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与发展党始建于2001年8月，创始人共计71人，其中包括12名女性。正义与发展党尽管在21世纪之初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台，却无疑具有伊斯兰主义的深厚根基。正义与发展党的前身是2001年被宪法法院裁定反世俗主义进而予以取缔的贤德党，而贤德党的前身则是20世纪90年代活跃于土耳其政坛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繁荣党。正义与发展党的主要成员，包括总理雷赛普·埃尔多安、外长阿卜杜拉·居尔和议长布伦特·阿林奇，均为繁荣党及其继承者贤德党的重要成员。宗教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强调宗教认同的社会动员方式以及淡化阶级对立和民族差异的政治原则，可谓正义与发展党区别于其他诸多世俗政党的明显标志。
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胜出后，被西方媒体称作“伊斯兰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致力于推行政治改革以符合加入欧盟的条件后，西方媒体称之为“植根于伊斯兰主义的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两年期间推出一系列政治改革法案后，西方媒体称之为“具有改革倾向的伊斯兰政党”。2007年大选后，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称正义与发展党是“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显而易见，正义与发展党被视作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或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政党，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世俗主义缘起于凯末尔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建立在公权至上的基础之上，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于土耳其政坛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主要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过程，旨在挑战公权至上的政治原则，构成民众政治崛起和民众政治参与扩大的载体。
伊斯兰教信仰和伊斯兰价值观在土耳其社会根深蒂固。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原则包含世俗国家与宗教社会的悖论倾向，民主政治的缺失和民众意志与官方意志的非吻合性是凯末尔主义之世俗主义原则长期延续的历史根源。所谓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历经世俗威权政治的膨胀、世俗民主政治的初步实践和宗教政治的异军突起三个阶段，其历史内涵在于政治发展进程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转换。民主化无疑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宗教权利构成人权的要素之一，宗教自由则是公民自由的组成部分。在民主化的进程中，随着民众的政治崛起和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民众对于宗教自由的诉求上升到政治层面，是为政治伊斯兰抑或伊斯兰主义政党在土耳其政坛异军突起的深层背景。宗教与世俗并非存在根本的对立，是为伊斯兰主义政党之世俗化转向的历史基础。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消长和并存，特别是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举措，体现了土耳其民主进程中的多元化倾向。在民主化的历史背景和多党制议会选举的政治框架下，伊斯兰主义政党兼顾民众的宗教诉求和世俗诉求，旨在广泛动员民众、争夺选票和竞选议会席位，其竞选纲领和施政理念在诸多领域与世俗政党可谓异曲同工。
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期间提出的竞选纲领，无疑具有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色彩。然而，正义与发展党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只是其动员民众和争夺选票进而竞选议会席位的政治手段。所谓的伊斯兰主义，包含伊斯兰文化、伊斯兰价值观、伊斯兰认同感、伊斯兰生活方式、伊斯兰经济、伊斯兰教法和伊斯兰神权政治的不同层面，伊斯兰主义运动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为不同层面的内容，不可一概而论。正义与发展党极力淡化自身的伊斯兰主义色彩，淡化宗教与世俗的政治界限，自称“保守的民主政党”。雷赛普·埃尔多安宣称，正义与发展党创建之前活跃于土耳其政治舞台的繁荣党、贤德党和幸福党，过分突出伊斯兰教的政治功能，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社会基础，而现行的世俗体制既是合理的也是无可替代的，正义与发展党拒绝将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施加给政党和国家，正义与发展党不会将宗教道德延伸到政治领域，更不会成为宗教政党。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之后，并未推行类似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斯兰化政策和实施伊斯兰教法，而是延续世俗框架下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强调多元化的政治原则，致力于推动民主化进程、加速私有化进程、完善市场经济、推进社会文化领域改革、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清除效率低下的政府机构和削弱威权政治色彩。正义与发展党作为执政党，一方面承认世俗国家体制的合理性，标榜坚持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原则，自居为凯末尔主义的继承者；另一方面重新诠释和界定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内涵，强调凯末尔主义、民主政治与伊斯兰教的一致性和相容性，反对世俗政治的极端化倾向，挑战军方代表的世俗政治，致力于保障人权、完善自由平等和推动民主化进程。雷赛普·埃尔多安因此声称，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下的土耳其正在经历一场“安静的革命”。部分西方媒体甚至将正义与发展党推行的改革称作继阿塔图尔克之后土耳其的第二次革命，而将雷赛普·埃尔多安誉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内阁总理。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致力于发展经济，坚持紧缩计划，降低通货膨胀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扭转了长期处于低谷状态的经济形势，形成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国内民众的广泛认可和国际社会的赞许。据相关资料统计，2002—2007年，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 800亿美元增至4 0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从12%下降为9%，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从24%上升为25%，服务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从64%上升为66%，而此间人口增长率约为1.26%，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明显超过人口增长率。[1]2002—2007年，劳动力总数从2 380万增至2 480万，失业率从10.3%下降为9.9%。正义与发展党执政5年间，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新建公路6 600公里，新建住宅27 000套，发电量增长40%，通货膨胀率下降至个位数。2002—2007年，外向型经济明显发展，外贸量扩大，进出口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38%上升为42%。进口商品主要是工业材料，消费品仅占10%。工业品出口从92%上升为94%，农产品出口从8%下降为6%。纺织品出口在出口工业品中所占比例，2001年为50.5%，2007年下降为20.1%。[2]2007年，土耳其外贸出口总额达到创纪录的850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外商投资徘徊在每年10亿美元的水平。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期间，私有化的推进加速了外商投资的力度。2005年，外商投资达到98亿美元，2006年，外商投资达到202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1980—2000年20年间土耳其吸引外资的总和。[3]旅游业是土耳其重要的外汇来源，国外游客人数从2002年的116万增至2007年的233万，旅游业收入从2002年的100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185亿美元。[4]2002—2007年，土耳其的外汇储备从190亿美元增至734亿美元。与此同时，里拉与美元的兑换率逐渐稳定在2003年的1.5∶1，2007年达到1.18∶1。外贸对象发生变化，2002年欧盟27国占土耳其外贸总额的50%以上，2008年下降为43%。2008年，俄罗斯取代德国成为土耳其最大的外贸伙伴，土耳其的石油和天然气40%从俄罗斯进口。[5]与此同时，土耳其与中东的贸易亦呈上升趋势，进口石油，出口工业品。2007年，土耳其从中东其他国家进口158亿美元，出口191亿美元。另一方面，2003年，国外在土耳其直接投资61亿美元，其中72%来自欧盟；2004—2007年国外在土耳其直接投资365亿美元，其中64%来自欧盟，26%来自中东，由此形成土耳其与阿拉伯世界的密切联系。[6]
正义与发展党在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同时，积极扩大社会福利，关注社会下层，保护弱势群体，增加对于贫困阶层的补贴，逐渐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据统计，2003—2007年，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支出的生活物资救济、医疗援助和教育补贴累计超过33亿新里拉，600万贫困家庭获得累计超过3.2亿新里拉的食品和440万吨燃煤。此间，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改革医疗体制，改善中低收入人口的医疗条件，在全国81个省为低收入家庭提供27万套公寓，增加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提高贫困学生的奖学金标准，增加农产品收购的政府补贴。正义与发展党致力于缓解由于贫富分化而引发的社会对立，俨然是诸多社会阶层共同利益的代表，使得社会边缘群体和新兴中产阶级成为其坚定有力的支持者，体现出其整合社会的政治倾向。
在外交方面，作为美国和西方世界的重要盟友，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一方面强调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地位，强调加强与欧洲国家的联系是土耳其外交的首要目标，强调与美国的防务合作以及密切与美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致力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另一方面试图改变以往从属于美国和依附于西方世界的传统，提升土耳其的国际地位，促使美国和西方世界承认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正义与发展党改变长期以来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致力于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外交，积极改善与包括叙利亚和伊朗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并赞赏哈马斯的民选政治，谴责以色列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呼吁黎巴嫩实现民族和解，提升其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影响力。2003年，土耳其政府高级代表团4次访问德黑兰，伊朗政府高级代表团6次访问土耳其。2004年1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访问土耳其，是为叙利亚现任总统的首次访问土耳其。萨达姆政权垮台后日趋复杂的库尔德人问题，无疑引起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的共同关注。2004年3月，以色列暗杀巴勒斯坦哈马斯领导人艾哈迈德·亚辛（Ahmed Yassin），同年5月，以色列军队袭击加沙。雷赛普·埃尔多安抨击以色列是国家恐怖主义，拒绝以色列的访问邀请，召回土耳其驻以色列大使。2006年2月，土耳其政府邀请哈立德·马沙阿勒率领的哈马斯代表团访问安卡拉。
雷赛普·埃尔多安与奥巴马
土耳其共和国自1923年成立伊始，遵循西化的发展道路，积极扩大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合作，直至成为北约成员国。1987年，土耳其政府正式申请加入欧盟。1993年，欧盟哥本哈根峰会决定，规定了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包括政治改革、完善法治、保障人权和少数族群的权益、市场经济、承担欧盟相关义务的能力。1999年，欧盟赫尔辛基峰会决定，将土耳其列为欧盟正式候选国。2004年12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欧洲议会全会投票表决，通过支持欧盟立即启动与土耳其之间入盟谈判的决议。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伊始，确定将推动加入欧盟的进程作为首要的施政目标。与此同时，正义与发展党致力于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在相关领域改革现行体制，完善保障人权的法律规定，而推动民主化进程既是加入欧盟的重要条件，更是土耳其社会进步的强烈诉求。根据1982年宪法第76款，以言论和行动扰乱秩序的人不得当选议员。1998年，雷赛普·埃尔多安因曾经被指控发表煽动性言论而入狱，2002年大选期间被剥夺竞选议员的资格。2002年12月修订的《刑法》第76款，将原有条款改为从事恐怖活动的人不得当选议员。根据新的《刑法》修正案，雷赛普·埃尔多安在随后举行的大国民议会补缺选举中当选议员，进而成为内阁总理。2004年修订《刑法》，得到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支持，涉及10项条款，包括废除死刑、解散军方参与的国家安全法庭、强调性别平等。同年，大国民议会通过新的《结社法》，给予非政府组织以进一步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治的权力，允许非政府组织无须政府批准而接受国外资金，禁止政府随意干涉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活动，年满15岁者均可加入非政府组织。2006年宪法修正案，将议员的最低年龄由30岁改为25岁，军方财产被纳入政府的审计范围。正义与发展党积极推动修改《政党法》，保障政党的合法权利，规定取缔政党必须得到宪法法院五分之三多数票的批准。此外，为了符合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正义与发展党逐步改善国内少数民族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的社会地位，允许学校使用库尔德语授课，允许电台播放库尔德语节目。2005年，正义与发展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公共管理和地方行政的法案，削减中央集权，扩大地方分权。(www.xing528.com)
自1980年政变以来，国家安全会议是军方干预政治和左右政府的重要机构。国家安全会议的成员，由文职官员和军方将领10人组成，包括总统、总理、国防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外交部部长以及总参谋长、陆军司令、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宪兵司令。根据1982年宪法，内阁政府必须优先考虑国家安全会议就维护国家安全提出的议案。2002年大选后，正义与发展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致力于改变文官政府与军方之间的政治天平，削减军方控制的国家安全会议的权力，增加国家安全会议中的文官比例，限制军事法院对文官的量刑裁定，军方财务交由政府审计，废除国家安全法院。2003年7月，国家安全会议由每月召开改为每两月召开，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由以前从高级军官中提名改为从高级军官和高级文官中提名。自2004年8月起，该职务一直由文官担任，国家安全会议的主要职责不再代表国家意志，而只是负责向内阁政府提出相关建议。国家安全会议职能的转变和地位的下降，明显削弱了军方的政治影响力。
1961年宪法明确承认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合法权利，赋予伊斯兰文化复兴以必要的法律空间。旨在培养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自1949年恢复以来，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成为土耳其国民教育的重要形式。1960—196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教师人数增长4倍，从300人增至1 200人，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学生人数增长8倍，从4 500人增至38 000人。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包括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阶段学制4年，侧重世俗的文化知识；高级阶段学制3年，侧重职业性的宗教知识。20世纪50—60年代，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毕业生仅仅被政府承认初中学历，直到1971年军方政变后，其高中学历得到政府的认可，进而具备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学历资格。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毕业生，一部分成为清真寺的神职人员，另一部分则升入世俗高等学校。从1964年到1972年，世俗学校的数量增长127%，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数量增长611%。197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达到430余所，在校学生13万余人。1980年军事政变后，官方强调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的思想，宗教教育随之重新定位，成为国家义务和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课程则被官方规定为普通学校的必修课程。据统计，从1974年到1984年，世俗学校的数量增长35%，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数量增长500%，至198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超过700所，在校学生达到24万人，宗教教育的迅猛发展势头由此可见。1997年2月，国家安全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埃尔巴坎内阁阻止正在各地蔓延的伊斯兰主义活动，遏制伊斯兰主义势力向国家机构的渗透，强化国家对于宗教活动的控制，同时改革教育体制，规定新的八年制强制性义务教育，极力排斥宗教教育，限制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毕业生参加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此后，伊玛目-哈提卜学校急剧衰落，在校学生人数从1996—1997学年的51万人锐减为2002—2003学年的6.5万人。2004年5月，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提出修改《高等教育法》相关条款的法案，规定包括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在内的所有职业中学毕业生享有与普通中学毕业生通过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和接受高等教育的同等资历，试图改善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惨淡形势。总统阿赫迈特·内吉代特·塞泽尔拒绝批准该法案，理由是宪法第131款授权国家高等教育会议全权制定教育政策，大国民议会无权干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不仅如此，阿赫迈特·内吉代特·塞泽尔总统强调，阿塔图尔克革命的宗旨是实现土耳其社会的现代化，而世俗主义是阿塔图尔克革命的基石，更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基础。总参谋长亦发表书面讲话，坚持民主政治与世俗原则的同一性，指责伊玛目-哈提卜学校旨在培养宗教狂热分子，有悖于世俗主义的教育原则。
长期以来，军方不仅是国家安全的保卫者，而且在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在理论上和法理上，1923年宪法规定了军人与政治分离的法律原则，军人当选议员者必须辞去军职；其后的相关法律规定，军人不得具有政党身份，不得加入政治组织，不得参与集会示威。另一方面，相关法律规定，军人的职责是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保卫土耳其领土和保卫土耳其共和国，进而延伸为军人是凯末尔主义作为共和国基石的捍卫者。文官政府与军方的博弈，构成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鲜明特征。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3次军事政变，以及1997年向文官政府施加压力进而迫使内切梅廷·埃尔巴坎辞去总理职务，显示出军方干预的政治倾向。
土耳其军方发动的政变起源于不同的政治环境，针对不同的政治危机。1960年军方政变的背景是，执政党民主党与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矛盾激化，执政党日趋独裁，进而丧失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然而，1960年军方政变后颁布的宪法即1961年宪法，试图在尚不成熟的条件下构建过度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超越了土耳其民主化政治进程的历史阶段，引发民主化的负面影响，极端政治势力膨胀，政治暴力蔓延，民选政府无力掌控，政局失控，经济形势由于社会动荡而趋于恶化，民主政治的收缩和政治秩序的重建成为实现社会稳定的条件。1971年和1980年的两次军方政变，无疑构成重建政治秩序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历史环节。1980年军方政变后颁布的宪法即1982年宪法，旨在压缩民众参与的政治空间进而强化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避免经济形势的恶化。
在中东现代化进程产生政治影响的新军人抑或所谓的青年军官组织，是新兴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试图从传统地主贵族手中夺取权力，进而改造传统经济社会秩序。战后诸多中东国家均经历军人政治的发展阶段，普遍表现为威权统治的国家模式，而土耳其1960年、1971年和1980年3次军事政变以及由此形成的所谓军人政治独具特色，可谓推动民主化进程的良性元素和积极因素。军人政治并非表现为新兴阶层与传统贵族的对立，而是表现为新兴阶层内部的博弈和角逐，军人俨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驾驭社会和遏制矛盾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土耳其军方似乎无意建立威权政治，只是在文官政府陷于政治危机的关头充当国家秩序的捍卫者。因此，土耳其的军人政治并未成为民主化进程的逆向因素，俨然是民主化进程的保驾护航者。
土耳其军方的特权地位，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监护委员会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均与民选政府处于平行的状态，进而形成国家政治体制的二元色彩。不同之处在于，伊朗的宪法监护委员会象征宗教政治，民选政府具有相对世俗的政治色彩，而土耳其的军方持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民选政府具有宗教色彩。
世纪之交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从凯末尔主义的单一形态逐渐转化为伊斯兰主义色彩的多元形态，土耳其人的公民属性随之从土耳其民族的单一属性逐渐演变为土耳其族和库尔德族的二元民族属性。另一方面，在所谓的伊斯兰主义与凯末尔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的背后，是文官政府与军方之间的政治博弈，而捍卫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原则和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军方干预政治和维护自身特权地位的合法性来源。军方以凯末尔主义的捍卫者自居，持保守的政治立场。伴随着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军方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多党制基础上的民选文官政府逐渐主导政治舞台。与此同时，军人政治与文官政治的二元倾向逐渐淡出，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民主政治进入新的阶段。
1997年的所谓“军方的温柔介入”以及宪法法院于1998年取缔繁荣党和2001年取缔贤德党，未能遏制土耳其政坛的伊斯兰主义浪潮。作为凯末尔主义和世俗国家代言人的军方，指责伊斯兰主义是威胁土耳其安全的头号敌人。然而，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大选中的胜出，与军方的指责形成鲜明的对比，亦折射出军方意志与民众意志的悖论倾向。另一方面，世俗反对派和军方的指责，印证了正义与发展党的伊斯兰主义属性。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大选中的胜出，可谓对凯末尔主义之世俗主义政治原则的最大挑战。军方在土耳其政坛扮演着凯末尔主义和世俗政治捍卫者的角色，是具有浓厚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的首要政治对手。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博弈，体现为正义与发展党内阁与军方之间的权力角逐。削弱军方的政治影响力，则是正义与发展党内阁所致力的主要目标之一。
正义与发展党与军方之间的关系，2002年底至2006年底，处于有限冲突的状态。此间任职的总参谋长希勒米·奥茨柯克作为军方的核心人物，对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持相对温和的立场，与雷赛普·埃尔多安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被雷赛普·埃尔多安称作“我的老师”，军方上层亦表现温和。2002年11月4日，在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胜出的第二天，希勒米·奥茨柯克发表声明，表示军方接受人民的选择和大选的结果，尊重人民的意愿和新政府的权威。尽管如此，希勒米·奥茨柯克为首的军方在一些关键的政策上多次与政府发生分歧。2002年底，政府着手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的在塞浦路斯实行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治的联邦共和制，撤走驻军3万人，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2003年1月，陆军司令奥伊塔克·雅尔曼视察所谓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宣布联合国的塞浦路斯方案是不可接受的。2003年8月，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图恩切尔·基里尼克持强硬立场，批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自由化改革。2004年8月，陆军司令奥伊塔克·雅尔曼和宪兵司令赛尼尔·埃鲁古尔因蔑视总参谋长的温和立场而被解除职务。2005年8月驻守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军团司令胡尔希特·托伦被解除职务。
2006年8月，希勒米·奥茨柯克退休，陆军司令雅萨尔·布于卡尼特出任总参谋长，军方再度关注伊斯兰主义组织的政治活动。雅萨尔·布于卡尼特在通过电视向全国直播的总参谋长就职仪式上宣布，强调伊斯兰主义组织对于世俗国家体制的威胁，保卫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是军方的神圣职责。军方同正义与发展党的关系出现紧张的迹象。同年9月，雅萨尔·布于卡尼特在出席军事学院开学仪式上通过直播电视警告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军方不允许世俗主义原则受到侵犯，伊斯兰主义正在威胁共和国的世俗体制，告诫军人恪守捍卫世俗主义原则作为宪法赋予的职责。前总参谋长侯赛因·基弗里克古鲁（1998—2002年任职）就此预言，正义与发展党跟军方之间维持4年的平静状态终于结束了。
2007年2月，政府建议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政府谈判，遭到雅萨尔·布于卡尼特为首的军方反对，理由是库尔德工人党民兵将伊拉克北部作为基地从事恐怖活动，得到库尔德自治政府的默许，计划搁置。随后，军方试图越境打击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遭到政府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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