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梅特与土耳其政治改革

伊斯梅特（Ismet Inonu，1884—1973）出生于伊兹密尔，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军事学院，巴尔干战争期间晋升少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军团司令。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伊斯梅特出任安卡拉军队的参谋总长，于1921年两次率军在名为伊纳尼的战场击溃入侵安纳托利亚的希腊军队，取得辉煌的战绩。1934年，土耳其政府推行新的姓氏制度，议会将伊诺努作为伊斯梅特的专用姓氏，以表彰其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特别是在两次伊纳尼战役中的卓越贡献。1923年，伊斯梅特作为外交部部长，代表土耳其政府与协约国签署《洛桑条约》。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伊斯梅特长期担任内阁总理。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病逝。次日，大国民议会选举伊斯梅特继任总统，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伊斯梅特于1938年至1950年担任总统期间，土耳其共和国经历了威权体制衰落和民主化进程启动的深刻变革。如果说凯末尔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那么伊斯梅特可谓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进程的首开先河者。

伊斯梅特

凯末尔时代是土耳其共和国威权政治的典型阶段，共和人民党作为唯一合法政党垄断国家权力，议会选举流于形式，民众的合法参与缺乏必要的政治空间，反对派政党在政治舞台销声匿迹，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山区的库尔德人武装组织成为仅存的反政府势力，持不同政见的保皇派、自由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只限于在遥远的巴黎、索菲亚、大马士革和开罗发出微弱的声音。1939年6月，共和人民党召开第五次大会，实行政党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分离，尝试推动执政党内部的改革进程。然而，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依旧沿袭凯末尔时代自上而下的威权模式，总统凌驾于社会之上，操纵共和人民党和大国民议会，控制内阁政府，共和人民党、大国民议会和内阁政府构成威权政治的御用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土耳其政府保持中立，一方面向德国提供战争物资，另一方面接受同盟国的军事援助，直至1944年8月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1945年2月即轴心国覆灭前夕对德宣战。据说，凯末尔生前曾经告诫土耳其民众，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战争威胁，务必与英国站在同一阵线。凯末尔去世后，伊斯梅特作为继任总统于1939年10月与英法两国签订同盟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席卷巴尔干半岛，兵锋正盛，土耳其亦曾被迫向德国示好，意在疆域自保而免遭德国的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尽管并没有直接卷入欧洲战场，然而面对轴心国对巴尔干半岛的军事占领和由此受到的安全威胁，被迫加大军事投入，军队员额从12万增至150万，军费支出几乎占政府财政预算的1/2。土耳其政府为保证必要的军费来源，强化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实行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干预市场价格，增加税收，导致城市民众特别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普遍不满。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征收农产品税和降低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导致乡村社会的强烈反对。在农民的眼中，共和人民党仿佛是宪兵和税吏的象征。在一党制的历史条件下，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直接表现为反对共和人民党统治地位的政治倾向。然而，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制约着国内矛盾以及共和人民党内部的裂变，一党制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对立逐渐加剧，大国民议会开始成为诸多政治群体角逐权力的重要舞台。

早在1944年11月，总统伊斯梅特在大国民议会发表演说，开始强调宪法赋予的议会权力，允诺实行民主政治和承认反对派政党的合法存在，旨在缓解日益加剧的国内矛盾，共和人民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垄断出现松动的迹象。(www.xing528.com)

美国总统罗斯福、土耳其总统伊斯梅特和英国首相丘吉尔

1945年5月，总统伊斯梅特在安卡拉举行的体育运动会上公开表示，土耳其将会更大程度地普及民主制的政治原则。随后举行的大国民议会审议新的土地分配法案。审议期间，新的土地分配法案尽管得到总统伊斯梅特的支持，却在大国民议会内部引发明显的分歧和尖锐的对立，土耳其政坛开始出现反对派的声音。同年6月，共和人民党议员阿德南·门德列斯（Adnan Mendres）、切拉勒·拜亚尔（Celel Bayar）、拉菲克·科拉尔坦（Refik Koraltan）和福阿德·科普鲁卢（Fuad Koprulu）向大国民议会提交《四人备忘录》即《关于修改党章若干细则的建议》，要求执政党即共和人民党尊重1924年宪法规定的民主原则，保障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修改与民主原则不符的法律条文。《四人备忘录》尽管遭到共和人民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的否决，却在民间诸多社会阶层得到广泛的赞同。福阿德·科普鲁卢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指责一党独裁背离民主制的政治原则，抨击共和人民党政府滥用权力，呼吁强化大国民议会对于政府的制约功能。随后，共和人民党宣布开除此前提交《四人备忘录》中的三人即阿德南·门德列斯、福阿德·科普鲁卢和拉菲克·科拉尔坦，提交《四人备忘录》中的另外一人即切拉勒·拜亚尔则宣布辞去共和人民党议员职务并退出共和人民党。

1945年7月，伊斯坦布尔的企业家努里·德米拉格（Nuri Demirag）获得官方的准许，创立战后第一个反对派政党，名为民族复兴党（National Revival Party），主张实行自由主义和发展私人经济。民族复兴党的成立，预示着土耳其战后多党政治和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方向。

1945年11月，伊斯梅特在议会表示，土耳其民主制的主要瑕疵是缺乏反对派政党，应当采用直接选举取代间接选举，废除限制自由和民主的若干法律条款，允许持不同政见者组建反对党。伊斯梅特声称，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是发展我国政治生活的正当途径，而且也是促进民族福利和政治成熟的更带建设性的办法。我们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防止因政治上见解不同而形成同胞之间的彼此敌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