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修订本），2007政治走向

1982年宪法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继1923年宪法和1961年宪法之后的第三部宪法。作为1980年军事政变的产物，1982年宪法强调国家权威和公权至上，被视作民主化进程的理性收缩，自颁布以来历经15次修订，旨在扩大公民自由和保障公民权利，削弱军方的政治影响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反对派政党社会民主民粹党和正确道路党率先呼吁修改1982年宪法。社会民主民粹党呼吁大国民议会采取3/5的多数票原则选举总统，削弱总统权力，强调司法独立和大学自治。正确道路党则呼吁实行总统经由全民直接选举，给予总统解散大国民议会的权力，给予民众以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政治空间。1987年5月，执政党祖国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通过第3261号法案，该法案规定，选民年龄从年满21岁改为年满20岁，大国民议会席位从400席增至450席，大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可在提交全民公决后生效，同时以293票赞成和8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将撤销关于前政党领导人从政禁令的法案提交全民公决并获得通过。90年代，大国民议会再次通过法案，撤销1982年宪法第133款关于国家垄断广播电视经营权的规定，允许私营广播电视，撤销限制民众自由结社的规定和禁止社会组织参与政治活动的规定，选民年龄下降为年满18岁，大国民议会席位由450个增至550个，撤销禁止高等学校学生参加政党的法令，修改1982年宪法第143款，改组包括军事法官在内的国家安全法庭，实行国家安全法庭的文官化。进入21世纪，修宪的热点是总统由大国民议会选举改为全民直选以及总统任期由7年一届改为5年两届。

正义与发展党在2007年大选中提出的竞选纲领，包括承诺修订1982年宪法，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完善民主制，进一步保障公民权利，在人权和法治的框架下建立民主和世俗的新国家，规范内阁与大国民议会的关系，重新界定总统的权力。早在大选前的2007年6月初，雷赛普·埃尔多安指定数名法学专家开始着手起草宪法修正案，正义与发展党称之为“公民宪法”。同年9月，雷赛普·埃尔多安召开法学专家和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联席会议，讨论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案强调以下三项原则：第一，按照国际标准改善人权和自由，宪法法院有权废止与国际人权标准不符的法律条款，严格限制取缔政党的司法裁决，废除被取缔政党领导人5年内不得从政的法律条款；第二，宪法法院17名法官中的8名法官以及法官和检察官最高会议17名成员中的5名成员由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第三，总统改由全民直选，同时延续议会内阁制的政治体制。2007年10月，正义与发展党提出的宪法修正案经全民公决获得通过，投票率67.5%，支持率68.9%。

凯末尔时代世俗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社会文化领域摒弃具有宗教色彩的传统服饰和推广西方现代服饰。长期以来，身着伊斯兰教传统服饰，被视作挑战世俗主义和违背凯末尔主义原则的行为。1980年军方发动政变之后，过渡政府于1981年12月颁布法令，规定大学校园的女性着装必须符合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原则，不得披戴具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头巾。80年代末期，妇女在大学校园披戴具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头巾是否合法，成为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争论的焦点。伊斯兰主义者从尊重人权的角度出发，主张取消关于妇女披戴传统头巾的禁令。1988年11月，祖国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颁布法令，允许女性披戴传统头巾进入大学校园。然而，该项法令遭到总统科南·埃夫伦的反对，宪法法院亦于1989年3月裁定该法令违宪。1990年10月，祖国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再次宣布，解除披戴传统头巾的女性进入大学校园的禁令。随后，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民粹党向宪法法院起诉，宪法法院于1991年4月再次裁定该法令与宪法不符。

据统计，在土耳其国内，64.2%的成年女性披戴传统头巾。1999年和2006年的民意调查表明，超过70%的受访者支持解除该禁令，其中，1999年支持解除禁令的受访者为76.1%，2006年支持解除禁令的受访者为71.1%。2002年大选期间，在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中，披戴传统头巾的女性支持者占全部女性支持者的94.6%，而正义与发展党在竞选纲领中亦明确支持解除披戴传统头巾的女性进入大学校园的禁令。然而，正义与发展党在其执政的第一个任期，考虑到共和人民党、军方和司法机构的世俗主义倾向，并未提出解除该禁令的法案。

据2005年官方统计，土耳其有清真寺77 000处，宗教学校4 200所、学生15万人。2008年初，女性披戴传统头巾的禁令再度引发政坛热议的焦点，是否解除女性披戴传统头巾的禁令成为政界首要的政治议题。雷赛普·埃尔多安在出席马德里会议时表示，该禁令应当解除，无须制定新的宪法，只需通过宪法修正案。雷赛普·埃尔多安的讲话遭到共和人民党的反对，却得到第二大反对党民族行动党的支持。2008年2月，正义与发展党与民族行动党经过协商达成共识，正义与发展党278名议员和民族行动党70名议员联名向大国民议会提交议案，要求修改宪法第10款和第42款，以411票赞成和103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在大学校园解除女性披戴传统头巾禁令的法案，允许女性在除军事学院和警务学院之外的普通大学校园披戴传统头巾。

进入21世纪，世俗阵营与伊斯兰主义阵营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同于1997年2月的所谓温柔干预，土耳其军方并未对正义与发展党的所谓伊斯兰主义举措做出强烈反应，而是保持沉默的态度。2007年8月，军方尽管拒绝出席阿卜杜拉·居尔的总统就职仪式，随后又拒绝出席10月举行的新一届大国民议会召开的仪式，表达对于伊斯兰主义阵营的不满，却已经无力改变选举结果。2008年1月，正义与发展党与民族行动党领导人就解除女性披戴传统头巾的禁令达成一致意见，总参谋长雅萨尔·布于卡尼特仅在媒体以军方的名义表示反对，并未采取进一步的过激行动。相比之下，司法机构以及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逐渐取代军方，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捍卫世俗主义原则的最后据点。

雷赛普·埃尔多安，摄于2017年

2008年3月，总检察长阿卜杜勒·拉赫曼·亚尔辛卡亚（Abdul Rahman Yalcinkaya）启动取缔正义与发展党的司法程序，向宪法法院提交长达162页的文件，指控正义与发展党延续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反对世俗主义原则，包括强化伊斯兰主义宗教教育、任命伊斯兰主义者担任重要政府职务、以健康为由禁止售卖酒精饮料、解除女性披戴传统头巾的禁令，涉嫌违宪活动，要求取缔正义与发展党，禁止包括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和总理雷赛普·埃尔多安在内的正义与发展党71名成员在未来5年内从事政治活动。阿卜杜勒·拉赫曼·亚尔辛卡亚声称，正义与发展党是已遭到取缔的繁荣党的翻版，土耳其共和国面临来自政治伊斯兰的威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针对总检察长阿卜杜勒·拉赫曼·亚尔辛卡亚的指控，雷赛普·埃尔多安引用《古兰经》的启示做出回应，声称拒绝接受宗教信仰的人无异于牲畜，而阿卜杜勒·拉赫曼·亚尔辛卡亚对于正义与发展党的指控违背了民众的意愿。美国和欧盟方面亦认为，正义与发展党是民选政府，司法机构应当尊重选民的意志和民众的选择，而试图取缔正义与发展党的起诉无疑背离民主的原则。据2008年6月的民意调查，53.3%的受访者反对取缔正义与发展党；34.3%的受访者支持取缔正义与发展党；30.3%的受访者宣布，如果重新举行大选，会将选票投给正义与发展党；12.7%的受访者表示将选票投给共和人民党；11.7%的受访者宣布将选票投给民族行动党。总检察长阿卜杜勒·拉赫曼·亚尔辛卡亚的起诉得到宪法法院11名法官中6名法官的支持，却未达到宪法规定3/5多数即宪法法院11名法官中7名法官的多数票。2008年7月，宪法法院驳回对正义与发展党违宪和取缔正义与发展党的上诉，只是向正义与发展党发出司法警告和作出予以经济处罚的司法裁定。宪法法院随后发表声明，认定正义与发展党具有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政治倾向，与世俗主义原则不符，同时强调正义与发展党并未诉诸政治暴力，而是致力于提升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正义与发展党没有因为被指控违背世俗主义原则而如同以往伊斯兰主义政党一样遭到取缔。对于宪法法院的上述裁决，军方再次持沉默的态度，并未做出进一步反对的强硬姿态，表明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天平业已发生改变。2002年和2007年两次大选中民众的支持，给予了正义与发展党合法的地位。

库尔德人是中东第四大民族，目前约有3 000万人，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毗邻中东三大民族即土耳其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也是土耳其最大的少数民族，大约1 500万库尔德人分布在土耳其境内东南部山区和西部诸多沿海城市。库尔德人大都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亦有少量库尔德人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分支阿拉维派，所操语言不尽相同。相比于安纳托利亚的中西部地区，安纳托利亚东南部6省作为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的主要分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根据资料统计，安纳托利亚东南部6省所占土耳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65年为10.3%，1986年下降为7.6%，2000年上升为10.2%。另据统计，2004年，土耳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2 146美元，西部城市伊斯坦布尔高达人均3 063美元，而东南部6省却鲜有超过人均1 000美元的城市，其中迪亚巴克尔人均1 312美元，锡尔特人均1 111美元，乌尔法人均1 008美元，其余城市仅为人均数百美元。1996年官方公布的数据表明，安纳托利亚东南部6省约有1/3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之下而艰难度日。土耳其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超级水电和灌溉工程“安纳托利亚东南项目”，尽管覆盖范围达到7.3万平方公里，亦未明显改善库尔德人的生活境况。

19世纪初库尔德人编织的安纳托利亚地毯

凯末尔主义强调土耳其共和国民族构成的单一性以及土耳其民族之语言和文化的同一性，否认库尔德人延续其语言文化的合法性，长期以来引发库尔德人的强烈不满。1980年政变后，军方对库尔德人实施高压政策，打压库尔德人的诉求，罢免库尔德人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逮捕库尔德人的政治领导人。库尔德人的许多领导人被迫逃亡国外，在叙利亚和欧洲诸国寻求政治庇护，同时寻求伊拉克和伊朗境内库尔德人的支持。

始建于1978年的库尔德工人党是最具影响力的库尔德人政党，致力于诉诸暴力手段维护库尔德人的民族权益，库尔德族的乡村贫困人口和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城市青年是库尔德工人党的主要支持者。1980年9月，在叙利亚政府的支持下，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在大马士革附近的贝卡谷地建立训练营。1984年的库尔德人新年之日，成为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发动武装袭击的起点。土耳其政府军屡次进剿，始终没有取得明显的战果。土耳其政府于1987年宣布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东南部13个省实行紧急状态法，进而将大量的库尔德人从实行紧急状态法的地区迁往安纳托利亚西部。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被纳入移民范围的库尔德人近40万人。另据非官方机构公布的数字，超过百万的库尔德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东南部被政府安置到西部诸省。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库尔德工人党逐渐弱化其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乡村的暴力倾向。90年代前期，繁荣党呼吁承认库尔德人语言文化的合法地位，给予库尔德人自治的政治地位。然而，繁荣党自1996年执政后，并未兑现承诺，再度强调库尔德人与恐怖主义的联系，进而继续保持对于库尔德人的高压态势。

库尔德民族主义并非浑然一体，而是表现为极端与温和的不同倾向。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极端派别致力于暴力活动和创建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温和派别则强调在多党制议会选举的框架内维护库尔德人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以及区域自治的政治权利，进而与土耳其政坛包括正义与发展党、共和人民党和民族拯救党在内的诸多主流政党保持密切的政治合作。土耳其官方的高压态势无疑助长着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极端倾向，宽松民主的政治环境则助长着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温和倾向。另一方面，凯末尔主义的世俗民族主义排斥着库尔德人的政治参与，而伊斯兰主义在淡化民族差异的基础上有助于实现库尔德人融入土耳其社会。伊斯兰教强调宗教的纽带而淡化世俗的民族界限，是为伊斯兰主义政党与世俗政党的区别，亦涉及库尔德人的地位。

1998年，叙利亚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宣布驱逐阿卜杜拉·奥贾兰。此后，阿卜杜拉·奥贾兰先后辗转俄罗斯和意大利寻求庇护。1999年阿卜杜拉·奥贾兰在肯尼亚遭到逮捕并被引渡回土耳其。土耳其法院判处阿卜杜拉·奥贾兰死刑，随后宣布废除阿卜杜拉·奥贾兰的死刑判决，而阿卜杜拉·奥贾兰公开致歉，要求库尔德工人党放弃武装反抗，致力于通过政治对话的途径解决库尔德人问题。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放弃对库尔德人的高压政策，逐渐改善政府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库尔德工人党宣布终止停火决定，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恐怖袭击呈上升的势头，活跃在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频繁向土耳其渗透，策划和发动恐怖袭击活动。然而，尽管军方强烈要求出兵围剿，正义与发展党内阁拒绝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2006年1月，广播电视管理委员会宣布，允许私立电台和电视台每天播放不超过45分钟的库尔德语节目。2008年6月，广播电视管理委员会宣布，允许国有电台和电视台播放非土耳其语的节目。2009年元旦，库尔德语电视频道开播，每天播放24小时，雷赛普·埃尔多安在首播中向库尔德人表达良好的祝愿。

阿拉维派（Alevis）是土耳其最大的非逊尼派伊斯兰教派，兼有什叶派和苏菲派拜克塔什教团的神学元素，承认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是唯一合法的哈里发，不恪守包括斋戒、礼拜和朝觐在内的诸多宗教功修，尊奉苏菲派拜克塔什教团创始人贝克塔什作为精神导师，宗教仪式常以音乐相伴，根据不同的统计数字，人数在600万到1 700万之间，约占土耳其总人口的12%—25%。由于受到逊尼派的歧视和排斥，阿拉维派支持世俗主义原则和共和人民党，而伊斯兰主义政党的选票主要来自逊尼派穆斯林。20世纪60—70年代，阿拉维派是左翼政党的重要支持者。进入80年代，阿拉维派内部出现明显的认同分歧，或自居为什叶派的土耳其分支，或强调具有拜克塔什教团的苏菲派属性。2002年大选期间，正义与发展党并未给予阿拉维派选民以足够的重视。2007年大选期间，正义与发展党调整竞选战略，重视争取阿拉维派选民的支持，提名阿拉维派议员人选。2007年选举后，阿拉维派作家卡姆鲁格鲁应邀担任总理雷赛普·埃尔多安的顾问。2008年1月和2009年1月，雷赛普·埃尔多安出席阿拉维派的阿舒拉节并发表讲话，阿拉维派对正义与发展党和雷赛普·埃尔多安的态度逐渐改善。(www.xing528.com)

2010年2月，土耳其政府以涉嫌策划军事政变和试图推翻政府为由，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9个城市逮捕约50名退役军方将领和现役军官，其中包括前副总参谋长埃尔金·萨伊贡、前空军司令伊卜拉欣·弗尔特纳和前海军司令厄兹登·奥尔内克。总理雷赛普·埃尔多安表示，警方依照检察机构指令实施逮捕，被捕者将按照司法程序受到处置。此次大规模逮捕军方将领的行动，被媒体称作“执政党枪挑军方”。土耳其的国内政治天平，由此开始进一步向文官政府倾斜。

2010年9月，土耳其举行全民公决，以58%对42%的多数票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修改1982年宪法的24项条款，新增两项条款，主要涉及限制宪法法院的权力、重新界定土耳其人的属性、结束军方特权和自治地位、削减总统权力、强化地方分权原则、进一步保障公民合法权利、承认库尔德语的合法地位、完善市场经济等项内容。宪法法院是世俗主义的重要基地，自1963年成立以来，先后以违宪的理由取缔25个政党。新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宪法法院法官人数从原有的11人增至17人，其中14人由总统任命，3人由议会任命，宪法法院的裁定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法官而不是以往的五分之三的法官的同意，从而增加了裁定的难度。雷赛普·埃尔多安在随后发表的讲话中声称，此次宪法修正案的获得通过，是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土耳其共和国正在向着成熟的民主与法治国家的目标大步前行。

作者点评

诞生于奥斯曼帝国废墟之上的土耳其共和国，迄今已经走过了90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历史的脚步，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到民主化的长足进步，从一党制的威权政治到多党制的议会选举，从军人干政和军方政变到文官政治的渐趋成熟，从世俗主义的绝对原则到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实践，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业已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伊斯兰复兴运动并非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逆流，正义与发展党的异军突起奏响了土耳其共和国走进21世纪的崭新乐章。

【注释】

[1]Hale，W.Islamism，Democracy and Liberalism in Turkey：The Case of the AKP，London 2010，p.106.

[2]Hale，W.Islamism，Democracy and Liberalism in Turkey：The Case of the AKP，London 2010，p.112.

[3]Jenkis，G.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Running West，Heading East？，New York 2008，p.177.

[4]Hale，W.Islamism，Democracy and Liberalism in Turkey：The Case of the AKP，London 2010，p.113.

[5]Hale，W.Islamism，Democracy and Liberalism in Turkey：The Case of the AKP，London 2010，p.113.

[6]Hale，W.Islamism，Democracy and Liberalism in Turkey：The Case of the AKP，London 2010，p.114.

[7]Yanuz，M.H.，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Cambridge 2009，p.245.

[8]Yanuz，M.H.，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Cambridge 2009，p.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