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凯末尔时代工业与农业进步

19世纪苏丹政府实施的所谓发展工业的一系列举措，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奥斯曼帝国的基本经济结构。直至1910年，农业依然是安纳托利亚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农作物播种面积550万公顷，其中90%的耕地播种谷物，农作物年产值2 000万里拉。奥斯曼帝国灭亡前夕的1913年，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和运输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而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由于缺乏关税的保护，西方工业品倾销于奥斯曼帝国的市场，传统手工业濒临崩溃。1913年，奥斯曼帝国80%的棉花出口国际市场，而80%的棉纱、90%的棉纺织品和60%的毛纺织品依靠从国外市场进口。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主要城市伊斯坦布尔、布尔萨、伊兹密尔、乌萨克、马尼萨和班迪尔马，1913—1915年只有264家工业企业，其中55.4%的企业从事纺织品生产和食品加工，工业年产值630万土镑；在全部264家企业中，214家属于私人企业，22家属于国有企业，28家属于国家与私人合作经营的企业；264家企业雇佣劳动力，1913年为16 309人，1915年为13 485人。另据1921年的统计，奥斯曼帝国境内（不包括处于外国占领下的主要工业城市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阿达纳和布尔萨）共有各类企业3.3万家，雇佣劳动力7.6万人，平均每家企业雇佣劳动力2.3人。工业企业规模之小，由此可见。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40%—50%，工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17%—18%。不仅如此，在奥斯曼帝国末期，现代意义的经济部门，包括铁路运输、矿山开采和金融机构，大都处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工业领域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希腊人控制工业资本的50%和工业劳动力的60%，亚美尼亚人控制工业资本的20%和工业劳动力的15%。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工商业大都处于希腊人的控制之下。相比于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仅控制工业资本的15%和工业劳动力的15%。土耳其共和国初期，政府实施移民政策，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数量锐减，工业生产深受影响。诞生于奥斯曼帝国废墟之上的土耳其共和国，仍然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19世纪末的布尔萨景色

自共和国建立开始，工业化构成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础。然而，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土耳其工业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相对缓慢。20年代，土耳其的大多数企业依旧处于手工劳动和分散经营的落后状态，私营企业居多，技术落后，集中于食品加工、纺织品生产和矿山开采等传统部门。根据1927年的统计，土耳其共有65 245家企业，雇佣劳动力256 855人，约占全国人口的2%，其中雇佣劳动力超过10人的企业仅占全部企业的3%，而雇佣劳动力1—3人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78%，采用机械动力和机器加工的企业只有2 822家，其余企业采用传统的手工劳动。1927年，雇佣劳动力超过4人的企业共计13 683家，分别属于10 941个企业主，其中10 259个企业主是土耳其人，642个企业主是外国人。1927年，土耳其政府制定《工业发展法》，对采用机械动力和雇佣工人超过5人的国内工业企业实行优惠政策，由政府免费提供10公顷的工业用地，免征机器和建筑材料的进口税，政府机构必须优先购买国产工业品。《工业发展法》的颁布，明显促进了制糖业、纺织业和水泥制造业的增长速度。1929年，《洛桑条约》期满，土耳其政府立即制定新的关税政策，征收40%的进口税，旨在限制国外工业品进口，发展进口替代的现代工业。1924—1929年，水泥年产量从2.4万吨增至7.3万吨，煤炭年产量从70万吨增至99万吨。1927—1930年，糖产量从5千吨增至近10万吨。然而，1924—1930年，农业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相比之下，同期工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为8.6%，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依然明显落后于农业生产。

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强调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和工业优先的经济政策，工业成为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着力发展基础工业；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农业产值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并非由于政府的投资和生产条件的改善。1930—193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5%，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1923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9.8%，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5.8%，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41.7%。1940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7%，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22.3%，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4%。1935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81.8%，非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18.2%。以上数字表明，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的产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变化。(www.xing528.com)

20世纪30年代，国家主义的广泛实践明显加速了土耳其工业化的进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34—1938），土耳其政府投资20个工业项目，主要涉及轻工业领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开塞利纺织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9—1943），黑海沿岸的宗古尔达克和卡拉比克成为最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基地。至1946年，糖的年产量达到10万吨，水泥的年产量达到32.5万吨，棉纱的年产量达到2.8万吨，纸张的年产量达到1.5万吨，煤炭的年产量达到31万吨，发电厂装机容量达到25万千瓦。1924—1946年，铁路从4 086公里增至7 585公里，其中，1924—1929年新建铁路783公里，1929—1939年新建铁路2 455公里。1927—1946年，铁路货运能力从91.9万吨增至810万吨。1927—1940年，公路从22 000公里增至41 000公里。1929—1939年，农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5.1%，工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则达到11.1%。

伊斯坦布尔锡尔凯吉火车站——昔日东方快车的东部终点站

大型现代企业与传统小手工业生产的长期并存，构成30年代土耳其经济生活的突出特征。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传统的小手工业依然占制造业产值的60%，占制造业劳动力的80%。传统的小手工业基本上属于非国有经济成分，而大型现代企业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建设。30年代无疑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主义的典型阶段，然而国有经济的广泛发展并未导致私人经济的普遍衰落。1933—1939年，经济领域的私人投资占50%—65%，投资比例超过政府投资。使用机器和受益于工业发展法的大型私人企业，1932年为1 473家，1939年为1 144家，1941年为1 052家，虽然在数量上呈下降的趋势，但是产值和规模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939年，非国有企业生产棉纺织品的65%、毛纺织品的40%、制革业产品的38%和水泥的45%，国有企业则几乎垄断人造丝绸、纸张、钢铁和化工产品的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