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云南出土粟和黍的遗址有元谋大墩子遗址、剑川海门口早期地层和耿马石佛洞三处遗址，而元谋大墩子遗址的植物遗存是经过浮选的[60]，现以其为例，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遗址土样的植物遗存浮选，发现了大量的已经炭化的粟和黍的种子。粟和黍已经炭化，大多数无壳，表面亚光，呈圆形或椭圆形，上下两端圆钝。同时，其伴出的还有大量的稻谷基盘，根据样品浮选出的粟、黍和稻谷的数量推测，大墩子遗址整体埋藏的粟、黍的遗存可能比较丰富。与稻谷在遗址中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和地位，它们在遗址中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见图Ⅳ—42）。
同时，遗址中还浮选出土了马唐、狗尾草、藜、蘩缕等旱田杂草。这些田间杂草应该是伴随着农作物在田间生长，在收割时被一起带回遗址的。剑川海门口遗址发现的炭化粟主要是在第三次发掘的地层第8层中有少量发现，计有炭化粟13粒，炭化藜属13粒[61]。
图Ⅳ—42 元谋大墩子遗址出土的炭化粟和黍
粟俗称谷子，黍俗称糜子。这两种谷物是我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作物的主体品种，在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广泛发现。元谋大墩子遗址发现数量巨大的粟和黍的遗存及田间杂草，说明旱作已经形成，并与一同出土的以水稻遗存为代表的稻作农业一起构成旱稻混作的复合型农业模式。同时，由于遗址所处的元谋盆地位于横断山脉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形起伏较大。盆地内为亚热带季风气候控制下的干热河谷，干湿季分明，蒸发量大，降水稀少，使得远离河流、湖泊的山地、丘陵只能选择耐旱的粟、黍等旱地作物，且当地的土壤情况也比较适于粟、黍的生长。这些复杂的自然环境为旱地农业提供了基础条件。(www.xing528.com)
目前，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粟遗存的遗址有四川营盘山遗址，在距今5300年左右出现了粟[62]。西藏卡若遗址在距今5000～4000年已经出现了粟[63]。从发现年代上来看，云南地区出现粟的时间远远晚于成都平原和藏东河谷地区。从遗址分布的地理位置来看，在距今5300～3400年这段近2000年的时间内，粟的栽培逐步从川西和藏东顺着河流的自然通道向云南传播开来。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位于川西岷江上游的营盘山遗址与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与马家窑文化遗存之间有密切关系[64]。营盘山遗址的粟作农业是甘青地区的旱作文化向西南传播的结果[65]。与其接壤的藏东的卡若遗址也是受了甘青地区的极大影响[66]。从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和旱作农业种植传统向西南传播的影响来看，大墩子遗址以粟、黍为主的旱作文化传统的源头也应该来自于西北地区[67]。其传播路线、时间、模式还是比较清晰的。同理，在云南南部澜沧江流域的耿马石佛洞遗址早期地层中也浮选出土了炭化粟，形状近圆球形，直径1.2毫米左右，表面光滑，胚部较长。该遗址出土的粟的种类与元谋大墩子的基本一致。其来源与其上游距今5000年的藏东卡若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可能是上游西北高原的族群及其文化沿着天然通道顺江而下迁徙而形成的结果[68]。根据目前云南新石器遗址植物大化石和微体化石分析，揭示元谋大墩子遗址和海门口遗址植物大化石和碳14测定结果，粟黍很可能在距今3900年后从四川西部传入云南，与该地区新石器中期的稻作农业经济融合，在距今3900～34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形成了稻、粟混作的农业结构[69]（见图Ⅳ—43）。
图Ⅳ—43 耿马石佛洞遗址出土的炭化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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