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医学和地理学的发展 | 土耳其通史（修订本）

伊斯兰世界重视医学的传统由来已久，成就斐然。奥斯曼学者穆罕默德·阿希克（Mehmed Asik，卒于1596年）将人体视作最美丽的生物，将生命视作最高贵的存在，进而形成两个不同的审视视角，一方面是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与和谐；另一方面是审视人体自身，着重考察人体的构造和机理。根据奥斯曼医学，人体健康涉及复杂的生理系统，主要取决于自身机能的调节，外科手术则是身体干预和病患治疗的最后手段。在此基础上，穆罕默德·阿希克认为，人体健康取决于内在的四种体液与外在的四种元素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否平衡，即血液对应空气，痰对应水，黑胆汁对应土，黄胆汁对应火，特定的气候和饮食以及药物的作用在于恢复体液与外在元素之间的平衡，不同的药物则分别从植物、动物和矿物质中提炼而成。

奥斯曼医学认为，面相和体态以及气质和性格皆是反映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特定的面相和体态以及气质和性格皆与特定的疾患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蓝色眼球、稀疏胡须、便便大腹的人，多有病患。奥斯曼帝国选拔官吏和战士，亦格外看重面相和体态。此外，奥斯曼医学对音乐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亦有独到见解，将特定旋律的音乐作为治疗病患和恢复健康的辅助手段。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宗教咒语，常被穆斯林视作医治病患的特殊手段。

奥斯曼学者延续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90—168）的传统理论，将地球视作球形，地球的一半是陆地，环绕陆地的所谓七海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延伸到印度洋，地球的南半部气候炎热，不适合人类居住，人类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地球的北半部，是为“可居住区”（al-Rub al-Mamur），地理学家对于南半球几乎一无所知，地理学知识主要来自北半球。奥斯曼学者穆罕默德·阿希克将作为“可居住区”的北半球的地表划分为七个纬度平行的气候区，七个气候区不仅植被、动物和文化风格各不相同，而且与不同的天体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就七个气候区而言，纬度居中的气候区最具优越性，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然而，根据纬度的不同划分的七个气候区，自然的边界与文化以及政治的边界不尽吻合。奥斯曼学者亦不得不承认，伊斯坦布尔与埃及的开罗以及印度的德里尽管地处不同纬度，却呈现出异曲同工的文化。

奥斯曼帝国地处伊斯兰世界的西部，毗邻地处欧洲的基督教世界。长期的圣战密切了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地中海成为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互动交往的重要通道。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的地理学视野逐渐从大陆扩展到海洋，海域交通吸引着奥斯曼地理学家的关注，以海洋地理、海图绘制和航海指南作为标志的新地理学随之渐露端倪。相比于此前阿拉伯人的地理学以旧大陆的陆路游记著称于世，奥斯曼地理学的特色表现为对于远程航海和新大陆的极大关注。最新学术研究表明，奥斯曼帝国在大航海和发现新大陆方面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绝不亚于同时代的基督教欧洲，而奥斯曼人的航海技能，亦不落后于同时代基督教欧洲的航海家。

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

皮利·雷斯《海洋志》插图

地中海水域的海图绘制和航海指南，起源于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的意大利和伊比利亚，西班牙东部的马洛卡岛（Mallorca）以绘制名为波多兰图表的海图和编写航海指南而著称于世。皮利·雷斯（Piri Reis，1470—1553）长期服役于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地中海水域屡经海战，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航海家。1513年，皮利·雷斯依据波多兰图表并基于哥伦布制作的航海图，绘制全新的世界地图，囊括亚、非、欧三洲的海岸线以及美洲大陆的海岸轮廓，现存其中的大西洋部分，约占全图的1/3，涵盖大西洋东侧的西班牙、非洲西海岸和大西洋西侧的中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视野之开阔可谓奥斯曼帝国史上空前。皮利·雷斯于1528年绘制的另一幅地图，现存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图书馆，涵盖当时已知世界的1/6，详尽显示西北大西洋沿岸从加勒比海的安德列斯群岛至北美的拉布拉多。皮利·雷斯于1521年编写的《海洋志》，描述地中海沿岸地势，书中附有百余幅地图，制作极为精美。

奥斯曼旅行家撰写的游记，极大地丰富了奥斯曼帝国的地理学。奥斯曼航海家赛伊迪·阿里·雷斯（Seydi Ali Reis，卒于1562年）曾经于1554年因所乘海船失事而被迫在印度登岸，继而经中亚和伊朗返回伊斯坦布尔，所写游记历数沿途山川风土。伊朗商人阿里·埃克贝尔（Ali Ekber，生卒年不详）于1520年写成《中国志》，引用大量文献资料，详尽介绍明代中国的行政体系。另有佚名作者依据意大利人的资料写成《新世界的发现与征服》，呈送给苏丹穆拉德三世，是为此后百年间奥斯曼人了解美洲的主要来源。(www.xing528.com)

埃弗利亚·切勒比（Evliya Celebi，1614—1682）是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跟随苏丹穆拉德四世远征巴尔干半岛腹地，并多次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及邻国进行考察，足迹遍及亚、非、欧三洲，著有10卷本《一个旅行家的编年史》，记述奥斯曼帝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和人文风貌，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笔流畅，堪称“百科全书式的游记”，后被译为多种西方文字，流传于基督教欧洲。卡蒂普·切勒比亦是奥斯曼帝国的著名旅行家和地理学家，所著《世界地理》收录穆斯林和基督徒旅行家的地理记述，堪称奥斯曼帝国地理学的集大成之作。

16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印度洋的舰队

埃弗利亚·切勒比

在奥斯曼帝国，天象观测和天文学研究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和国计民生，而且提供穆斯林履行宗教义务的时间依据和方位依据。天文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数学，是宗教学校开设的为数有限的科学课程。伊斯坦布尔的宫廷天文学家负责制定天文历表，为苏丹举行宗教大典提供天象观测的必要依据。蒙古人统治时期，继承阿拉伯帝国的天文学传统，在天象观测方面成就斐然。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Hulagu，1217—1265）曾经在大不里士建造天文台观测天象，帖木儿之孙兀鲁伯（Ulugh Beg，1394—1449）亦曾在撒马尔罕建造天文台，聘请穆斯林学者测定恒星方位，编成《兀鲁伯新天文表》。奥斯曼帝国的天文学主要延续蒙古人统治时期的传统，来自布尔萨的奥斯曼学者和数学家卡迪扎迪·鲁米（Kadizade Rumi，卒于1432年）长期在撒马尔罕天文台观测天象，是为奥斯曼天文学的鼻祖。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位期间，卡迪扎迪·鲁米的学生阿里·库斯库（Ali Kuscu，卒于1474年）成为伊斯坦布尔的宫廷天文学家，阿里·库斯库的传人米里姆·切勒比（Mirim Celebi，卒于1525年）在天文学领域著述颇丰，在天象观测方面亦多有成就。塔基乌丁·穆罕默德（Takiyuddin Mehmet，1521—1585年生卒）是奥斯曼帝国最负盛名的宫廷天文学家，出身于大马士革的宗教学者家庭，精通数学和天文学，1570年移居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首席天象师，在苏丹穆拉德三世的庇护下主持建造伊斯坦布尔天象台，并撰写《天文台的仪器》一书，关于诸多天文仪器的使用方法有详尽的说明。

伊斯坦布尔天文台的观测研究

奥斯曼天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所谓的宇宙学，奥斯曼帝国的宇宙学所关注的对象是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穆罕默德二世在位时期，著名的苏菲派学者亚奇希奥格鲁·艾哈迈德·比坎（Yazicioglu Ahmed Bican，生卒年不详），在翻译前辈学者宰卡里亚·加兹温尼（Zakariya al-Qazwini，卒于1283年）关于地理和自然著作的基础之上，探讨宇宙的起源和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首开奥斯曼宇宙学研究的先河。进入16世纪，穆罕默德·阿希克系统阐释了奥斯曼宇宙学的理论。根据穆罕默德·阿希克阐释的奥斯曼宇宙学，地球作为被海洋环绕的陆地，包括水、火、土和空气四种元素，构成整个宇宙的核心，地球之外依次排列着月球、太阳、五颗行星和数量诸多的恒星，所有的星球以不同的速度处于运动的状态，是为人类可以感知的物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