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考古学通论：湖南、云南、贵州旧石器之连结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的童年时代，人们过着群居野处的生活，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平均分配。由于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人类才能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获得生存与发展。这就决定了原始社会必须实行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经过了数百万年的时间，提高了认识能力，逐步改进了生产工具，发展了社会组织，并且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发明创造，为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恩格斯指出：原始社会时代“对一切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最有趣的历史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以后的更高的发展的基础，因为它以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为出发点，并且以克服将来联合起来的人们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为内容”^[77]。恩格斯还指出：“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一旦从事制造工具，人类的劳动实践便开始，而人也就完全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变成了“完全形成的人”。元谋人和现代人无论在体质和智力上都还存在着一定距离，但他已能制造工具，从事劳动，并且由于劳动实践使手和脑都得到较大发展，从而完全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但是在一些体质上，还保留有若干和猿类接近而和现代人不同的特征。

到了晚期智人阶段，石器的打制技术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器形精巧美观，并使用石锤间接打击法打制石器，在制造装饰品时还开始使用钻孔、磨光等新技法。当时人类除使用木器、石器外，还大量使用骨器和角器，投掷石器也是这时取得的一项重大的成就。丽江人使用的石球，反映了其与华北、华南、西南的渊源关系，蒙自人的“砾石文化”则与东南亚有一些共同点，但更多的是形成了云南自身的独特风格。

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期智人的生产生活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生产劳动工具仍以旧石器中的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为主，出现了大量的骨、角、牙器，显示了云南晚期智人的特色。

骨、角、牙器大量出现与狩猎的发达程度有关，大量的肉食品为骨、角、牙器的制造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大量烧骨证明了这一点。遗址中大都有种类较多的哺乳动物化石，如鹿、牛、羊、猪、獾等。蒙自人旧石器文化遗址中有哺乳动物达17种之多，如竹鼠、松鼠科、豪猪、硕猕猴、犬亚科、大灵猫、猫、獾、西藏黑熊、野猪、赤麂、小麂、水麂、梅花鹿，山羊亚科、牛等。此时的旧石器加工更为精致，修整石器的技术较高，骨、角、牙制品的工艺较为成熟，蒙自人遗址中的角制品较为定型。保山塘子沟的角器共71件，其中角锥、角矛头、角棒为前所未见，器物形态和制作方法都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定型化。

这一时期的遗址中的灰烬层比较厚，证明当时人类已相对地过定居生活了，保山塘子沟遗址中还发现了住房的遗址，定居的时间就会更长些。骨针的出现也是人类生活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因为人们可以用骨针来缝制衣服，这就告别了披树叶、树皮、杂草的历史。富源大河遗址发现的被誉为“室内装修”人工铺石地面，该铺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石铺地面，为我国西南地区首次，国内继福建三明万寿岩的第二次发现，反映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改造居住环境的能力，人类长期定居已经成为可能。云南旧石器时代多处遗址发现用火遗迹，说明当时人类已经普遍懂得熟练地用火技术，人类的食物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为改观，肉食类因渔猎的盛行和用火的普遍而增加数量，且提高了质量，遗址中有大量的动物遗骸，包括肢骨、脊骨、肋骨和大量碎骨片，说明肉食品在人们食物中所占的比重很大。随着饮食质量的提高，人类的体质进一步增强，大脑也更加发达起来，脑容量增加了。人类开发自然的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生产技术也在不断提高，促进了云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繁荣。

从云南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研究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www.xing528.com)

第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考古学、古人类学突飞猛进发展的形势下，先后在云南的开远、禄丰、元谋、保山、马关、广南、西畴、昭通等市县发现古猿化石，这些化石显示了向人类方向进化的趋向，引起了世界有关专家学者的注目，认为云南在人类起源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云南很可能是人类起源的一个“圣地”。200万年以来欧亚大陆就有人类存在，马鹿洞遗址不同人群共存是欧亚大陆多波人群迁移交流的结果。这一发现对解决人类起源的“多地区起源模式”和“走出非洲模式”这一广泛争议的国际热点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不断刷新的我国古人类学发现和研究成果或许能用全新的视角解译东亚早期现代人起源模式。

第二，1965年5月1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钱方等人在云南元谋盆地上那蚌村发现了元谋直立人化石及一批打制石器。元谋人的生存年代约在170万年前，早于北京人与蓝田人，这将我国的古人类历史提前了100万年。从所获得旧石器表明，元谋人过着群居野处的原始群生活，他们利用简陋的工具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获取最低的生活资料，处于“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

第三，在云南元谋直立人后，又先后发现了早期及中、晚期智人化石及文化遗存。大量资料表明，自元谋人以来的100多万年间，在云南广大地区先后有人类繁衍生息，而且地域不断扩大，所使用的工具不断进步发展，玉溪甘棠箐遗址发现了经过人工切削的木制品。木制品的出土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也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木制品，对研究东南亚地区“竹木文化说”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这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木制品，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木器研究的空白，这是我国乃至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突破。他们利用简单粗糙的工具获取生活资料，缓慢地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

第四，云南晚期的旧石器文化有突出的地方特点，并和我国西南及东南亚地区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四川盆地中心分布区的文化传统与云南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元谋人石器有一定的相似性，石器都是以砾石加工而成，与旧石器时代硝洞文化类型有更多的相似性，都是以砾石石器文化传统为主，多砍砸器。贵州高原和广西百色盆地与云南高原的旧石器文化传统具有高度相似性，应该属于同一文化系统，相互之间通过自然孔道频繁交流，相互影响较深。湖南地区普遍存在的时代较早的锐棱砸击法，与云贵高原包括云南地区较多的锐棱砸击打片方法相同。这一打片方法成为湖南旧石器和云南、贵州旧石器的连接纽带。典型和平文化早期遗址沧源硝洞的发现，使得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东南亚人群及文化迁徙的源头终于在澜沧江—湄公河上游的云南地区被找到，沧源硝洞遗址所在的澜沧江流域最可能是“和平文化的故乡”，是东南亚人群及文化迁徙的源头，并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文化^[78]，使得云南是“人类起源摇篮”的说法更具有说服力。

第五，云南旧石器时代开始于170万年前，结束于1万多年前，显示了它超前滞后的特点，发展很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