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执政概要 | 土耳其通史（修订版）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普选制的完善与多党制的广泛实践，总统权力逐渐削弱，议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舞台。1950年大选之后的大国民议会，其人员构成与凯末尔时代存在明显的区别。新议会的成员更加年轻，与所在的选区联系更加密切；更多的议员不再具有官僚和军人的政治背景，因而更加富于民间色彩和非政府倾向。另一方面，国家、政党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50年代发生明显的变化。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政府机构与共和人民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处于重合的状态，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浑然一体，共和人民党成为国家控制社会的政治工具。1950年民主党执政以后，国家、政党与社会之间的传统模式遭到否定，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逐渐分离。

民主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前，可谓民众意志的代言人和民主政治的象征。1950年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后，安卡拉的宗教界人士曾经表示：“感谢安拉让我们从共和人民党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民主党议员亦公开宣称：“凯末尔是象征独立的总统，伊诺努是象征独裁的总统，而拜亚尔则是象征自由的总统。”^[1]民主党内阁的建立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阿德南·门德列斯领导的民主党内阁被视作代表民众意志的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政府。

然而，民主党在取代共和人民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排斥政治异己的专制倾向逐渐显现，其对于共和人民党的限制程度甚至超过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对于民主党的限制程度。1950年的议会选举无疑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重要分水岭。然而，民主党执政时期，土耳其的民主政治在诸多方面仍有待成熟，甚至出现逆向的变化。不可将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之间的权力角逐简单归结为民主与专制的抗争。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抑或历史条件下，在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进程中，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所扮演的角色经历了变化的过程。此类现象在中东诸多国家普遍存在。因此，研究政党政治，不仅需要分析其社会基础和政治纲领，更需要分析该政党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特别是由非法组织转变为合法组织以及由反对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实践。

拜亚尔总统视察土耳其军队

民主党执政期间，其与共和人民党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民主党自称是民众意志的代言人，负有推动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同时希望共和人民党成为顺从自己的合作伙伴。共和人民党作为凯末尔主义的象征，长期以来在官僚和军队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尽管丧失执政的地位，仍然不失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加之拥有雄厚的财力支撑，构成挑战民主党执政地位的潜在威胁。1951年，民主党政府取缔共和人民党的重要外围组织“人民园地”和“人民之家”。1953年，民主党控制的大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将共和人民党以及“人民园地”和“人民之家”的财产收归政府，旨在打击共和人民党的势力和削弱共和人民党作为反对党的政治影响。1954年1月，脱胎于民主党的反对党民族党被执政的民主党予以取缔。随后，民族党成员创建共和民族党，成为新的反对党。

20世纪50年代前期是土耳其经济的繁荣时期，也是民主党执政的黄金时期。此间，民主党主导土耳其的政治舞台，共和人民党尚无力挑战民主党的执政地位，政治局势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民主党执政后，重视发展国民经济，推行减税计划，取消政府专卖制度，降低银行贷款利率，鼓励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1950—1953年，投资总额从100万里拉增至21亿里拉，1960年达到78亿里拉，经济增长呈良好势头，民众生活逐步改善。1950年，执政的民主党提出的口号是“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以美国作为效仿的对象，将使土耳其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小美利坚”。

民主党政府强调农业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优先考虑农民的利益，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高价收购农产品，积极推广农业机械。民主党政府推行的政策促进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产值增长迅速，农民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据统计，1948—1952年，拖拉机数量从1 750台增至超过30 000台。另据统计，1948—1956年，耕地面积从1 450万公顷增至2 250万公顷，耕地面积的增长远远超过人口增长的幅度。农业的巨大进步换取了农民对于民主党政府的广泛支持，经济政策的成功保证了民主党在新一届议会选举中的胜利。

1954年5月，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登记选民1 026万人，投票者910万人，投票率达到88.6%。大选的结果是，民主党获得515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56.6%，超过1950年大选时获得的53.3%的选票；共和人民党获得316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4.8%，少于1950年大选时获得的39.9%的选票。民主党在大国民议会中的席位从420个增至505个，共和人民党在大国民议会中的席位从63个降至31个。奥斯曼·布鲁克帕希（Osman Bolukbasi）领导的民族党曾经参与1950年大选，获得1个议会席位，1953年因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遭到取缔，1954年重建，更名为共和民族党，获得4.8%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的5个席位。该党获得的选票，全部来自奥斯曼·布鲁克帕希的故乡克尔谢希尔省（Kirsehir）。此外，独立候选人赢得0.6%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的2个席位。

1957年门德列斯总理视察伊斯坦布尔金角湾大桥模型(www.xing528.com)

20世纪50年代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型时期。民主党政府一改土耳其政府自凯末尔时代以来长期恪守的中立外交原则，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旨在借助西方的保护抵御来自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的潜在威胁。早在1950年底，一支4 500人的土耳其旅被派到朝鲜战场，加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1952年2月，土耳其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3年2月，土耳其与希腊、南斯拉夫建立巴尔干三国同盟，试图遏制苏联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展。同年5月，民主党政府拒绝了苏联方面递出的橄榄枝。1955年2月，土耳其与伊拉克缔结《巴格达条约》，建立中东地区的亲美军事同盟；同年4月、9月和11月，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亦相继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此间正值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空前高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持反美立场，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建立导致土耳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受到严重的损害。

20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土耳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1950—1955年，财政赤字额增长8倍。1950—1958年，里拉与美元的兑换比率由2.8∶1上升为10∶1，通货膨胀率由3%上升为20%。1960年，外债高达15亿美元，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社会不满的加剧，民主党政府的支持率随之下降。在1955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共和人民党和共和民族党抵制选举，民主党作为执政党仅仅获得37%的选票。

1946—1950年共和人民党执政期间，民主党挑战共和人民党执政地位的主要手段是自由主义的竞选纲领。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社会不满的加剧，民主党政府逐渐放弃自由主义政策，收缩民主框架，趋向于极权主义的政治立场，不断强化对于社会和民众的控制，压缩反对派的政治空间，直至形成阿德南·门德列斯的独裁统治，民主化进程出现逆转的趋势。

1955年8月，民主党政府与英国及希腊谈判解决塞浦路斯的未来政治地位。同年9月，土耳其民众举行一系列的抗议活动，许多地区出现袭击希腊人的骚乱，局势出现失控的迹象，民主党政府宣布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三大城市实行军事管制。11月，阿德南·门德列斯向总统切拉勒·拜亚尔递交内阁辞呈，继而受总统切拉勒·拜亚尔的委托组建新一届政府。12月，反对阿德南·门德列斯独裁统治的部分议员宣布脱离民主党，成立自由党。此后，自由党与共和人民党、共和民族党共同构成大国民议会内部的反对党。

1954年大选后，一方面民主党政府将支持反对派的马拉提亚省（Malatya）一分为二，又将支持反对派的克尔谢希尔省降格为克尔谢希尔县。另一方面，民主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修改《选举法》，禁止不同政党联合提名候选人，旨在为反对派竞选大国民议会席位设置障碍。1956年夏，阿德南·门德列斯援引1940年的《国家安全法》，控制市场物价和物资供应，强化新闻管制，取缔政治集会，压缩反对派的政治空间，民主党政府的极权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强。1956年8月，共和人民党总书记卡希姆·古里克（Cahim Gurik）遭到监禁。1957年4月，工会联盟遭到取缔。同年7月，共和民族党领导人奥斯曼·布鲁克帕希被司法机构逮捕。

民主党政府的高压政策导致反对派政党的联合趋势。1957年8月，大国民议会内部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自由党和共和民族党试图建立竞选联盟，共同挑战民主党的执政地位。9月初，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福阿德·科普鲁鲁宣布退出民主党，加入反对派阵营。来自反对派的巨大压力，迫使民主党政府决定提前举行大选。与此同时，民主党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不同政党建立竞选联盟，禁止退党者在六个月内成为其他政党提名的候选人。

1957年9月底，土耳其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下举行议会选举。登记选民1 210万人，投票者934万人，投票率仅为77.15%，低于1950年的89.06%和1954年的88.75%。福阿德·科普鲁鲁在投票日前夕告诫选民，此次选举可谓整个土耳其民族与试图复兴一党制的独裁者阿德南·门德列斯个人之间的角逐。民主党尽管再次获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却丧失了原有的绝对优势，仅获得437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47.3%，在大国民议会的610个席位中赢得424个席位。相比之下，反对党呈上升趋势，共和人民党获得375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40.6%，赢得大国民议会的178个席位，自由党获得3.8%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的4个席位，共和民族党获得7.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的4个席位。1957年的议会选举结果，反映出民主党在土耳其政坛的衰落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