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文化革命与美国影响：艺术领域的交流

阿福尼·利菲吉自画像，1906年

泽吉·法伊克·伊泽尔创作于1933年的画作《前进在革命的路上》

土耳其共和国初期的艺术创作，深受欧洲艺术流派的影响，致力于引进和复制欧洲艺术，艺术理念和创作技巧体现出明显的欧化色彩。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包括伊卜拉欣·卡里（Ibrahim Calli，1882—1960）、纳兹米·奇亚（Nazmi Ziya，1881—1937）、希克梅特·奥纳特（Hikmet Onat，1886—1977）、纳米克·伊斯梅尔（Namik Ismail，1890—1935）、费哈曼·杜兰（Feyhaman Duran，1886—1970）和阿福尼·利菲吉（Avni Lifij，1889—1927）在内的奥斯曼帝国画家将其在巴黎接受到的现代艺术理念引入伊斯坦布尔，长于场景和人物肖像的描绘，尤其以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独立战争的场景和人物作为创作素材，形成反传统的艺术风格，时人称之为“1914的一代”，是为土耳其欧式画派的一代先驱。凯末尔时代无疑是土耳其历史上的革命时代，官方艺术占据主导地位，艺术创作表现出意识形态化的浓厚色彩，绘画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革命时代的社会场景。泽吉·法伊克·伊泽尔（Zeki Faik Izer）创作于1933年的画作《前进在革命的路上》，模仿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画家尤金·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的著名画作《自由引导人民》，以艺术的手法展示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反抗愚昧保守和倡导文明进步的历史场景。20世纪50年代以后，政治环境渐趋宽松，官方艺术与民间艺术此消彼长，来自民间的艺术创作潜力得以释放，抽象派风靡于土耳其画坛。当代艺术家尤克塞勒·阿尔斯兰（Yuksel Arslan）、穆罕默德·古勒里（Mehmet Gulery）、齐哈特·布拉克（Cihat Burak）、埃罗尔·阿克亚瓦斯（Erol Akyavas）、布尔罕·多干卡伊（Burhan Dogancay）皆为造诣精深的抽象派画师，在土耳其画坛享有盛誉。

土耳其共和国初期的建筑风格，亦体现为奥斯曼古典建筑传统的延续与欧洲现代建筑元素的融入。欧式风格被视为等同于现代时尚，在土耳其共和国初期已然成为风靡一时的艺术潮流。阵亡于独立战争期间的设计师伊斯梅尔·哈斯夫（Ismail Hasif）主持设计的第一国民议会大楼，1917年建于安卡拉，现为土耳其独立战争博物馆，可谓代表此间建筑风格的杰作之一。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在首都安卡拉，包括车站、邮局、商场、剧院、公园和学校在内的众多世俗公共建筑拔地而起，设计师主要来自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具有浓郁的欧式色彩和现代风格。奥地利建筑师克莱门兹·霍兹迈斯特（Clemenz Holzmeister）于20世纪30年代初设计的政府大厦和总统官邸，结构简洁实用而不失大气，时人誉为“安卡拉立方体”（the Ankara Cubic），堪称此间安卡拉的标志性建筑。凯末尔陵墓位于安卡拉市郊的山丘之上，由土耳其建筑师艾敏·奥纳特（Emin Onat）和乌尔汗·阿尔达（Orhan Arda）主持设计，融入古代赫梯人的建筑元素，旨在展示安卡拉的久远历史传统和世俗文化氛围，彰显出凯末尔主义的思想内涵。进入50年代，土耳其与美国进一步交好，美国文化元素在土耳其的艺术领域随之凸显。伊斯坦布尔的希尔顿酒店，由美国的斯基德莫尔公司以及奥因斯&梅里尔公司设计，建成于1955年，具有浓郁的美式建筑风格。随着民主化的长足发展，建筑风格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进入80年代以后，土耳其建筑渐兴复古之风，由建筑师胡斯莱夫·泰拉（Husrev Tayla）和法亭·乌鲁恩金（Fatin Uluengin）主持设计的科卡特佩清真寺（Kocatepe Mosque），位于安卡拉阿塔图尔克陵墓对面的山丘之上，1987年建成，是安卡拉最大的清真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之一。科卡特佩清真寺融入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诸多艺术元素，体现“新奥斯曼”的建筑风格，俨然要挑战凯末尔主义的世俗权威。相比之下，安卡拉的议会清真寺（Parliament Mosque）于1989年建成，由建筑师贝赫鲁兹（Behruz）和卡恩·希尼齐（Can Cinici）主持设计，虽有在官方层面挑战世俗主义之嫌，建筑风格却鲜有宗教色彩，既无穹顶亦无尖塔，外形无异于世俗建筑，体现出特定环境下宗教与世俗之间某种程度上的折中和妥协。

土耳其的女画家

土耳其共和国初期安卡拉的卫生部大楼和民族博物馆

1933年安卡拉街景

1937年安卡拉火车站落成典礼

位于安卡拉的凯末尔陵墓

伊斯坦布尔的希尔顿酒店

位于安卡拉的科卡特佩清真寺(www.xing528.com)

伊斯坦布尔金角湾主题公园，体现塞尔柱时代、奥斯曼帝国时代和现代土耳其的不同风格，2004年建成

雅库普·卡德利·卡拉奥斯曼乌格鲁

小说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的首要文学体裁，缘起于奥斯曼帝国晚期城市化的时代背景，具有城市文学的浓厚色彩。土耳其共和国前期的小说，或取材于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社会现实，具有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或取材于凯末尔主义的社会实践，崇尚世俗化和弘扬崭新国家风貌的意识形态成为文学创作的鲜明主题。凯末尔时代亦被时人称为“文化革命的时代”，此间伊斯兰教常被视作土耳其现代化的对立面，诋毁和嘲讽伊斯兰教传统的文学作品风行一时。艾哈迈德·哈姆迪·坦皮纳尔（Ahmet Hamdi Tanpinar，1901—1962）创作的小说A Mind at Peace，以重现1908—1938年30年间的战争与革命作为叙事背景，刻画主人公Mumtaz的情感纠葛和沧桑命运，着力渲染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丰功伟绩，可谓此间政治文学的典范之作。雅库普·卡德利·卡拉奥斯曼乌格鲁（Yakup Kadri Karaosmanoglu，1889—1974）笔下的主人公Nur Baba，原本是长于诱惑女性和诱骗女性财富的江湖郎中，后来摇身一变成了苏菲长老，虽道貌岸然，生活腐化不减当年。此类小说与世俗化的时代潮流一拍即合，颇具说教性，深受官方的认可和青睐。20世纪50—60年代民主党执政时期，乡村的崛起抑或所谓的“安纳托利亚的觉醒”，引发空前广泛的社会关注，进而提供了小说创作的丰富文学素材。当代作家马哈穆·马卡尔（Mahmu Makal）于1950年创作的小说A Village in Anatolia，描述一位乡村教师的生活经历，1954年被翻译成英文，是此间第一部受到广泛关注的乡村文学作品。当代作家雅萨尔·凯末尔（Yasar Kemal）于1955年创作的小说Mehmed My Hawk，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陶鲁斯山区深处的乡民生活和乡村场景，1961年被翻译成英文，在国际文坛享有盛誉。纳兹姆·希克梅特（Nazim Hikmet，1902—1963）创作的小说Human Landscapes from My Country，以政治犯Hilmi作为主人公，以游记的方式逐渐展开，以伊斯坦布尔的奢华作为出发点，多视角深入剖析安纳托利亚内陆腹地的乡村社会和乡民境遇，时间维度跨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诸多节点，刻画从下层的穷人到上流社会的富人以及从妓女和罪犯到企业主和金融家的不同人物形象，尽显人间百态，栩栩如生。当代作家拉提菲·特金（Latife Tekin）和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是20世纪后期土耳其文坛的杰出作家。拉提菲·特金的代表作是1983年创作的Dear Shameless Death和1984年创作的Berji Kristin：Tales of the Garbage Hills，着力刻画城市化进程中的棚户区和来自乡村的移民生活。其中，Dear Shameless Death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Dirmit的女孩，从边远的乡村移居伊斯坦布尔，试图寻找新的生活，期间心中充满期待、憧憬、迷茫和彷徨。奥尔罕·帕慕克于1985年创作的《白色城堡》（The White Castle），从“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角出发，刻画16世纪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人在东地中海的博弈，具有高超的文学表现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尤其是叙事中融入哲理，发人深思。奥尔罕·帕慕克于1998年创作的《我的名字叫红》（My Name is Red），取材于奥斯曼帝国细密画的故事情节，着力展示伊斯坦布尔市井、宫廷生活的历史画卷，2006年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土耳其人和继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富兹（Naguib Mahfouz）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穆斯林作家，可谓土耳其共和国文坛的骄傲。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

作者点评

现代化进程可谓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主线，而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秩序的变动与政治的发展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关联性。从国家主义到自由主义的消长、私人经济的活跃、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与政治领域民主化的长足进步表现为同步的趋势。现代化进程中威权政治的膨胀无疑是导致所谓“三农问题”的根源所在，土耳其共和国自1950年以来常态化的多党制议会选举提供了乡村民众实现政治参与的合法渠道，乡村民众的相关权益得以在体制层面受到保障，城乡差距得以缩小。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堪称土耳其共和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内向型和进口替代的经济模式逐渐转化为外向型和国际化的经济模式。回首90年前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的经济残局，今日的土耳其共和国已经步入了国际社会20强经济体的行列。

【注释】

[1]杨兆钧：《土耳其现代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2][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陈和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14页。

[3][美]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00—5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