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
从已发现的云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东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来看，在时间上大体相当。在东南亚地区，至今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云南发现的旧石器遗址中几乎都有人类化石，为古人类在云南的活动提供了佐证（见图Ⅱ—42）。
自20世纪2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科拉妮（M.Colani）首次提出“和平文化”的命名以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作，越南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砾石文化序列已基本建立起来，这就是所谓“山韦—和平—北山”序列。在西方和越南的考古学著作中，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初期越南砾石文化序列分别称为山韦文化、和平文化和北山文化[69]。
在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较多，其中以越南和平文化为代表。和平文化是1926年和1929年，由法国考古学家科拉妮根据她在越南北部和平省发现的遗址而命名的。此后，在越南北部的和平省、宁平省和清化省共发现51处。和平文化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初期。在和平文化早期出土的主要是由砾石打制的石片石器、刮削器、砍砸器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和平文化，距今10000年到8000年[70]。和平文化在东南亚各国广泛分布，从半岛到海岛几乎都有它的文化遗址。
图Ⅱ—42 东南亚旧石器
老挝上寮的洞穴遗址、泰国北碧的瓮巴洞里，都发现和平型石器。在泰国北部仙人洞遗址的和平文化层器物，经碳14测定为公元前6800年至前5600年。1961年，在泰国北碧府的探柏洞穴发现的石核刮削器，距今约7000年。在柬埔寨西部的昂斯边洞穴遗址，发现大量的和平文化石器，其中以小石片石器最多，据测定为公元前4200年左右[71]。
在马来西亚的吉打、吉兰打、霹雳和彭享的岩洞里，都发现了和平型石器，其中以林惠祥在吉打州发现的比较典型。林惠祥先生在吉打州共发现石器159件，全部为砾石打制的椭圆形、杏仁形的砍砸器和刮削器，还有尖状器、切刮器等，具有明显的打制痕迹，属典型的和平型石器[72]。此外，在苏门答腊岛、沙捞越的尼阿洞遗址以及在菲律宾马尼拉附近的遗址中，都发现和平型石器。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和平文化不仅限于越南，而且广泛分布于东南亚的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甚至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73]。
云南硝洞遗址中最新发现的石器具有双面的打制意识、有远端及近端的斜向去薄工艺和薄刃斧为长方形的概念，且单面工具占大多数。沧源硝洞遗址石器原料均选用砾石，石制品包括石片、石核和石器。石器类型简单，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和手斧等。打制技术为典型的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大陆和苏门答腊岛的和平文化打制石器的技术风格，该遗址为典型和平文化早期遗址，年代在距今24000～43500年。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和平文化遗址，也是亚洲地区最早的和平文化遗址，这一发现可能显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的和平文化起源于澜沧江—湄公河上游的云南地区。沧源硝洞遗址所在的澜沧江流域最可能是“和平文化的故乡”，是东南亚人群及文化迁徙的源头，并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文化[74]。
云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和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具有共同的特点：用砾石打制而成，以石片石器为主。器型主要有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等，打下的石片一般不经过加工即使用，大部分无第二次加工痕迹，经过第二次加工的仅有极少数尖状器、刮削器等。打制石器方法是以砾石天然磨蚀面为台面，用锤击法，打击点集中，半椎体突出，骨器很少，居住地以石灰岩熔岩居多。这些共同特点并非偶然巧合，其反映了云贵高原和东南亚晚期智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属同一文化体系（见图Ⅱ—43）。
西方考古学者在论及岭南或华南史前文化时，一般都和整个东南亚做对比性研究，后者不仅包括中南半岛上的东南亚诸国，而且还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岛国。在如此广袤的地理范围内，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文化系统，各地区间发展严重不平衡，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发展序列。因此，这种比较的有效性和意义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在较小的地理范围内，都存在着同一的文化发展序列，而这种序列在越南尤其是越北地区最为明显。越南与云南地区山水相连，地理环境极为相似；云南硝洞遗址被确定为典型的“和平文化”早期遗址。对这两个地区进行对比性研究成为可能，而且也有助于解决东南亚史前考古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图Ⅱ—43 沧源硝洞遗址出土的和平文化石器(www.xing528.com)
（二）与欧洲的文化交流
云南晚期智人——丽江人的头骨化石，其额骨鳞部的前下部有微弱的矢状脊。整个面部包括鼻根的扁平程度都与黄种人一致，这显示丽江人在人种上属黄种人，距今年代约5万年。
但是丽江人的“额骨与鼻骨相接的骨缝比其余上颌骨相接的骨缝位置稍高，与中国其他人类化石不一致。右侧上第二臼齿外侧面（颊面）上有一个明显的齿尖，叫卡式尖。这种情况在黄种人中少见，而在白种人中则比较多见”。丽江人的“头骨枕部有一个发髻状构造，与柳江和资阳的头骨化石一致，而与山顶洞人头骨以及更早时期的中国古人类化石不同，却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接近（见图Ⅱ—44）。上述三项特征与中国古人类化石的通常形态不大相同，可能反映中国古人类在进化后期与西方的交流逐渐频繁”[75]。
图Ⅱ—44 尼安德特人头骨化石
云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富源大河遗址发现的旧石器，与欧洲莫斯特文化的石器具有相同的风格。莫斯特文化是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一种典型文化，广泛分布在欧洲、非洲和西亚。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最早是在宁夏水洞沟遗址中发现具有莫斯特文化特点的石器，后来在内蒙古小口子、上榆树湾、清水河遗址中也发现莫斯特文化的石器，而在云南石林、呈贡也采集过莫斯特文化的石器。
富源大河遗址中发现的石制品多达1400余件，旧石器种类有盘状器、柱状石核、长方形石核、石片、刮削器、端刮器、半月形刮削器、锯齿刃器、尖刃器、雕刻器、砍砸器等。一些石器的加工技术是欧洲旧石器工业中的勒瓦娄哇技术。这种石器加工技术的特点是预制石核、修理旧石器的台面，连续向心剥片。大河遗址中发现了几件带“Y”形脊的石片和连续向心剥片石核（见图Ⅱ—45）。
综合北京大学使用加速器质谱和南京大学用釉系法对大河遗址测定的结果，云南富源大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为距今3万～5万年[76]。云南富源大河遗址被评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图Ⅱ—45 富源大河遗址勒瓦娄哇石核
综上所述，这些都说明在旧石器时代云南与欧洲已经有文化上的交流，但这种交流的路线目前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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