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考古学通论：早期遗址和墓葬（前18—前8世纪）

根据最新的考古发掘田野资料，通过对出土器物的分析对比研究，可以确定以下的重要遗址和墓葬属云南青铜时代早期：

1.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前段、中段^[8]

该遗址位于剑川县甸南镇海门口村剑湖出口处，1957年和1978年两次发掘，堆积分为4层，第1和第2层为近现代层，第3层含有陶片、石器、铜器和铁器，第4层含大量陶器、石器、骨角器和铜器，并有铜钺砍于该层木桩横梁上（见图Ⅴ—2）。

图Ⅴ—2　剑川县海门口遗址位置示意图（标▲为遗址所在地）

海门口遗址的年代引起过很多争议，这主要是因为该遗址中出土了26件形制较为简单的铜器夹杂于大量的石器、骨角器、木器和陶器之中，因而被视为云南青铜时代的开始。但海门口遗址碳14测定的年代有两个数据，1957年出土木桩为3115±90年，1978年出土木桩为2595±75年，这两个同一地层出土的碳14年代相差500多年，使得一些学者对其测定的准确性产生怀疑^[9]。由于报告编写人亦非原发掘者，对遗址的地层描述过于简单，因此从报告中我们无法了解文化层堆积的实际情况。但原报告中第4层的堆积厚达60～70厘米，从器物的分析来看应该有早晚之分。

出土器物中以26件铜器最为引人注目，制作方法有单范铸造、合范铸造、热锻、热锻后冷加工等多种方法^[10]。从制造工艺上看已经比较成熟，但这一时期在与云贵高原文化关系密切的四川盆地和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早已达到了鼎盛时期，本区青铜器的出现应当是受到外界文化的影响，因此其表现成熟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器形上看，实心铜锛、长条形实心凿形制较简单，与昆明王家墩遗址^[11]和威宁鸡公山遗址^[12]有相似之处，时代与二者相近。钺为椭圆銎双肩圆刃，銎部有箍状弦纹两道，铜斧銎部也有，这两道箍状弦纹并不完全是装饰，而是为了加固銎部以避免因受力出现爆裂，在北方地区商周时期就有这种带箍状弦纹的铜斧，这是长期使用过程中逐步摸索出来的方法，在铜器出现的初期阶段是不会有这种做法的，更可见本区青铜器是从外地引进的。石钺范上有“几”字形纹饰，这种饰“几”字形纹饰的双肩圆刃铜钺在滇西区广泛存在，但时代较晚，滇西区的这类器物很可能是由本区传入的。铜镰为管銎，也可能是云贵高原最早出现的管銎铜器。此外，铜器中还有不少装饰品如镯、梨形饰片、夹形饰片、椭圆形饰片、铲形器、铜镯等。

海门口遗址经过检测合金成分的铜器有十几件，从检测的结果来看，红铜和锡青铜铜器的数量大体相当，还有少量砷青铜铜器^[13]。从合金成分的分析来看，处在由红铜向青铜转变的过程之中。

陶器特点与滇西一带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一定的联系，以夹砂陶为主，只有少量泥质灰、黑陶，制作技术以手制为主，有的制好后经磨光或上黑色陶衣，纹饰有剔刺、刻划、压印的波浪纹、圆点纹、三角形点纹、蕉叶形纹、方格纹、篮纹、弦纹等。此外，还有敛口或敞口斜壁钵，部分钵有假圈足。从海门口遗址的陶器来看，与大墩子遗址最晚时期可以衔接，且时代稍晚于后者。

2008年对剑川海门口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国家文物局于2007年12月批准对海门口遗址进行第三次考古发掘，项目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与大理州、剑川县文物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08年1月8日起正式开始发掘，至5月25日发掘工作结束，共用时125天。共布下了5米×10米探方25个、5米×5米探方3个、5米×2米探方7个，完成发掘面积1395平方米，并将航拍、全站仪测绘、坐标布方法、数码照相制图、浮选、水洗、数据库管理等各种先进技术全方位地运用于发掘和记录中，取得了较大的收获。第三次考古发掘的情况如下：

（1）基本探清遗址的范围和面积。

确定遗址范围的工作难度比较大，因为涉及水多的原因。第二次发掘（1978年）期间，也做了这个工作，从布方地向北1千米范围内共布方12个，此范围内的情况如何，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在河东岸边布了一个5米×5米的探方，至深度310厘米处才到黑色淤土，不见遗物出土。从各方面判断，此处为古河道的可能性较大，南部区为1978年发掘点，其南部60米区间均有木桩分布。北边的AT2115、AT2121内均有木桩分布，这样其南北间的距离就达到350米；东部到海尾河的河道中部，西部已做的工作在环海公路东面的AT0303，探明了AT0303内地层和其他探方一样，也有木桩分布，东西距离目前已探明的达到约120米，公路以西区域因为水多，目前还未能进行工作，估计也会有木桩分布；有堆积而没有木桩的西部广大地区工作还未能开展。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计算，有木桩分布的范围为西至环海公路，南北长350米，面积约2万～2.5万平方米。整个海门口遗址的分布范围应是：南至海河公路交汇处以北50米，北至烟站育苗圃北端，西至公路以西，总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

目前已探明的近5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堆积层次基本相同，只是堆积的厚薄不同。统一地层后，遗址区共分为十个层位，十层下为青灰色胶泥生土，探方内堆积厚的达到320厘米，薄的地方也达160厘米左右。总的来说，靠海边和北部地区，土层较厚，堆积就厚，探方深度增加，其他地区堆积厚度差不多。

第一层为现代耕土层；第二层为红褐色土层，含明清瓷片和瓦片、陶片；第三层为灰砂灰土层，含方格纹和绳纹陶片、管状网坠和少量铁器；第四层为黑色泥土层，含陶片、石器、骨角器和少量铜器；第五层为灰白色土层，含陶片、石器、骨角器、木器和少量铜器；第六层为褐色土，含大量木屑和陶片，还有石器、木器、骨角器和少量铜器，此层中出土的有完整的彩绘陶罐；第七层为青灰土，出土的有大量的陶片，有彩绘陶片，还有石器、木器、骨角器；第八层为黄褐色土，层内出土的有陶片、石器、骨器、木器等物；第九层为黄灰色土，含少量黑陶片，有石器、骨器、木器等出土；第十层为灰褐色土，含少量陶片（见图Ⅴ—3）。

图Ⅴ—3　第三次发掘第三期陶器

（2）清理的遗迹

①房子。编号的房子两座，根据清理的结果和保存的状况分析，房子应是干栏式建筑形式。在清理中没有发现有活动面，其中一座房子的构架还基本保存完好，在地层中出土一些带木骨痕的红烧土块。F1的桩柱下段还保存完好，呈长方形，木桩成直线排列，转角处呈直角。F2也是一长方形房子，比F1大，构架呈“井”字形，这个构架没有榫卯技术，可能用绳子等捆牢加固，四壁为木骨泥墙，留有门，屋顶结构不清。

②火堆。共发现火堆3个，均为不规则形，烧结的红烧土成一整块，厚约5厘米，大的有约10平方米，最小的约1平方米。火堆均出现在第五层下，推测其用途可能是露天烧制陶器时形成的。

③木桩柱和横木。海门口遗址最早发现的时间是在1957年。当年4月发现的遗址从南到北露出142米，因为施工原因清理了中部410平方米的地段，发现了224根木桩柱。当时认为有可能是古代用于防洪的设施。1978年4月，为了进一步弄清海门口遗址的各种情况，省、州、县三级文化部门联合进行，在1957年的发掘基础上，向北延伸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又发掘出了226根桩柱，都是粗细、疏密不规则，这两次的发掘共出土了青铜器26件、石器350件。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以夹沙黄褐陶为多）以及大量的动物遗骨。此外，还出土了炭化稻、橡子和桃核等。从前两次发掘的情况来看，就已发现大量木桩，但由于出土情况无规律加上整理工作较粗略，并没有对干栏式建筑进行比较仔细的研究。

在第三次发掘中在总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的发掘区，发现木桩分布集中区面积达到2万至2.5万平方米的早期干栏式建筑遗址，其保存之好、面积之大，极为罕见。

探方中基本都有木桩和横木，共清理出4000多根，虽大部分的桩柱为房子的基础，但由于早晚关系等，使其变得密集，不能辨认出它们各自的单位。桩柱头出露的层位不一，桩柱底部在地层中也有高有低，木桩底部均被砍削成钝尖状，柱身上大多有人工加工的痕迹。长的有2米多，短的有几十厘米，直径有5～40厘米，有圆木的、剖成几块呈三角状的、多边砍成棱的，也有特别粗的。桩柱间有掉落的横木，在一些横木上和桩柱上发现凿有榫口和榫头，以及连接在一起的榫卯构件，也在桩柱间发现了木门转轴和门栓等构件（见图Ⅴ—4）。

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李伯谦、孙华先生，故宫博物院的张忠培先生和国家文物局的黄景略先生都认为海门口遗址是中国发现的最大滨水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

④灰白色石块。在桩柱间的地层面上还发现一种现象，三块或四块灰白色的石块会在一起或稍有距离，仔细观察石块，容易掉白灰，可能是被火烧过，有的石块似被烧透。分析这些石块的规律性及被烧过的情况，极有可能是房内火堆旁起支撑作用，便于烧水做饭等活动的石块。

图Ⅴ—4　剑川海门口第三次发掘出的干栏桩柱

⑤人骨坑。在DT1802七层下有一圆形坑，坑被晚期木桩打破，坑内有人骨，但骨骸不全，无肋骨、趾骨、指骨和头骨。经初步鉴定，这些人骨共有4个个体，其中一根股骨下端留下一重击痕迹。目前人骨坑的作用和性质还不清楚，需对人骨做进一步测定。

⑥柱洞。柱洞是因为桩柱被后人拔出后形成的，多为圆形，最深的有70厘米，里面出有陶片和石块等。

第三次发掘是在1395平方米的范围内，分别从10个堆积层出土了2000多件文物。石器有斧、锛、刀、凿、镞、锥、针、磨盘、砺石、圆饼形器，并有玉刀、玉珠等。其中最多的是石锥和石针，其次是石箭镞，之后是锛和斧，砺石也特别多，石磨盘和圆形研磨器也出土了几件。石器中有一件石范，由青灰色砂岩制成，形状似一斧或钺。出土的铜器中有环形器，最有代表性的是钻、镞和铃；出土的铁器中，有一件铁刀、一件铁镰，保存状况较好；木器有勺、拍、杵、刀、铲、耜、耙、桨、楔子等，其中木桨有10件，木耜也不少，木耙有两齿、三齿和四齿的，还出土了两件门栓，有一些榫口较多的木构件及木转轴，这些木器的木材均是红褐色且质硬；还有少量完整的彩绘陶罐、彩绘陶片、黑陶片。磨光黑陶、镂空圈足器为云南早期遗址中第一次发现，在周边已发掘的早期遗址中没有出现过。出土的骨角牙器数量较多，有骨锥、匕、铲、镯、簪，有角凿、矛、抿和牙饰件。骨器多用动物的大骨块磨制而成；角器多用鹿角磨制而成；牙饰多用动物牙在根部钻孔而成。骨铲、骨锥加工精细，既是生产工具，也是精美的艺术品。农作物有炭化稻、麦、粟、稗子，还有不少的桃核出土。稻、麦、粟同时出土在我国西南地区还是第一次。海门口遗址是滇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史前遗址，通过对该遗址文化内涵的研究，确立了剑湖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该遗址发现的史前时期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保存之完好、面积之大，在目前国内的考古发现中实属罕见。该遗址出土了稻、粟、麦等多种谷物遗存，证明了来自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其南界已经延伸到滇西地区。而稻、麦共存的现象，则为认识中国古代稻麦轮作技术起源时间和地点提供了重要信息。该遗址第三次发掘出土的铜器和铸铜石范，具有明确的地层关系，证明这里是云南高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滇西地区可能是云南高原青铜文化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见图Ⅴ—5）。

第二期发现的遗迹包括房址、人骨坑，存在大量的木桩柱。木桩柱主要是剖面为三角状的以及多边砍削出棱的，其数量较第一期大为增加。(www.xing528.com)

陶器均为手制，火候也较高，以夹砂灰陶为主，黑灰陶次之，再次是红褐陶和灰褐陶，也有少量泥质陶，部分器物口沿和器表经磨光；纹饰较少，有戳印点线纹和乳钉，还出现了用红彩绘制的彩绘陶；器类有罐、盆、钵、匜等，以罐、钵类为主，带耳器增多，有的器形较大。石器种类有斧、锛、刀、凿、镞、研磨器等，凿分单刃和两端刃两种，镞的数量较多。铜器在本期稍晚的地层中才开始出现，均为小件物件，器类有凿、铃、锥、刀等。其他遗物中，木器有耜、耙、勺、桨等；骨器有锥、铲及装饰品，还发现牙饰、鹿角器等。动物骨骼数量较多，包括牛角骨，鹿角骨以及猪骨等。此期发现的植物遗存除稻、粟之外，还增加了麦类，另有核桃和野栗子等。出土的麦类的标本较少，稻和粟的标本量增多。

图Ⅴ—5　第三次发掘第3期遗存的铜器和骨器

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对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发掘共布下了5×5米探方35个、探沟4条，总发掘面积1050平方米^[14]。

出土小件800多件，以玉石器、青铜小件为主。玉器为凿、锛类小型器物。石器以磨制的锥、镞、刀、斧为主以及杵、凿等器类。青铜小件有镞、锥等青铜时代遗存。陶器以夹细砂陶为主，夹粗砂陶数量很少，有少量泥质陶。陶色中灰褐、红褐、黄褐陶比重较大，黑褐陶略少，褐陶、灰陶、黑陶少见。早期纹饰陶发达，以戳印、刻划纹饰为主，多以组合纹饰构成三角、条带、方格等图形，制作精美。晚期陶器制作粗糙、陶胎普遍偏厚，主要器类有敛口钵、双耳罐、侈口罐、壶等（见图Ⅴ—6）。

图Ⅴ—6　海门口遗址第四次发掘出土的石刀

从两座墓葬出土文物来看，以玉石器、青铜小件为主，墓葬年代约为青铜时代早期。本期的年代应属云南地区的青铜时代早期，距今3200～3800年。

由于海门口大型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将云南夏商时期第一个古代文明中心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从其大型的滨水干栏式建筑群来看，在当时这一遗址的规模相当可观，从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钺、青铜铃和青铜手镯等铜礼器，以及磨制得相当精细的穿孔石刀、石锛、石凿以及玉刀、玉锛和玉珠都说明了该遗址高度发达的程度；粟、稻、麦等农作物遗存在该遗址的同时出土，说明了当时种植农业经济的发达；从出土的青铜鱼钩和动物的遗骨来看，捕捞和畜牧业是种植农业经济的有效补充。经济结构的丰富保证了人口的增加，而人口对于文明的发展程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海门口遗址正是由于人口的聚集，才具备了成为云南第一个“古国”的条件，也是云南古代文明的起点。在海门口遗址之后，环滇池、滇西北、滇东北等地区在周代都开始出现相应的文明体，从已发掘的考古材料尤其是墓葬材料来看，它们的社会结构已经比较完备，青铜文化也逐渐开始形成自己的特点，可以说开始了云南的“古国”时期。

2.剑川县鳌凤山墓地第一期^[15]

该墓地位于剑川县沙溪镇沙溪村鳌凤山山顶及其西坡，四周高山环抱，与海门口遗址相距20千米左右，黑惠江流经海门口遗址后从墓地东侧向南流去。1980年清理土坑墓217座、瓮棺葬43座、火葬墓91座，墓坑密集，有上下层叠压打破，也有同层叠压打破的复杂关系。上层为瓮棺葬和火葬墓，下层为土坑墓。土坑墓分为两层，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多为长方形，个别是正方形或不规则形。土坑墓共有217座，共有随葬品429件，有铜器、石器、陶器、绿松石、玛瑙、料珠等。铜器有216件，其中铜兵器有剑、戈、钺、矛、臂甲、镞等。铜剑有三叉式护手剑、柳叶形无格剑和双圆饼茎首无格剑3种。铜钺为圆弧形刃，其中一件为刃部起双肩的铜钺（以下简称双肩铜钺）。陶器有17件双耳罐、18件单耳罐和9件无耳罐。石器共85件，有范、刀、镞、墜等。石范3件，其中一件出土时已残缺，另一件看不出形状，完整的一件为双合范，为浇铸有肩铜钺的石模范，这说明该遗址内有冶铸铜器的作坊或地点。

通过对地层和随葬品的分析，该墓地分为土坑墓和瓮棺葬、火葬墓两期，土坑墓又可分为前、后两段。土坑墓前段为报告的A类墓，后段为B类墓。

前段墓大多分布在山顶，墓坑较深，为下层土坑墓。墓室一般较大，少数有木棺、椁，均用薄木板拼成。有14座随葬的猪、羊下腭骨，少者1件，多者3件。后段墓多数分布在前段墓四周，墓坑较浅，为上层土坑墓。墓室一般较小而狭长，无葬具。从葬式看，前、后两段墓葬均有单人葬与合葬。单人葬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其次为二次葬。合葬墓均有仰身直肢与堆骨的葬式，但前段葬式更复杂一些。仰身直肢的男性与侧身屈肢的女性合葬在后段墓已不见，还有个别解肢葬、无头葬均不见于后段墓。从以上分析可知：前、后两段墓是连续发展的，但前段墓继承了更多的西北地区青铜文化的特点，在墓中随葬猪、羊下颌骨的做法和仰身直肢的男性与侧身屈肢的女性合葬墓在齐家文化中常见，而后段墓中已不见这些葬俗，显示出随着时代的变迁某些葬俗的改变。

随葬品方面，前段墓出土有双圆圈首铜剑1把，这种铜剑与永胜县金官龙潭出土的铜剑形制一样^[16]，德钦县纳古石棺葬^[17]也有出土。这种双圆圈首剑可能来自更远的冀北地区。杨建华先生认为这一地区的双圆圈首剑数量最多，是受到更靠东边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时代在春秋中期^[18]。在传入西南地区的过程中器形发生了少许变化，双圆圈由相互紧挨着变为相互隔开，蝶翅形格消失而成为剑身顶部的装饰。作为佐证在川西南区的喜德拉克大石墓中出土的齿柄铜刀也最早见于与双圆圈首剑同时的冀北地区^[19]，春秋晚期以后双圆圈首剑形制简化成双环首，齿柄刀也消失。这说明这两种器物均是在春秋晚期以前向西南地区传播的，但其延续时间较长，喜德拉克年代在西汉晚期左右。因此，单从双圆圈首剑来看，只能确定其年代晚于春秋中期而无法确定其下限。山字格剑的山字格已与剑身合为一体，简化为一种装饰，与德钦永芝墓葬出土的山字格剑一致^[20]，而万家坝同类剑的山字格与剑身区分明显，大波那铜剑的山字格仍与剑身分开，但已不明显。由此看出鳌凤山墓地年代晚于万家坝，与大波那相比也稍晚。剑鞘形制特殊，为上部圆弧的椭圆筒状，装饰菱形纹、圆圈纹和虎纹等。铜矛为圆骹柱状脊柳叶形刃，在宁蒗大兴镇^[21]、德钦永芝均有类似铜矛。长方形直内束腰圆刃铜钺形制独特，与其他地点的钺差异较大，但与宾川夕照寺、黄坪，弥渡合家山的曲刃戈有相似之处，或许这种铜钺借鉴了曲刃戈的做法，另有石钺范1件，为长銎双肩圆弧刃，与滇西地区第三期后段相似。直内无胡长直援戈也在上述墓地有见，但该戈援部有双圆圈纹，单圆圈纹的铜戈在滇池地区常见，这种双圆圈纹的戈可能是仿自滇池地区的铜戈，但纹饰方面略有变动。铜镞为空心铤细长镞，镞身带倒刺，在滇池地区带倒刺的镞出现在第二期后段，而本区未见这种形制的镞，很可能是从滇池地区传入的。还有小环首铜削，不同于汉式大环首刀，而与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春秋晚期的环首刀有相似之处，估计是与双圆圈首剑、齿柄刀等同时传入西南地区的。铜凿为方銎长条形，在滇池地区也出现于第二期后段。装饰各种纹饰的铜镯和发箍在其他地方少见，是较有特点的装饰品。此外，石坠、腰鼓形玛瑙珠、橄榄形绿松石珠也是滇池地区、滇西地区常见的器物，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前段墓中出土的这些器物可能是从滇西区传入的。

陶器与宁蒗大兴镇墓出土陶器在陶质、纹饰、器类、器形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均有泥质和夹砂陶，纹饰有在肩腹部装饰刻画水波纹和附加堆纹，马鞍口双耳罐、直口高领双耳罐、侈口束颈单耳鼓腹罐、直口单耳鼓腹罐、侈口鼓腹罐、侈口高领深腹罐等在两地均有，不同之处在于前段陶罐器形多较矮粗而宁蒗大兴镇稍显细高。德钦永芝的陶器更接近宁蒗大兴镇陶器。因此，从陶器来看，前段墓与宁蒗大兴镇和德钦永芝相比有一定差别，但差距并不大。

后段墓与前段墓相比随葬品数量大大减少，没有出现前段墓那样随葬品较多的墓葬，基本为一两件，不少墓葬无随葬品，也无随葬猪、羊下颌骨的葬俗。

铜兵器数量很少，双圆圈首剑和山字格剑均不见，剑鞘也已不见，只有1把扁平束腰茎无格剑，这种剑与滇池地区的剑相似。铜矛、钺的数量很少。铜镯均为形制简单的铜条弯成，前段墓中的装饰有精美图案的扁平形镯和头箍均已不见。陶器除马鞍口双耳罐不见外，其他类型变化不大，数量则有所减少，双耳罐口部稍外侈，高领变为矮领，腹部最大径加大了。

剑川鳌凤山墓地的分期和年代之断定，参与发掘者意见并不一致。发掘简报作者将墓地分为3期，判定早期时代为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中期为战国中期，晚期为战国晚期^[22]。正式发掘报告将鳌凤山墓地的217座土坑墓分为A、B两类，并且将整个墓地的时代往后延至战国末至西汉初期^[23]。鳌凤山墓地发掘者之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涵先生后来另外著文，对墓地发掘资料未写入简报和发掘报告的一些田野发掘资料进行补充，将鳌凤山墓地内所有墓葬，即土坑墓、火葬墓和瓮棺墓分为4期并进行断代，M81、M152、M153、M156—M159属第一期，随葬Ⅰ式铜钺、铜头箍、AⅠ、BⅠ铜镯、铜铃、铜饰牌，及Ⅰa、Ⅱa式陶双耳罐、石镞、海贝等，其年代为西周至春秋早期（见图Ⅴ—7）^[24]。现列表如下：

3.德钦县纳古墓地

德钦县位于滇西北横断山脉，海拔3000米以上藏族居住区的纳古镇发现一批属云南青铜时代早期的墓地。

纳古墓地于1977年试掘，清理23座石棺墓。出土的有陶器、铜器和装饰品，陶器总共41件，其中有20件双耳罐；铜器有剑、矛、镯、圆形饰牌等，其中铜剑2柄，1柄为双圆饼茎首剑，另1柄为曲茎剑。

图Ⅴ—7　剑川鳌凤山墓葬分期图表

注：1.M76；2.M87；3.M196；4.M75；5.M74；6.M53；7.M197；8.M128；9.M131；10.M52；11.M152；12.M42；13.M159；14.M97；15.M205；16.M27；17.M156；18.M30；19.M13；20.M120；21.M67；22.M47；23.M116；24.M104；25.M103

表Ⅴ—1　剑川县鳌凤山墓地分期表^[25]

德钦纳古墓地的年代，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2900±100年）。测定标本系人骨，比较准确，其年代早至西周^[26]。

4.香格里拉市石棺墓地

1988年，云南省考古研究所调查了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克乡村、木茸村、布独村、幸多村所在10公里长的河谷地带共发现5处石棺葬墓地，并清理了克乡村28座、布独村15座石棺墓。在所清理的43座石棺墓中，仅13座有随葬品，共20件。器物有陶器、石珠、海贝、铜器等。其中陶器11件，有单耳罐、双耳罐和纺轮；铜器仅有2件柳叶形无格剑。该墓地中2座墓内的人骨标本经碳14测定年代，M2为公元前1008年～前833年，MD6为公元前986年～前813年，均为西周时期^[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