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中部的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三湖区域，是史前文化的重要区域，20世纪80年代，云南省研究人员就开展了“三湖史前考古”的课题。在江川甘棠箐发现了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遗物。这些遗物晚于元谋人，但仍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8]。
图Ⅱ—6 江川甘棠箐遗址航拍图
甘棠箐位于抚仙湖正南江川县的路居（俗称小街）乡政府所在地南约5公里处（见图Ⅱ—6），为注入抚仙湖的山谷小溪。该遗址于1984年首次发现，之后曾4次在此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2014年进行了第二次正式发掘[9]，共采集到大量的石制品和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10]。遗址共出土石制品25153件，其中石核658件，石片564件、初级砸击断块102件，石器192件，废品（含断块、断片和碎屑等）23637件。石器的类型有刮削器（分单直刃、单凸刃、单凹刃、端刃、双刃）、尖状器、石锥、雕刻器、石核5类，其中刮削器占绝对主体。石器材料十分宝贵。原料可能为采自附近河漫滩和湖滨阶地的硅质岩、石英、玄武岩、燧石、水晶、锰铁矿石等，石核台面多不规整，石核利用率不高，但出现了少量斜台面石核、斜台面石片和有脊台面石片；打片用锤击法；有一定数量的使用石片；用不规整石片、石块加工的工具较多。工具组合以刮削器为主体，其次是石锥和雕刻器，尖状器数量很少，没有砍砸器；以小型工具居多，修理主要是锤击法，部分标本采用了压制修理或软锤打击修理，一些标本加工较精细。该遗址的石制品大小、加工技术和工具类型，和以北京人遗址、泥河湾早期旧石器遗址为代表的华北小型石器早期文化传统相似，但两种砸击技法在生产过程中相互融合和渗透，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砸击技术文化体系。这种技法在目前国内外旧石器时代遗址研究中未见报道[11]（见图Ⅱ—7）。
图Ⅱ—7 江川甘棠箐遗址出土的石器
随石器出土的还有碎骨片，绝大多数是哺乳动物的肢骨骨片，有明显的人工锤击和砸击痕迹的骨制品20多件。骨器用锤击法加工而成。另外，还有经过人工刮削的木制品数十件。木制品是国内首次发现，这批木制品的出土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木制品，对研究东南亚地区“竹木文化说”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见图Ⅱ—8）。大量骨制品和有人工修理痕迹的木制品。极大丰富了江川甘棠箐遗址以石器文化为主的文化面貌，表现出古人类生产工具的多样性[12]。
图Ⅱ—8 江川甘棠箐遗址出土的有人工加工痕迹的木制品
另外，遗址中还伴生出土有大量的动植物化石。动物化石种群丰富，经初步鉴定有猕猴、剑齿象、犀、猪、鹿、牛、小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和无脊椎动物等。很多动物化石保存有人类切割、砍砸和动物啃咬的痕迹。出土的植物种子，初步鉴定有25科、31属，包括松子等可食用的植物种类，这些动植物化石为研究古人类生存环境，狩猎、采集的生业模式以及古人食物来源和种类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13]（见图Ⅱ—9）。(www.xing528.com)
图Ⅱ—9 江川甘棠箐遗址出土的植物化石和动物化石
值得一提的是在遗址中还发现一处用火遗存，初步推断为一临时用火遗存（见图Ⅱ—10）。
该遗址是一处重要的早更新世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遗址地层堆积连续，保存状况良好，文化内涵丰富，是云南继元谋人遗址之后发现的又一个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早期小石片体系在我国南方的发现，极有可能改变以前对我国南北两大旧石器文化体系的认识。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木制品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木器研究的空白，这是我国乃至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突破。该遗址的发现、发掘和后续的研究为东亚地区古人类本地起源学说提供新的考古学佐证，再次证明了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14]。
该遗址被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图Ⅱ—10 江川甘棠箐遗址用火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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