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中的文学发展与阿拉伯和波斯文学的关系

在13世纪即奥斯曼帝国建立的前夕，安纳托利亚同时存在着波斯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五种不同的语言，语言的分布折射出特定的族群分布和社会结构。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属于安纳托利亚之穆斯林族群使用的语言，系安纳托利亚之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的历史结果。塞尔柱人使用波斯语作为官方语言，宗教学者和苏菲教团使用阿拉伯语作为宗教语言和书面语言。相比之下，土耳其语则是流行于民间的口语，并无特定的文字书写形式，目前尚未发现此间土耳其语的书面文字记载。至于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系安纳托利亚之基督徒族群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使用的母语。

自14世纪初开始，随着奥斯曼人在安纳托利亚的领土扩张，土耳其语作为书面语言逐渐浮现于安纳托利亚的历史舞台。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苏菲教团长老尤努斯·埃姆利（Yunus Emre，卒于1320年）、阿希克·阿里帕夏（Asik Ali Pasha，卒于1332年）和埃尔万·切勒比（Elvan Celebi，卒于1358年），在宗教活动中使用土耳其语作为书面语言传播苏菲派的神学思想，首开土耳其语书面化的先河。此后，土耳其语作为书面语言从宗教领域延伸到文学领域。

至14世纪后期，塞尔柱突厥人逐渐淡出安纳托利亚的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波斯语逐渐失去往日的地位，土耳其语在官方领域开始取代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越来越多的官方文件采用土耳其语的书写形式。与此同时，土耳其语开始成为安纳托利亚智力生活和文学创作的语言载体。在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鼓励下，移居安纳托利亚的宗教学者将大量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文学作品、宗教典籍和历史文献翻译成土耳其语。波斯血统的苏菲派学者希哈卜丁·苏赫拉瓦迪（Shihab al-Din al-Suhrawardi，1153—1191）在伊斯兰世界久负盛名，著述颇丰，涉及占星术、圆梦术、天文学和医学等领域，其多种作品此间被译成土耳其语。

阿拉伯人无疑是伊斯兰文学的开创者，波斯文学堪称中世纪伊斯兰文学的巅峰。相比之下，奥斯曼文学作为伊斯兰文学的后起之秀，在诸多方面深受阿拉伯文学和波斯文学传统的影响。诗歌是土耳其语文学的首要体裁，土耳其人对于诗歌创作情有独钟。奥斯曼诗歌的基本形式是双行诗抑或复式句型，常见体裁包括赞美诗（kaside）、抒情诗（gazel）和叙事诗（mesnevi）。赞美诗具有阿拉伯诗歌和波斯诗歌的浓厚色彩，采用长诗的形式，多为百组以上的对句，以赞颂安拉和为苏丹歌功颂德作为主旨，17—18世纪成为奥斯曼诗歌的首要形式。抒情诗多为5组押韵的对句，常以寥寥数语抒发情感，表现出奥斯曼诗歌创作的本土化倾向和简洁明快的艺术风格。叙事诗亦采用长诗的形式，以叙事作为主题，大都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内容冗长，盛行于16世纪的奥斯曼文坛。

奥斯曼帝国的诗人，大体包括三种类型，即宫廷诗人、民间诗人和宗教诗人。宫廷诗人往往具有御用的身世背景，长于赞美苏丹和歌功颂德的诗作，以取悦于苏丹为目的，堪称奥斯曼家族的精神伴侣。民间诗人则远离宫廷，常有“广场诗人”之称，长于描述市井生活和闲情逸致，云游四方而遂意抒发喜怒哀乐的内心情感。宗教诗人长于表达虔诚的信仰、赞美安拉和颂扬先知以及历代苏菲圣徒，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鲜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华丽辞藻，语言质朴。

尤努斯·埃姆利、霍加·德哈尼（Hoca Dehhani，生卒年不详），赛义德·哈姆扎（Seyyad Hamza，生卒年不详）和艾哈迈德·法基赫（Ahmet Fakih，生卒年不详）曾经活跃于白羊王朝（Ak Koyunlu Dynasty，1378—1508）的宫廷，是最早使用土耳其语作为书面语言的土耳其诗人。艾哈迈德·古尔赛赫里（Ahmet Gulsehri，卒于1317年）致力于模仿波斯诗歌的艺术风格，使用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创作诗歌。艾哈迈德·法基赫创作的诗歌，不仅延续波斯诗歌的艺术风格，而且具有苏菲神学的浓厚色彩，多部作品保存至今。相比于同时期盛行于安纳托利亚的苏菲派神秘主义诗歌，霍加·德哈尼的诗歌大都取材于世俗生活，以爱情和美酒作为主题，被后人视作安纳托利亚土耳其语世俗题材诗歌创作的奠基人。霍加·德哈尼模仿中世纪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著名史诗《王书》，写成长达2万余行的长诗，作为献给鲁姆苏丹阿拉丁·凯伊库巴德（Allah al-Din Kaykubad，1284—1308年在位）的礼物，该部长诗原作失传，支离破碎的轶篇散见于后世文献的记载。阿师格帕夏（Ashiq Pasha，1272—1333）是14世纪奥斯曼帝国民间诗人的杰出代表，长期活跃在安纳托利亚内陆的科尼亚等地，用土耳其语从事文学创作，代表作品是长诗《异乡苦修者的故事》，由1.1万行诗句组成，全诗分为10章，每章又分为10节，其中大量诗句征引经训，从逊尼派穆斯林的视角评价苏菲派的信仰和苦修，以此劝导世人弃恶扬善，寓意深刻，富有哲理。

苏联邮票上的赛义德·伊玛德丁·纳斯米

奥斯曼帝国的历代苏丹，秉承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的传统，对于鼓励创作文学作品情有独钟，不惜以重金网罗文人在宫廷相伴，旨在赢得文人的赞许和美化，渲染统治者的人格魅力，直至死后名垂青史，而竭尽所能地取悦于苏丹进而换取丰厚的回报，则是奥斯曼文人乐此不疲的主题。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土耳其诗人艾哈迈迪（Ahmedi，生卒年不详）早年就读于埃及的宗教学校，后返回安纳托利亚，成为苏丹巴叶济德二世和塞里姆一世的宫廷御用诗人，在伊斯坦布尔创作大量的诗歌，是土耳其古典文学的重要奠基人。艾哈迈德·布尔萨尼帕夏（Ahmad al-Bursani Pasha，卒于1497年）出身布尔萨的宗教学者家庭，谙熟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巴叶济德二世在位期间曾经担任大穆夫提，擅长创作抒情诗和宗教诗，铿锵有力，韵律悠扬，是15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最负盛名的宫廷诗人，被誉为奥斯曼帝国古典诗歌的第一位大师。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另一重要诗人艾哈迈迪·戴伊（Ahmedi Dai，生卒年不详），长期效力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宫廷，是苏丹穆拉德一世、穆罕默德一世和穆拉德二世赏识和青睐的御用诗人，所作诗歌颇富苏菲韵律和神秘色彩。15世纪的赛义希（Seyhi，卒于1429年），本名为尤素夫·锡南（Yusuf Sinan），是穆拉德二世的宫廷御用诗人，所作诗歌颇具幽默和讽刺的艺术色彩，堪称土耳其古典诗歌的典范，被誉为“诗人长老”。赛义德·伊玛德丁·纳斯米（Seyid Imadeddin Nesimi，1369—1418）是15世纪奥斯曼帝国苏菲派诗人的杰出代表，长于表达神秘主义的宗教情怀，有土耳其语和波斯语的多部诗集传世，以优美抒情著称。苏莱曼·什拉比（Sulayman Shlabi，卒于1429年）亦是苏菲派诗人的杰出代表，有传世诗集《圣纪赞歌》，以文学语言描述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业绩，赞颂其卓越才能和高尚品格，文字优美，字里行间凸显宗教哲理。

赛义德·伊玛德丁·纳斯米逝世

从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到1600年的一个半世纪，历经7位苏丹的统治，可谓奥斯曼帝国的古典时代，亦是土耳其语作为奥斯曼帝国文学创作的语言载体进一步取代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重要环节。来自阿拉伯地区和伊斯兰世界东部的大量文人移入安纳托利亚，定居于伊斯坦布尔，在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赞助下从事文学创作。穆罕默德二世、巴叶济德二世、塞里姆一世和苏莱曼一世皆曾以重金奖励文人佳作，王公贵族竞相效尤，伊斯坦布尔俨然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文学中心，埃迪尔内和布尔萨以及科尼亚、阿马西亚和马尼萨亦成为文人荟萃的文学重镇。此间，赞美诗、抒情诗和神秘主义诗歌层出不穷，标志着奥斯曼文学的斐然成就。

奥斯曼帝国古典时代的土耳其诗人自视为鲁姆诗人。在所谓鲁姆诗人的眼中，鲁姆特指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安纳托利亚西部和鲁梅里亚，是土耳其诗歌的摇篮和沃土。哈亚里（Hayali，卒于1556年）和涅卡提（Necati，生卒年不详）皆长于创作抒情诗，其诗歌具有安纳托利亚的浓郁特色，被后世誉为奥斯曼帝国古典时代的“鲁姆诗王”。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巴基（Muhammed Abdul Baki，1526—1600）活跃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宫廷，其诗歌强调生命短暂和个人享受，迎合了上流社会的价值取向，由于诗歌艺术创作技巧几近完美，被时人誉为“诗人之王”。穆罕默德·伊本·苏莱曼·富祖里（Muhammed ibn Sullayman Fuzuli，1480—1556）出身巴格达的什叶派宗教学者家庭，在伊拉克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后改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寻求苏丹的庇护，擅长以土耳其语创作诗歌，亦有波斯语诗集传世，旋律优美，技巧娴熟，常以诗歌形式感叹人生苦短命运无常，劝导世人弃恶从善，颇受苏丹苏莱曼一世的青睐。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巴基诗集插图：巴基与其读者

穆罕默德·伊本·苏莱曼·富祖里

奥斯曼帝国的古典时代亦是奥斯曼文学的黄金时代，诗人迭出，诗作浩如烟海。欧默尔·马基德（Omer Mezid，生卒年不详）于1437年编撰诗歌集，收录84位奥斯曼诗人的诗作。厄格力迪尔里·哈奇·克马尔（Egˇridirli Haci Kemal，生卒年不详）于1512年编撰诗歌集，收录266位奥斯曼诗人的诗作。厄迪尔涅里·纳兹米（Edirneli Nazmi，生卒年不详）于1534年编撰诗歌集，收录357位奥斯曼诗人的诗作。佩尔万·阿卜杜拉（Pervane Abdullah，生卒年不详）于1560年编撰诗歌集，收录430位奥斯曼诗人的诗作。以上诗歌集，收录奥斯曼诗作累计多达数千首，均以土耳其语作为创作语言。土耳其语作为奥斯曼文学语言的发展趋势，由此可见一斑。

奥斯曼帝国的古典时代，奥斯曼诗人不仅致力于创作诗歌，而且开始热衷于诗歌评论。苏鲁里（Sururi，卒于1562年）、苏迪（Sudi，卒于1598年）和塞米（Şemi，卒于1603年）皆为此间著名诗歌评论家，他们点评前人诗作，评价诗歌优劣，引领诗歌创作方向，进而开奥斯曼诗学的先河。与此同时，编著诗人传记在奥斯曼帝国文坛蔚然成风，旨在记载奥斯曼诗人的生平轶事和诗歌创作经历，分析奥斯曼诗人的创作风格和文学品味。值得注意的是，此间的奥斯曼诗人尽管通常自居为苏丹的仆人，却大都作为鲁姆诗人而不是以宫廷诗人的身份被收入传记。第一位诗人传记作者赛西·贝格（Sehi Beg，卒于1548年），出身基督徒血统的奴隶，后在伊斯坦布尔皈依伊斯兰教并在宫中接受教育，曾经在伊斯坦布尔的宫廷担任书吏和御师，其所编著的诗人传记《天园的八座花园》（Eight Gardens of Paradise），首先以官方和民间的身世背景作为排序的依据，再以生卒时间作为排序的第二依据，收录时间为1400—1538年，旨在弘扬奥斯曼诗歌，展示奥斯曼诗人的风采，使奥斯曼诗人名垂史册。第二位诗人传记作者阿卜杜勒·拉提夫·切勒比（Abdul Latif Çelebi，1491—1582），出身黑海沿岸苏菲派圣城卡斯塔莫努（Kastamonu）的名门望族，长期生活在鲁梅里亚，远离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宫廷，更具民间生活背景，其所编著的诗人传记《诗人的回忆》（Reminiscences of Poets and Demonstration of Versiiers）于1546年问世，特色是除具有苏菲教团和奥斯曼家族背景的13位诗人外，书中收录的其余所有诗人皆依据笔名的字母发音排序，而不再依据身世背景和生卒时间排序，反映出作者忽略诗人之社会地位的平民倾向；在作者看来，鲁姆文坛真正的诗人皆出自苏菲教团且皆生活在奥斯曼人建立国家之前的历史时期，长于抒发真实的情感而不受世俗环境和官方意志的干扰。第三位诗人传记作者阿希克·切勒比（Asik Celebi，1520—1572），亦出身豪门，长期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其所编著的诗人传记《诗人驿站》（Stations of Poets）于1566年问世，收录472位诗人，一律按照诗人笔名的字母笔画数排序；其后编著的所有诗人传记，诗人排序均以此为例。(www.xing528.com)

以上诗人传记的问世，表明土耳其语在奥斯曼帝国的古典时代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首要文字载体，奥斯曼文学亦不再仅仅是阿拉伯文学特别是波斯文学的简单模仿，而是表现出鲜明的土耳其属性，异族色彩随之淡出奥斯曼文学。另一方面，以上诗人传记所收录的诗人，分别属于穆斯林的不同教派，却将所有的非穆斯林诗人排除在外。使用土耳其语创作的诗歌，是诗人传记收录的首要条件。使用希伯来语、亚美尼亚语和希腊语创作的诗歌和非穆斯林诗人的诗歌，不在诗歌传记的收录范围。此外，诗人传记并未局限于土耳其人，亦有异域穆斯林诗人。伊朗诗人巴希里（Basiri，生卒年不详）曾经作为萨法维王朝的使者长期留居伊斯坦布尔，使用土耳其语创作大量诗歌，被赛西·贝格的诗人传记《天园的八座花园》收录其中。阿赫迪（Ahdi，生卒年不详）亦是非土耳其血统的穆斯林诗人，阿希克·切勒比的诗人传记《诗人驿站》将其收录书中。宗教的差异和信仰的认同，成为奥斯曼文学的边界。奥斯曼文学的伊斯兰教色彩，由此可见一斑。

17世纪奥斯曼诗歌的代表人物是奈菲仪（Nef'i，1582—1636）、宰凯里亚·栽德·雅赫亚·艾芬迪（Zekeriyya Zade Yahya Efendi，1552—1644）和尤素夫·纳比（Yusuf Nabi，1642—1712）。奈菲仪出身于埃尔祖鲁姆的寒微家庭，常感怀才不遇，愤世嫉俗，诗作语言尖刻，嘲讽腐败世风。宰凯里亚·栽德·雅赫亚·艾芬迪出生于宗教学者家庭，擅长创作抒情诗，淡化波斯诗歌风格而强化土耳其本土风格，备受苏丹宠信。尤素夫·纳比的诗歌注重借鉴阿拉伯、波斯诗歌的风范，偏爱爱情、美酒和宗教题材，风格优雅，技巧精湛。

进入17世纪的奥斯曼文坛，称作萨尔基（sarki）的音乐诗逐渐盛行。萨尔基具有明显的旋律色彩，以颂扬爱情作为主体，语言质朴。纳伊里（Naili，卒于1666年）作为诗歌传记作家，首次收录纳迪姆·瓦绥夫（Nedim Vasif，生卒年不详）创作的11首萨尔基。穆罕默德·法伊兹（Mehmed Feyzi，生卒年不详）为大维齐尔达马德·伊卜拉欣帕夏（Damad Ibrahim Pasha）创作的萨尔基，曾经在伊斯坦布尔名噪一时。讽刺诗亦在此间开始盛行。麦乌拉维教团的诗人萨尼（Sani，生卒年不详）在伊斯坦布尔首开讽刺诗创作的先河，奈菲仪则是此间最负盛名的讽刺诗人，著有诗集《厄运之源》（The Shafts of Doom），常用禁忌的言辞，抨击时局而竭尽所能，树敌甚多，最终因未能取悦苏丹穆拉德四世而遭到杀害。此间奥斯曼文坛的第三种新诗体称作冥诗（vefeyat），以悼念死者作为主题。布尔萨诗人穆罕默德·萨利希（Mehmed Selisi，生卒年不详）以诗歌的形式记述了葬于布尔萨的宗教学者和苏菲长老的生卒始末，阿莱贝伊扎迪·穆罕默德·艾敏（Alaybeyizade Mehmed Amin，卒于1666年）在其创作的诗歌中提及生卒始末的历代先贤多达7 000余人。

散文是奥斯曼文学中仅次于诗歌的另一重要体裁。现存15世纪以前的土耳其语散文，均为译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散文作品，大都局限于哲学和科学的题材，作者则为域外的宗教学者，以土耳其语作为载体和具有文学色彩的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散文尚且不为人知。15世纪以后出现的土耳其语散文，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朴实的散文、华丽的散文和中间的散文。其中，朴实的散文采用接近口语化的书面语言，字里行间不含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形和句式；华丽的散文是去口语化的书面语言，土耳其语与阿拉伯语、波斯语错纵交织，句式复杂；中间的散文在词形和句式方面介于朴实的散文与华丽的散文之间，是最常见的散文形式。

奥斯曼帝国后期的散文创作逐渐形成三种艺术风格。第一种艺术风格的散文称作萨德（sade），文中大量使用土耳其语日常词汇，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平民色彩。第二种艺术风格的散文称作苏斯鲁（suslu），文中主要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而鲜有土耳其语词汇，追求艺术风格，晦涩高深，受众局限于文人和社会上层。第三种艺术风格的散文称作奥尔塔（orta），文中兼有土耳其语词汇以及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主要追求文本内容而疏于艺术形式，受众多为具有初步文化基础的市民群体。

德德·克尔库特（Dede Korkut，生卒年不详）是14世纪土耳其最为杰出的民间散文家。他的散文集描述土耳其人在高加索山区与格鲁吉亚人以及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与拜占庭人的征战史，反映出此间土耳其人的部落习俗和道德标准。奥斯曼帝国中期以后的散文作家，大都来自官方背景的文职书吏。锡南帕夏（Sinan Paşa，卒于1486年）在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和巴叶济德二世当政期间长期担任维齐尔，塔希扎德·卡佛尔·切勒比（Tacizade Cafer Çelebi，1459—1515）是苏丹巴叶济德二世和塞里姆一世当政期间的幕僚和法官，皆有多篇散文佳作传世。锡南帕夏的散文以赞美安拉作为主题，兼有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形句式，辞藻优美，韵律抑扬顿挫，被后人视作华丽的散文之开篇之作，而华丽的散文在其后数十年间甚至被誉为“锡南的风格”。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以后，赞美历代苏丹的叙事散文风行一时。进入古典时代，散文成为堪比诗歌的文学体裁。著名诗人拉提夫曾经创作500余首抒情诗和30余首赞美诗，后放弃诗歌，致力于创作散文。在拉提夫看来，“诗人如同说谎的骗子，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凤凰”，唯有散文才是“文人的根基”。拉米（Lami，卒于1531年）和加扎里（Gazali，卒于1538年）是16世纪奥斯曼帝国最负盛名的散文作家，散文作品大都取材于阿拉伯和波斯的文学典故，亦有取材于先人轶事，文笔生动，不乏幽默诙谐，引人入胜。埃弗利亚·切勒比（Evliya Celebi，1614—1682）的地理学著作和阿齐兹·艾芬迪（Aziz Efendi，卒于1798年）的历史学著作，行文优美，风格流畅，亦被视作散文佳作。阿齐兹·艾芬迪出生于克里特岛，曾经在伊斯坦布尔的宫廷服役，继而入仕为官，担任第一位奥斯曼帝国驻普鲁士外交官。阿齐兹·艾芬迪代表作是名为《穆哈耶拉特》（Muhayyelat）的故事集，描写奥斯曼王子卡莫尔坎（Kamercan）和公主古尔鲁赫（Gulruh）的历险故事，不仅参照《一千零一夜》的写作手法，而且融入古希腊神话和苏菲圣徒传记的元素，故事情节丝丝入扣。《穆哈耶拉特》于1852年问世，此后多次印刷，备受读者青睐。

阿齐兹·艾芬迪

伊卜拉欣·伊纳西

进入19世纪，在西方世界扩张浪潮的冲击下，奥斯曼帝国文坛出现了西化的倾向。如同土耳其语曾经大量借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此间欧洲语言备受推崇，借用法语词汇尤其成为文人时尚。与此同时，波斯传统的文风逐渐淡去，法兰西文学风行奥斯曼帝国文坛，文学创作亦随之焕然一新。伊卜拉欣·伊纳西（Ibrahim Inasi，1826—1871）、齐亚·高卡尔普（Ziya Gokalp，1825—1880）和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1840—1888），致力于翻译法国诗歌、小说和戏剧，进而以文学作品的形式传播西方现代政治理念，唤醒民众，反对独裁专制，倡导自由民主，曾被誉为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文坛三杰。

19世纪后期，小说逐渐取代传统的叙事诗，成为叙事文学的主要体裁。作为新的文学体裁，小说更多关注现实生活，以城市读者作为首要的受众对象。艾哈迈德·米扎特·艾芬迪（Ahmet Mithat Efendi，生卒年不详）于1875创作的小说《菲拉吞贝伊与拉吉姆·艾芬迪》（Felatun Bey and Rakim Efendi），书中描述的主人公菲拉吞贝伊是不思进取而挥霍无度的富家子弟，沉迷于西方的奢侈生活，陷于声色犬马的物质享乐，直至破产后沦落他乡，书中描述的另一主人公拉吉姆·艾芬迪来自寒门家庭，身处社会底层却努力自强，最终作为成功者留给后人丰厚的遗产，两者虽面临相同的时代环境，人生轨迹迥然各异，形成巨大的反差。作者以文学的手法刻画奥斯曼帝国晚期剧烈变革的历史背景和西方冲击下的社会环境，取材普通民众的生活细节和情感纠葛，探讨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人性危机，语言生动，笔下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艾哈迈德·米扎特·艾芬迪

女性文学的兴起亦是奥斯曼帝国晚期文坛的新亮点，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解放成为诸多文学作品的人物主题，多部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社会剧烈变革背景下女性的风貌和女性社会角色的转换。哈里特·齐亚·乌萨克里基勒（Halit Ziya Usakligil，生卒年不详）于1900年创作的小说《禁忌之爱》（Forbidden Love），书中描述的主人公阿德南·贝伊在妻子死后与儿子布伦特和女儿尼哈勒在自己的庄园中生活，直到有一天，阿德南·贝伊娶回了年轻的妻子比赫特，家庭生活开始失去平静，女儿尼哈勒不肯接受新的继母，年轻的妻子比赫特亦逐渐感情出轨，钟情于阿德南·贝伊的侄子贝赫鲁尔，最后比赫特得知尼哈勒与贝赫鲁尔即将成婚，陷入精神崩溃，选择了自杀的结局，比赫特死后，阿德南·贝伊又回到了从前的生活。主人公比赫特的遭遇，折射出女性的情感诉求和传统道德伦理的深刻危机，体现出奥斯曼帝国晚期社会变革的冰山一角。

哈里特·齐亚·乌萨克里基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