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土耳其政党政治多元化

土耳其政党政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末期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期间和凯末尔时代，政党政治对于土耳其的政治生活产生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党制的议会选举标志着土耳其的政党政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23—1950年，共和人民党是土耳其唯一的执政党。共和人民党的裂变，开启了战后土耳其多元化政党政治的先河。1950—1960年，继共和人民党之后执政长达十年之久的民主党，在多元化的政党体制中居于一党独大的特殊地位。1960年军人政变后，一党独大的现象淡出政坛，政党破碎化成为20世纪60—70年代政党政治的突出现象。

始建于1923年的共和人民党（Republican People's Party，1923—1980，1992年至今），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前具有明显的极权倾向，是凯末尔主义得以付诸实践的政治工具。自50年代开始，在多党制的历史条件下，共和人民党的思想纲领和内部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从强调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转变为倡导民主政治和私人经济，激进的政治倾向随之逐渐让位于温和的政治色彩。50—60年代，共和人民党的支持者大都来自偏远落后的乡村和欠发达地区。在60年代前期，共和人民党在土耳其政坛占据主导地位，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主张发展混合经济，实行公平税制和土地改革，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鼓励私人经济，增加投资，限制进口，保护民族工业，完善工人的社会保险，旨在争取中下层民众的支持。60年代中期，布伦特·埃杰维特倡导的中左立场成为共和人民党的政治纲领，共和人民党俨然是土耳其政坛之中左翼政治势力的象征，区别于正义党的中右翼政治形象。1966年10月，共和人民党举行第十八次大会，布伦特·埃杰维特当选共和人民党总书记。60年代后期，共和人民党丧失在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地位，1965年和1969年两次议会选举中均落后于代表中右翼政治势力的正义党。进入70年代，共和人民党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支持率逐渐上升。1972年5月，伊斯梅特·伊诺努辞职，布伦特·埃杰维特当选共和人民党主席。1973年和1977年，共和人民党突出平民政治的竞选原则，积极争取游离于政治舞台边缘的社会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获得巨大的政治资源，直至在议会选举中胜出。在1977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共和人民党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安卡拉三大城市所在的省份得票率均超过50%。

共和人民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党部大楼

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1946—1960）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执政党，其政治纲领与共和人民党并无根本的区别。在多党制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作为相继主宰土耳其政坛的两大政党，分别属于中右翼与中左翼政治派别，均表现为相对温和的政治倾向。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的交替执政，体现了多党制时代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温和色彩。1950年民主党赢得议会选举的首要原因是农民的支持。民主党在执政期间亦采取相应的倾斜政策，实行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增加清真寺数量，恢复宗教广播和宗教学校，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增加乡村的资金投入，发展乡村道路和公共设施，进口农业机械，保障农产品的价格。民主党内阁因此被时人称作“乡村的政治机器”。5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党政府财政赤字加剧，外债大幅上升，进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引发民众的广泛不满。50年代末，民主党倾向于极权政治，极力削弱军人、官僚和知识分子，促使后者倒向共和人民党一方。1960年9月，民主党遭到取缔。

1961年2月，民主党的支持者创建正义党（Justice Party，1961—1980）。1962年12月，正义党召开第一次大会，前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拉吉卜·古姆斯帕拉当选主席。1964年6月，拉吉卜·古姆斯帕拉去世，正义党两位副主席萨阿德丁·比尔季奇（Sadettin Bilgic）和苏莱曼·德米雷尔竞选党主席的职位。12月，正义党召开第二次大会，苏莱曼·德米雷尔以1 072票对552票击败对手萨阿德丁·比尔季奇，当选正义党主席。正义党系城市工商业者与乡村地主以及宗教界的政治联盟，沿袭民主党的政治传统，强调自由主义政策，鼓励发展私人经济和吸引外国投资，主张削减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扩大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在政府垄断的经济部门推动非国有化的进程，降低税收，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土地改革，促进包括教育和卫生在内的社会福利事业，具有中间偏右的倾向和伊斯兰教的色彩。正义党的纲领强调，所谓的世俗主义并非亵渎神灵和对宗教持怀疑的态度。正义党重要成员萨阿德丁·比尔季奇声称：“宗教是社会现实和民众需要，世俗国家并不意味着人民没有宗教信仰，与保守派斗争的途径是培养高素质的宗教人士，而伊斯兰教并未妨碍社会进步。”^[7]正义党长期保持与苏菲教团的政治合作，苏莱曼·德米雷尔曾经提出的竞选口号是“中间偏右，通向安拉”。正义党的伊斯兰教色彩在土耳其政坛引发争议，救国党屡屡指责正义党借助宗教争取选票的政治目的。1961年，正义党获得35%的选票。1965年和1969年，正义党连续两次在议会选举胜出，分别获得52.8%和46.5%的选票，成为议会的多数党。在1973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正义党获得29.8%的选票。1977年，正义党再获得36.9%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89个席位，成为土耳其的第二大政党。

内切梅廷·埃尔巴坎1926年出生于黑海小城锡诺普，早年毕业于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机械工程系，与德米雷尔、厄扎尔以及库坦曾为同窗学友，深受纳格什班迪教团长老穆罕默德·扎希德·库特库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影响。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毕业后，留学德国亚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继而创立土耳其第一家内燃机工厂，曾经担任土耳其工商界联合会会长。1969年，内切梅廷·埃尔巴坎试图加入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遭到拒绝，遂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进入议会。1970年初，内切梅廷·埃尔巴创建民族秩序党（National Order Party，1970—1971）。

与正义党和民族行动党相比，民族秩序党更具伊斯兰主义色彩，主张恢复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官方的意识形态，实施伊斯兰教法，复兴伊斯兰文化，抵制西方文化，反对利用世俗主义作为迫害宗教的手段，声称“离开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则民主制度无法存在”，可谓土耳其政坛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主义政党。^[8]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与努尔库教团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相比之下，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民族秩序党得到穆罕默德·扎希德·科特库和纳格什班迪教团的支持。民族秩序党在强调土耳其民族、土耳其历史与伊斯兰教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倡导民主制度，反对“利用世俗主义原则作为迫害宗教的手段”，声称“离开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则民主政权无法存在”，主张限制大商业资产阶级，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恢复伊斯兰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实施伊斯兰教法，重振伊斯兰道德。民族秩序党的支持者大都来自安纳托利亚内陆地区，传统工商业者居多，徘徊于政治舞台的边缘。1971年军事政变后，宪法法院以“反对世俗主义基本原则”为由，取缔民族秩序党。

1972年10月，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原民族秩序党的基础上创建救国党（National Salvation Party，1972—1980）。救国党核心成员大都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世俗中产阶级和新兴政治精英，与苏菲派努尔库教团、纳格什班迪教团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救国党是“沉默的穆斯林多数”的政党和民族秩序党的翻版，具有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色彩，致力于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信仰的结合，强调弘扬伊斯兰教与推动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同步性和内在逻辑联系，谴责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救国党认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皆为舶来品，具有异教的色彩，不适合土耳其的传统和国情，土耳其民族面临道德的危机，而“道德的危机来自信仰的危机”。救国党声称：“伊斯兰教不是土耳其民族落后的原因。伊斯兰教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宗教，在历史上散发出光芒，开辟通往文明的道路。”^[9]救国党主张振兴民族精神和物质生活、实现民族凝聚、保护民族经济、发展民族工业、完善工业体系和建立公正的税收体制，呼吁限制大企业主以保护小规模的地方工业，强调实现社会公正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反对高利贷，谴责贫富不均，宣传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声称穆罕默德是最早的社会主义者，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立的温麦则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土耳其成为强国的前提条件是回归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救国党在外交方面主张扩大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淡化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约的联系。

1973年，救国党首次参加议会选举，提出“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竞选口号，赢得1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48个席位，进而成为土耳其议会的第三大党，加入共和人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在1977年的议会选举中，救国党获得的选票从12%下降为8.6%，其所占有的大国民议会下院席位从48个减少为24个。1974年，救国党与正义党、信任党、民族行动党组成土耳其政坛的“民族阵线”。1975年，“民族阵线”组成联合政府，正义党领导人苏莱曼·德米雷尔出任内阁总理。1977年议会选举中，救国党获得8.5%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24个席位，作为仅次于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的议会第三大党，加入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联合政府。

救国党的社会基础是欠发达地区的社会边缘群体，支持者来自相对落后的内陆省区和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群体，代表弱势阶层的政治诉求。据统计，救国党在1973年大选中获得的选票，67.2%来自乡村，32.8%来自城市；救国党在1977年大选中获得的选票，63.2%来自乡村，36.8%来自城市。另据统计，救国党于1973年获得的大国民议会下院48个席位中，34个席位来自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的内陆选区，只有14个席位来自西部沿海选区；救国党于1977年获得的大国民议会下院24个席位中，19个席位来自东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的内陆选区，只有5个席位来自西部沿海选区。“1973年和1977年的大选结果表明，救国党的选票主要来自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和相对弱小的地区；在后一种情况下救国党赢得选票可能与伊斯兰教的传统情感有关，而在前一种情况下，救国党则得到了包括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内的受到排挤的选民的支持，他们丧失了先前的地位。”^[10]

1979年，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和救国党公开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救国党极端成员甚至要求在土耳其实行伊斯兰政治体制，声称“今天的伊朗，明天的土耳其”，将内切梅廷·埃尔巴坎称作“土耳其的霍梅尼”。1980年9月6日，在军方政变的前夕，救国党在科尼亚发起组织名为“拯救耶路撒冷”的群众集会，抗议以色列宣布将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进而公开反对土耳其现行的世俗国家体制，要求实施伊斯兰教法，高呼“主权属于安拉”“《古兰经》是宪法”“世俗主义是无神论”“我们准备圣战”的口号。1981年，救国党因与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抵触而被宪法法院取缔，救国党领导人内切梅廷·埃尔巴坎由于反对世俗主义、试图建立伊斯兰体制和煽动民众暴力而遭到军方关押，获释后流亡瑞士。(www.xing528.com)

民族党（National Party，1948—1953，1962—1969）系民主党内部的反对派势力于1948年创建的政党，持右翼保守的政治立场，1953年由于反对凯末尔主义而被取缔。民族党于1954年改称共和民族党（Republican National Party，1954—1957）。1957年，共和民族党与农民党合并，改称共和农民民族党（Republican Peasant's Nationalist Party，1957—1969），领导人是奥斯曼·布鲁克帕希。1962年6月，包括奥斯曼·布鲁克帕希在内的30名议员脱离共和农民民族党，重建民族党。民族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持反共的立场，将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视作土耳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在外交方面持反苏的立场，亦不赞成追随西方世界，强调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民族党尽管在1965年大选中只获得不足2.2%的选票，却是其后15年中在土耳其政坛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力量。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于1964年加入民族党，1965年当选民族党主席，进而将民族党改造成具有战斗性和暴力色彩的右翼政党。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于1965年在《九盏灯》一文中阐述了民族党的意识形态，即民族主义、理想主义、道德、社会责任、科学思想、争取自由、保护农民、发展、工业化。

1969年，民族党在阿达纳召开大会，正式更名为民族行动党（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1969—1980，1983至今）。民族行动党坚持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温和干预的原则，努力改进收入分配机制，争取实现社会公平，推动社会进步。与此同时，民族行动党放弃世俗的传统，倡导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原则，强调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的民族遗产和土耳其民族的宗教，将伊斯兰教作为扩大民众动员的政治工具，旨在与诸多世俗政党争夺议会选票。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宣称：“伊斯兰教不是土耳其民族落后的原因。伊斯兰教是具有高尚德行和道德的宗教，在历史的进程中，不论它在哪里，总会散发出光芒，开辟通往文明的道路……”^[11]“我们作为土耳其人，犹如（中亚的）腾格里山；我们作为穆斯林，犹如（麦加附近的）希拉山，土耳其和伊斯兰教是我们的原则。”^[12]1969—1974年，民族行动党游离于政坛的边缘地带。1969年，民族行动党首次参加议会竞选，获得3.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个席位。1973年，民族行动党再次参加议会竞选，获得3.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3个席位。1975年，民族行动党与正义党、救国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其政治影响逐渐扩大。1977年，民族行动党获得6.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6个席位。

民族行动党2015年5月在安卡拉举行选举集会

新土耳其党（New Turkey Party，1961—1970）创建于1961年2月，包括领导人埃克莱姆·阿里坎（Ekrom Alican）在内的核心成员大都来自1957年脱离民主党而另立门户的自由党，积极吸纳前民主党成员。新土耳其党持右翼自由主义立场，强调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反对国家主义和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呼吁将私有化和工业化作为土耳其经济的发展方向，主张发展私人经济、鼓励国外投资和扩大自由贸易，支持石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新土耳其党在1961年大选中曾经有上佳的表现，然而自1962年加入共和人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后，民众支持率大幅下降。

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扩大、左翼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左翼政党的活跃，左派政治渐露端倪，其中最具影响的左翼激进政党是土耳其工人党（Turkish Labor Party，1961—1971，1975—1980）。土耳其工人党于1961年由工会领导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创建，主要活动区域是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领导人是穆罕默德·阿里·艾伊巴尔。土耳其工人党是60年代土耳其政坛中具有合法地位的左翼政党，代表产业工人的利益，在知识分子中亦有一定的影响，强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倡导土地改革，主张工业、矿产业和石油的国有化，主张土耳其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独立地位和摆脱美国的控制。然而，在土耳其工人党内部，亦存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严重分歧。1965年大选时，土耳其工人党在许多地区建立起分支机构，赢得3%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议院15个席位。在1969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土耳其工人党赢得2.7%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2个席位。土耳其工人党作为政治舞台的左翼势力，不仅参与议会选举和竞选议会席位，而且致力于议会外的校园政治和街头政治。1971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取缔土耳其工人党，理由是该党阴谋颠覆国家。随后，土耳其工人党的20名领导人遭到逮捕和囚禁。

工业化进程与工人运动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工业化进程构成工人运动的历史基础，而工人运动的影响则往往取决于特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1871—1908年，奥斯曼帝国发生罢工共计24次，政治影响微乎其微。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颁布宪法，承认工人享有组建工会的合法权利。此后，工会组织渐露端倪。凯末尔时代，工业化的进程导致工人数量的增长，1924年宪法亦承认工人享有组建工会的权利。然而，由于特定的政治模式，工会长期处于共和人民党的控制之下，工人和工会的政治参与程度低下。1925年颁布的维持秩序法，实际上禁止工人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权利。1935年颁布的刑法，将罢工纳入刑事犯罪的范畴。1936年颁布的劳动法，禁止某些特定行业的罢工活动。1938年颁布的结社法，禁止成立具有特定阶级属性的社会组织。1946年重新修改的结社法，删除了禁止成立具有特定阶级属性的社会组织。然而，1947年颁布的工会法，明确强调工会活动的非政治化原则，将工会的活动局限于经济和社会领域。

多党制的政治实践无疑是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外在形式，完善的社会组织和广泛的社会动员则是多党制政治实践的逻辑结果。自20世纪50年代起，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工人数量的增长。与此同时，多党制的政治模式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进而导致工会数量的急剧增长和工人政治参与程度的明显提高，工人逐渐成为政党政治和普选政治的重要砝码。1950年，土耳其工人总数约为37.4万，其中工会成员为7.8万人，分别属于88个工会，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为21%。1950年大选中，工人成为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50年代民主党执政期间，工人境况得到改善，工会数量增长5倍，工会人数增长3倍。“土耳其工会联盟”成立于1952年7月，直至50年代末长期从属于民主党政府。自50年代末开始，“土耳其工会联盟”逐渐成为独立于政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进而从依附于民主党政府转变为支持反对派共和人民党。1960年，土耳其工人总数达到82.5万，其中工会成员为28.3万人，分别属于432个工会，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为34%。1961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工人的权利，承认罢工是工人的基本权利。1963年，颁布新的劳动法，工会组织进一步发展。1970年，土耳其工会增至717个，工会成员超过200万人。1977年，工会数量达到863个，工会成员接近400万人。另一方面，自1961年罢工合法化开始，工人罢工次数呈上升趋势。1963年，出现8次罢工，罢工人数为1 500人。1970年，出现罢工72次，罢工人数增至2.1万人。1980年，出现罢工220次，罢工人数增至3.4万人。1990年，出现罢工458次，罢工人数达到16.6万人。罢工次数的上升和罢工人数的增长，表明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长足进步和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明显提高。

1967年，“土耳其工会联盟”出现分裂，形成持温和立场的“土耳其工会联盟”与具有激进倾向的“革命者工会联盟”。前者强调维护工人的经济和社会权益，其成员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后者强调工人的政治参与，其成员主要来自私营企业。具有激进倾向的工会组织“革命者工会联盟”取得合法地位，表明工会组织的发展进入崭新的时期。工会组织和罢工的合法化，构成沟通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重要纽带，标志着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入新的阶段。70年代，工会的成员占工人总数的1/2，其中70%—75%的工会成员属于温和立场的土耳其工会联盟，20%—25%属于激进倾向的革命者工会联盟，另有少量工会成员属于保守的国家主义者工会联盟。

土耳其的工商业者组织，主要包括“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商业联合会”和“土耳其企业家与商人联盟”。“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由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行会组成，代表传统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土耳其的手工业者行会，1950年为253个，1955年为1 460个，1960年达到2 745个，1965年增至3 578个。1978年，土耳其的手工业者共计300万人，其中50%属于“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手工业者行会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社会功能，与诸多政党政治联系密切，是支持政党政治的重要社会势力。“企业家协会”成立于1961年。1971年，“企业家协会”包括1 000家较大的企业，这些企业雇用约35万工人。“工商业联合会”属于半官方组织，包括雇用工人超过10人的所有企业和商家。“土耳其企业家与商人联盟”是1971年成立于伊斯坦布尔的民间组织，代表大企业家、大商人、银行家和保险经纪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