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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通史(修订版):凯末尔主义的时代特征

时间:2023-07-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研究者常将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为共和主义,认为凯末尔政权充分肯定共和制。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符合土耳其民族的根本利益,凯末尔俨然成为土耳其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象征。凯末尔主义之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则是凯末尔时代极权政治的产物和表现。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政策,不仅损害传统教界的既得利益,而且导致官方思想与民间信仰的严重对立,进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切断了连接国家与民众的重要纽带。

土耳其通史(修订版):凯末尔主义的时代特征

研究者常将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为共和主义,认为凯末尔政权充分肯定共和制。实际情况不然。凯末尔主义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和土耳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特定历史环境,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深刻的民族危机构成凯末尔时代的突出现象。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创建独立的主权国家是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首要目标。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符合土耳其民族的根本利益,凯末尔俨然成为土耳其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象征。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内容在于民族主义政治思想;凯末尔时代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既是奥斯曼帝国后期政治变革的历史结果,亦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过程中民族主义高涨的逻辑延伸。“民族主义成了新土耳其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共和主义、民粹主义现世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和改良主义在1931年被正式宣布为增补原则,并吸收进1937年的宪法。它们仅仅是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16]

另一方面,极权政治的强化构成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共和人民党的权力垄断集中体现着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的极权主义政治倾向。如果说青年土耳其党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雅各宾派颇多相似之处,那么凯末尔主义则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波拿巴主义。“就阿塔图尔克在共和国里的地位来说,他似乎可以同拿破仑和克伦威尔相并列。”[17]“凯末尔在国民议会中的重新当选,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事实上,他享有终身任命,拥有像任何一位苏丹所拥有的大权,并且能够随意任免国务总理以及各部的部长。”[18]换言之,伴随着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凯末尔主义的思想内涵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从民族主义到极权主义的发展,则是凯末尔主义演进的历史轨迹。

在各地视察的凯末尔

现代化无疑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凯末尔时代诸多改革举措的宗旨在于推动土耳其共和国的现代化进程,而极权政治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土耳其现代化改革的客观需要和推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杠杆。凯末尔之作为土耳其国父的个人魅力和绝对权威,构成极权政治得以实践的重要条件。凯末尔作为共和人民党的领袖和克里斯玛式的统治者,具有不可替代的绝对权力。凯末尔主义之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则是凯末尔时代极权政治的产物和表现。苏丹制度的废除和哈里发制度的终结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世俗化举措,无疑包含着宗教政治衰落和世俗政治强化抑或从神权向俗权转变的历史内容。然而,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化进程与政治民主化进程并未表现为同步的趋向。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政策,不仅损害传统教界的既得利益,而且导致官方思想与民间信仰的严重对立,进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切断了连接国家与民众的重要纽带。所谓的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旨在服务于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政治需要,而革命主义则集中体现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剧烈政治变革。政府、共和人民党与凯末尔的三位一体,构成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模式。凯末尔时代一党制的政治实践与共和主义之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大相径庭,所谓的共和主义和民众主义尚徒具虚名,只是凯末尔美化个人的政治口号抑或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并非“凯末尔主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点评

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风雨飘摇和战火纷飞的民族危亡之际,西方列强的凌辱和希腊军队的入侵激发了土耳其人的民族情感。凯末尔主义作为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主流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根源于凯末尔时代的特定历史环境。民族主义无疑是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内容,异常尖锐的民族矛盾赋予凯末尔主义之民族主义的鲜明色彩。共和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和革命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逻辑延伸,则是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摆脱奥斯曼帝国遗留的传统阴影,进而实现土耳其民族复兴和推动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模式。

【注释】

[1][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陈和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0页。

[2][美]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1—372页。

[3]Aksan,A.,Quotations from Mustafa Kemal,Ankala 1982,p.33,p.37,p.39.

[4][美]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91页。

[5]Aksan,A.,Quotations from Mustafa Kemal,Ankala 1982,p.34.

[6][美]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7页,第490页,第492页。(www.xing528.com)

[7]Ozbudun,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urkey,New York 1979,p.38.

[8]Shaw,S.J.&Shaw,E.K.,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1,Cambridge 1976,p.347.

[9][美]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4页。

[10][美]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6页。

[11][美]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1页。

[12]Atasoy,Y.,Turkey,Islamists and Democracy,London 2005,p.38.

[13][美]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01页。

[14][美]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96页。

[15][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陈和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11页。

[16][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陈和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2页。

[17][美]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08页,第391页。

[18][美]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08页,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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