍宽，墓壁基本垂直。长1～2.95米，宽0.4～0.9米、深0.2～2米。填土多红褐色赫土和黄褐色夹沙土，少数填黑褐色土，个别墓葬填灰白色沙土。
因墓葬中人骨架已朽，葬式不明。如以装饰品位置推测，似有仰身直肢和侧身葬。未见葬具痕迹，有随葬器物的墓葬36座，其中随葬1～3件器物的有24座；10件器物以上的有4座。随葬器物绝大多数是铜兵器和装饰品，另有少量陶器等。
坟岭岗墓葬共出土随葬器物279件，另有采集品3件。按质地分为铜、铁、铜铁合制、陶、石及麻织品等；按用途分则有兵器、饰品、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而以兵器、装饰品为主，占出土器物的95%。
其中青铜兵器有两叉格剑和格部山字形纹较细长的三叉护手剑，圆骹双耳柳叶形铜矛、铜骹铁矛、臂甲等。青铜装饰品有扁环形镯、花篮形钮铜镜（原报告定为牌饰）、双兽合抱钮铜镜（原报告定为牌饰）、宽边和窄边铜镯、半环钮铜铃以及各种形状的花形饰、鱼形饰、双环形饰、蝉形饰、蝶形饰、管形饰等，大多串联在一起置于墓主腰间。还有铁手镯、砺石等（见图Ⅴ—24）。
图Ⅴ—24 坟岭岗墓地出土的青铜器
陶器为夹粗砂红陶或橙黄陶，由泥条盘筑法制成，火候较低，饰粗绳纹，器形有侈口深鼓腹平底罐等。
2.腾冲市张家寨土坑墓
1989年1月，张家寨一农民在建盖房屋开掘地基时挖出墓坑，铜案平置墓中，其上立有一束腰长方铜盒。该铜案基本形态类同于内地铜案，都是中部微凹的长方形案面、短足、“几”字形，但体量、结构和艺术装饰大不一样。案面长36.6厘米，两端宽24.3厘米，高11.4厘米，未及李家山铜案体积的一半。内地所见铜案都各设柱状四足，该案则于案面下的两侧各设由三纵片和一横片构成的“山”字形脚架，两“山”字的两下端用细横梁撑连，以增强其稳固性和承重力。总体显得既小巧轻便而又庄重严整。在艺术装饰方面，该案以布满器面的几何图案为其显著特色：案面划分为均衡对称的2大段、4等分、12长方格，格内填以雷纹4排，双勾螺旋纹12组，四周是三角锯齿纹；脚架架面被划分为40个三角框，框内填以斜向栉纹；布局统一和谐，构图明快秀丽[78]（见图Ⅴ—25）。
铜盒形制独特，器盖呈马鞍形，器身为等腰梯形，器扁方，底平整，有铸模方孔，一面中轴线上下两端及左右两侧焊有对称环耳，器物中部的线条组成菱形几何纹。
图Ⅴ—25 腾冲张家寨土坑墓出土的青铜盒和青铜案
3.云龙县坡头青铜器窖藏
1977年，云龙县农民修梯田时在位于怒江流域的云龙县坡头村发现一批可能为窖藏的青铜器，均为扁圆形直銎空首钺，共30件。有椭圆形短銎和长銎，多有双肩，饰“几”字纹、兽面纹、圆圈纹、云雷纹、弦纹等。部分器形和纹饰与永平仁德的铜钺相似，年代也应该大致相当[79]（见图Ⅴ—26）。
图Ⅴ—26 云龙坡头出土的青铜斧、钺
4.云龙县三岔村遗址[80]
三岔村遗址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苗尾乡表村村民委员会三岔自然村东南二级台地上。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为配合澜沧江苗尾水电站的建设，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大理州文物管理所、云龙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组成考古队对三岔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总计布设10×10平方米探方28个、5×10平方米探方4个，共计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
整个发掘区域地层可分为9层。发掘共清理遗迹380个。其中清理灰坑94个，呈多圆形和椭圆形，基本开口于8层以下，个别灰坑出土的有少量夹砂红褐或灰褐色陶片；清理灰沟6条，基本开口于8层以下，其中G5、G6长度较长，沟壁、底较为齐整，人工痕迹较为明显且沟内出土遗物丰富；清理房址2座，皆开口于8层以下，或为长方形的干栏式建筑；清理墓葬41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墓向不定，呈南北向或东西向。葬式有单人仰身直肢葬、双人仰身直肢合葬、侧身屈肢葬、二次单人葬或二次多人合葬，除M41、M39以石棺为葬具外，其余墓葬不见木质或石质葬具。随葬品较少，以小件青铜饰物为主，其中M34随葬有磨光残石锥1件，M6出现有随葬猪下颌骨现象。
出土遗物以陶片最多，出土小件器物22件，其中陶器7件、石器7件、铜器7件、铁器1件。陶片的陶色多以红褐、灰褐色为主，少量为黑褐色，均不见陶衣。陶质均为夹砂陶，不见泥质陶。陶器多以素面为主，纹饰以压印横向、竖向绳纹多见，少量席纹、叶脉纹、戳印点线、圆圈纹。纹饰组合仅见横向与竖向绳纹交叉组合或戳印短点线与圆圈纹组合为主。由于出土陶片多为残片，器形难以辨识，以出土器耳对比澜沧江上游墓葬或遗址考古资料，三岔村陶器应有双耳罐或单耳罐。石器多以砺石为主，使用面较光滑，石质为红色砂岩或青色变质岩，另只见1件穿孔石刀与1件残石锥和1件石器断块；铜器基本出土于墓葬中，以小件饰品为主，多见为耳环、手镯（见图Ⅴ—27）；铁器仅见1件，出土于TN06E06方第6层，由于锈蚀严重且残碎严重，无法辨识其器形。
图Ⅴ—27 三岔村遗址出土的铜手镯
通过对整个考古发掘区域地层及结合出土遗物判断，三岔村青铜时代遗址初步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为第7～9层，出土器耳多见柱状、扁耳、宽鋬耳，以手制为主，几乎不见轮制痕迹，器壁多厚重，纹饰多见绳纹、戳印纹，少量席纹、叶脉纹；第二期为第4～6层，出土器耳多见以柱状、扁耳为主，少量宽鋬耳，器物口沿多见为侈口少量卷沿，器壁一般，少量有慢轮痕迹，纹饰以绳纹为主，有少量戳印纹；第三期为第3层，出土器耳多见以柱状、扁耳为主，器耳较为小，器物口沿多见为侈口，器壁较薄，纹饰以绳纹为主。(www.xing528.com)
第一期地层中不见铁器出现，第二期地层中出现有铁器，又因云南青铜时代跨度较大，故我们推断三岔村遗址的相对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为云南青铜时代晚期。
5.永平县仁德青铜器窖藏
1997年在永平杉阳镇仁德村发现一批窖藏铜器。长方形锄与万家坝后段接近，尖叶形、心形锄、铲与大波那相似。铜钺接近弥渡合家山。铜釜显然是承自万家坝后段的敞口宽沿直腰鼓腹平底釜，形制有一定变化，口沿变得更宽，腰部则变短，腹部成为喇叭形，腰部另加一对扁耳，口沿内部有简单的叶脉纹，这种铜釜只发现此一件。从器物特征来看，介于万家坝后段与大波那之间，与合家山年代大致相似[81]（见图Ⅴ—28）。
图Ⅴ—28 永平仁德青铜器窖藏出土的器物
6.昌宁县大甸山墓地[82]
2012年10月，有群众在昌宁县田园镇龙泉村漆树坡小组东南侧的大甸山上发现了大量器形奇特的青铜器，如铜弯刀（人面纹弯刀）、铜靴形钺、铜盒、铜钟等，考古学家实地查看后判定此为一处青铜时代的墓葬遗址，墓地因烧砖取土而遭到一定破坏。随即云南省相关市县文物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墓地西北距昌宁县城3千米，海拔1643米。田野考古发掘前后100余天，对大甸山墓地进行了全面清理。
在这次大甸山墓地考古发掘中，共发现清理各类墓葬198座，按墓葬形制可分为竖穴土坑墓、斜坡土洞墓和瓮棺墓三种，其中竖穴土坑墓174座、斜坡土洞墓23座、瓮棺墓1座。出土各类随葬品268余件（套），包括石器、陶器、青铜器、铜铁合制器、铁器、琥珀、海贝、麻织品、竹藤物（炭化严重难以取出）等，并以青铜器为大宗（见图Ⅴ—29）。
土洞墓是大甸山墓地发现的极具特点的墓葬形制，墓坑都是有意识地开挖在有膏泥土的山坡区域，利用有利地形开挖洞穴。墓底呈斜坡状，便于直接将棺木放置到洞内，同时也达到隐蔽的目的。土洞墓的纵剖面都为靴形，墓顶或为弧顶或为斜平顶。土洞墓墓口较小，墓坑窄长，一般长达3～4米、宽仅1～1.5米。墓口处偏高，墓地里端偏低。从土洞墓的规格、出土器物等来看，土洞墓应为贵族墓葬。
图Ⅴ—29 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的器物
竖穴土坑墓都是直接开挖在砂石土中，分布在墓地东南侧、西侧和北侧。土坑墓平面都为长方形，墓坑较浅，以小型的墓葬为主，大部分土坑墓为空墓，仅34座出土有随葬品，器形简单，单个墓葬随葬物极少，一般有1～2件，极个别墓葬（M57）出土随葬品稍多。石器有石范、砺石、石纺轮、石锛以及绿松石等，陶器有单耳陶杯、陶罐、陶釜、陶纺轮等，铜铁合制品有铜柄铁矛和铜柄铁削等，铁器有铁矛、铁削、铁剑、铁镯等。除部分在西坡的土坑墓是受到自然的滑坡的破坏，绝大多数土坑墓墓坑中上部被人为破坏。土坑墓几乎未发现任何葬具痕迹，大多数也未发现人骨痕迹，葬式也不清楚。一部分土坑墓在其墓坑填土近地表处立有石块，而且一般在两端。这种现象很奇特，推测这种石块应该是一种墓葬标识或者与早期墓碑的起源相关。根据以上特点，推断墓主人可能为当时哀牢国社会的下层平民或者是被统治阶层。小土坑墓中出土带耳陶罐、“山字格”铜剑等与滇西北石棺墓中发现的同类器物造型很相似，推测土坑墓与滇西北发现的石棺墓存在着联系。
出土的器物以青铜器为主，也有极少量铁器，土洞墓年代应为春秋中晚期，云南青铜时代中期；土坑墓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为云南青铜时代晚期。
7.泸水县石岭岗遗址[83]
石岭岗遗址地处怒江干流区域，与缅甸相毗邻，属云南边境地区为数不多的堆积状况较好的史前遗址，2013年11月20日至2014年1月20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
发掘暴露的遗迹以墓葬为主，共清理墓葬42座、灰坑4个、活动面2个、房址2个，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140厘米，文化层分7层，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铜器等。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多数为单人葬，少量为合葬墓，且有一定比例的未成年人墓葬；随葬品极少，仅有少量墓葬随葬1～2件青铜器，多数墓葬无随葬品或仅随葬圆形陶片和石网坠等。灰坑仅有4个，均较小，从形制及包含物来看均为垃圾坑。房址2座，形制略有不同：F1为地面起建，四周有立柱，柱洞打破地层；F2为干栏式房址，柱洞均为石块围砌而成。活动面均被破坏，残留了一部分连续或者不连续的硬面。
出土遗物数量较多，小件器物编号共计两千多个，器类主要有陶器、石器、铜器、铁器、骨器等，其中陶器数量最多，其次为石器、铜器，铁器、骨器数量较少。陶器多为残破的陶片，小件器物编号共计996件，多为圆形陶片，还有少量的纺轮、管状网坠等。陶片多为夹砂红褐陶，陶色不均匀，带有黑斑，器形多为陶罐，纹饰有绳纹、蓝纹、拍印纹、罐底多有席纹。M40遗址内出土1件完整的陶釜，器形略小，敞口圆唇，束颈，颈部以下饰绳纹。圆形陶片数量较多，一般是利用陶片磨制而成，边缘不甚规整，正面多为绳纹或刻划纹。陶纺轮的数量较多，中间穿孔，截面有长方形、梯形及菱形三种；管状网坠数量较少，中间有穿孔，制作较为粗糙。石器小件编号共计742件，器形以亚腰形石网坠为主，另有少量的石斧、石凿、石范、石刀、箭镞等。石网坠多是利用体形宽扁的天然河卵石在两侧敲打出凹槽制成。石斧多为打磨兼制，两侧及顶部打制，刃部有磨制痕迹，器形有梯形和靴形。石凿器形较小，为条形，有磨制痕迹。石范仅1件，残缺，范形似钺。石刀数量较少，残缺，刃部有磨制痕迹，背部带穿孔。铜器小件编号共计111件，多为墓葬的随葬品，器型有剑、矛、箭镞、镯、铃、饰品等（见图Ⅴ—30）。铜剑仅一件，剑身较短，刃部宽，柄中部略鼓，无格，圆形剑首。铜矛刃部为柳叶形，中间起脊，圆銎，两侧各有一半环形系。铜箭镞多残，为銎式箭镞，刃部宽扁圆弧，两翼较长。铜镯均为素面，有圆形和扁形两种，铜饰品多为片状，顶部有穿孔，以三叉形、四螺纹形为主；骨器小件编号共计54件，器型有骨簪、骨斧、骨锥等，骨簪和骨斧通体磨制，制作精细，骨锥大多仅磨制刃部，制作较为粗糙。
图Ⅴ—30 石岭岗遗址出土的器物
从出土文物来看，并经过对浮选样品的碳14测年，该遗址年代距今约2600年，为春秋战国时期，属云南青铜时代中期。
8.其他相关的发现
1964年今昌宁县田园镇农民在大横山整治茶地时发现两面早期铜鼓及其内存放的6个编钟。1973年8月今昌宁县田园镇九甲办事处农民在八甲山东北坡挖捕穿山甲时，发现万家坝铜鼓一面；1976年8月，今昌宁县大田坝乡铁匠寨村农民在白沙坡放牧时，发现置于一土坑内的一批青铜器，出土斧、钺、剑、带钩、剑饰等46件，共存物有琥珀。时隔不久，在该处附近又出土一件铜斧。同年，昌宁县田园镇八甲小学学生在九甲办事处水冲坑发现靴型铜钺3件。1977年今昌宁县漭水镇新寨村李恩友在该村田地中挖得铜斧1件，视为“雷楔”珍藏。
1978年今昌宁县大田坝乡农民在白沙坡又挖到铜斧1件。1979年今腾冲市古永镇茶花塘村农民在猴桥大横山耕种时，挖出1面残破的石寨山型铜鼓；同年，该县供销社曾收购到同类型铜鼓残件；该县原固东公社三联大队社员，在该队小钟山挖到一面万家坝型铜鼓，敲碎后出售给当地供销社。1981年3月，今昌宁县大田坝乡新寨村村民在修路时，在小岔洼挖出铜斧1件；同年，今昌宁县漭水镇村民在铁树桥发现1件铜斧。1981年7月今腾冲市马站乡三联村委会村民在该队二龙山发现万家坝型铜鼓1面。1981年3月，今昌宁县大田坝乡宝华村委会村民基建时，出土铜剑、镦各1件；4月，该地上木瓜寨村民在桃树地犁出铜斧1件；6月，该地田边寨村民在分水岭整治茶地时挖出铜剑、斧、镯各1件；同年10月，今保山市文管所会同昌宁县文化馆对大田坝白沙坡青铜器出土地点进行调查清理，获取铜剑、矛、錞、手镯、竹节管等青铜器7件。1984年昌宁县田园镇农民在营盘山种地时，挖出铜锄1把。1985年昌宁县大田坝乡阿吾寨村与铁匠寨村农民种地时，发现铜剑、铁剑各1件。同年5月，今腾冲市猴桥镇鸦乌山农民在修林场公路时，在枯草坡发现万家坝型铜鼓1面。1986年7月，今昌宁县田园镇龙潭村农民在龙潭山挖沟时挖出1件靴型大铜钺；9月今昌宁县田园镇右文村农民在卡巴洼整治茶山时，发现铜钺、铜盒共5件。同年，今腾冲市文管所从县供销社拣选到1面蛙饰铜鼓残体；今龙陵县木城乡木城村农民种田时挖出铜钺1件；今施甸县姚关镇上吴家庄村农民在北山坡挖得铜编钟1件。1987年4月，今昌宁县田园镇营盘村农民从自留地中挖出铜弯刀2件。同年，保山市博物馆在黄龙山保山师专基建工地征集到出土的青铜剑1件。1988年1月，龙陵县木城民族乡芒旦寨农民种地时出土铜钺1件。
1989年9月，昌宁县城关镇右文办事处大理寨天生桥山南坡地表下90厘米处出土铜鼓1面。鼓倒置无共存物，整体造型明显分为三截，面小而胴部鼓出。中腰内收，足部外移。鼓面中央有一直径为9.5厘米突起如圆饼状太阳纹光体，无光芒；鼓面有对称的四组立体雕饰物，其中三组残缺，一组可明显看出是猎犬搏鹿狩猎雕饰。1989年夏秋之交，施甸县摆榔乡楂子树村农民开荒掘地，在地表下25厘米处掘出青铜器2件，分别为铜剑和铜斧，造型为昌宁白沙坡多次出土的同一类兵器。
1992年3月，昌宁县大田坝乡白沙坡文物保护区边沿再次出土青铜兵器5件和少量断残手镯，该批青铜器是复修水库时，推土机从地表下1米多深的土层中挖掘出的。有3把常见的“山”字格铜剑和两件矛。1992年7～8月间，腾冲县中和乡东坪村小卧龙寨农民在犁水田时掘出铜鼓1面。其鼓造型古朴，鼓身胴、腰、足三部明显，胴部突出，中腰收束，足部外展呈喇叭状，腰部纹饰有别于云南出土的早期铜鼓，足部造型特别，鼓面内壁纹饰为首见，为万家坝型铜鼓。1992年9月，昌宁县继1988年在右甸镇韩家烂坝山出土1枚编钟后，又在漭水乡打卦坟山出土4枚大小各异的编钟。其中1枚钟面素面，1枚钟面饰螺旋卷云纹和线纹框有6个牛头面纹，1枚钟面饰双虎对峙腾飞向上图，1枚钟面饰双虎对峙争牛腾飞图。根据钟面不同纹饰图案区别不同音域，为该区域首见之礼乐打击器[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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