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起义对土耳其影响巨大

塞里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推行的新政举措以及19世纪中叶的坦泽马特运动，始终围绕着完善中央集权的鲜明主题，旨在强化伊斯坦布尔的专制独裁和遏制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进而维持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于诸多被征服民族的封建统治。在奥斯曼帝国多元民族构成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成为苏丹统治下的民众反抗专制独裁和争取自由民主的首要形式。

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错综交织。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政府始终面临而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是在西方列强的冲击和干预下帝国境内欧洲省区非穆斯林臣民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下的东南欧地区，包括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门德内哥罗、摩尔达维亚和瓦兰几亚，面积约2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00万。

卡拉乔尔杰·彼得洛维奇

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

拜伦

1804年，塞尔维亚人发动起义，首开东南欧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先河。1806年，卡拉乔尔杰·彼得洛维奇（Karadjordje Petrovic，1768—1817）领导的塞尔维亚起义军击败奥斯曼帝国军队，攻占贝尔格莱德，迫使奥斯曼帝国苏丹塞里姆三世缔结和约。181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恢复在塞尔维亚的统治权力，实行高压政策。1815年4月，塞尔维亚人再度起义，推举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Milos Obrenovic，1780—1860）为起义军首领，夺回塞尔维亚大部分地区。同年10月，在俄国政府的干预和斡旋下，苏丹被迫承认塞尔维亚人作为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享有自治的权利，允许塞尔维亚人拥有武装和自行征税。1817年，塞尔维亚召开国民议会，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当选塞尔维亚大公。

1821年，希腊人发动起义，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是希腊人起义的宗旨。起义首先在希腊半岛爆发，继而扩展到克里特岛、爱琴海诸岛和马其顿。英国著名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曾经于1823年作为志愿者奔赴希腊，解囊相助，帮助组建希腊舰队，1824年病逝于希腊。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不得不依靠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出兵介入，平定希腊人的起义。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之子伊卜拉欣于1825年率埃及军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1826年攻陷雅典。1827年，英国、法国和俄国介入希腊战争，要求奥斯曼帝国在保留宗主权的前提下给予希腊自治地位。同年，英法俄联合舰队在纳瓦里诺海战中击败奥斯曼帝国和埃及联合舰队。1829年，苏丹被迫签署《埃迪尔内条约》，承认希腊独立，给予摩尔达维亚和瓦兰几亚公国以及塞尔维亚部分地区的自治权，并且将巴尔干东部地区割让给俄国。(www.xing528.com)

19世纪60—70年代，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德内哥罗、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和帖萨罗尼加诸地相继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1877年，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之间再度爆发战争，由于该年是伊斯兰历1293年，亦称“93年战争”。1877年4月，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宣战，俄军分别在西部的多瑙河战场和东部的高加索战场击败奥斯曼帝国军队，攻入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1878年1月，俄军兵临伊斯坦布尔城下。同年3月，奥斯曼帝国被迫与俄国签订城下之约，是为《圣斯特凡诺条约》，承认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德内哥罗独立，承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奥斯曼帝国版图之内享有自治地位，放弃对于保加利亚的宗主权。随后，奥斯曼帝国再度与英国和奥匈帝国签订《柏林条约》，修改《圣斯特凡诺条约》的部分条款，将塞浦路斯划归英国而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划归奥匈帝国。《圣斯特凡诺条约》和《柏林条约》的签署，意味着奥斯曼帝国丧失大约1/3的疆域和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对于东南欧地区的统治濒临终结。“93年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疆域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欧洲领土所剩无几，其欧洲属性亦丧失殆尽。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不再被视作囊括欧亚广大地区，俨然是版图局限于亚洲的伊斯兰国家。

19世纪末黑塞哥维那莫斯塔尔土耳其人街铺景色

至19世纪90年代，亚美尼亚人逐渐成为奥斯曼帝国境内民族宗教矛盾的焦点所在。

奥斯曼帝国时代，亚美尼亚人主要分布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南高加索地区，大都属于东正教基督徒，亦有少量亚美尼亚人信奉天主教。据大致的统计，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约有150万，占安纳托利亚总人口的1/10。亦有史料推测，亚美尼亚人约占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总人口的6%—8%。然而，不同于巴尔干半岛的诸多非穆斯林族群，亚美尼亚人散居于安纳托利亚各地，普遍属于人口少数族群，即便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6个行省中，亚美尼亚人在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亦不超过1/4。在安纳托利亚东部，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1887年和1890年，亚美尼亚人分别在日内瓦和第比利斯创建政治组织，名为亚美尼亚革命联盟，致力于争取亚美尼亚独立的运动，试图赢得西方世界的支持。亚美尼亚人的诉求，包括5年内免缴赋税，5年后缴纳赋税减少至现行数额的20%，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6个行省由亚美尼亚人出任地方长官，建立由基督徒组成的宪兵武装。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拒绝接受亚美尼亚人的上述诉求，却在多地任命基督徒作为地方长官，同时颁布大赦法令。1896年，亚美尼亚人在伊斯坦布尔一度占领奥斯曼银行，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险遭炸弹袭击。随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建立由库尔德人组成的哈米迪耶军团（Hamidiye），用于镇压亚美尼亚人的暴力反抗。库尔德人武装由此浮出水面，进而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正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忙于平息亚美尼亚人的反叛之际，希腊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再度高涨。希腊人试图复兴文明和重建爱琴海世界的希腊帝国，克里特岛成为希腊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中心所在。1895年，希腊人在克里特岛武装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要求将克里特岛并入希腊半岛。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有意任命希腊人作为克里特岛的地方长官，缓解希腊人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矛盾，却遭到约占克里特岛人口30%的穆斯林民众的强烈反对。克里特岛的希腊人起义得到了希腊本土广大民众的支持，1897年4月奥斯曼帝国向希腊宣战，希土战争爆发。同年5月，希土战争结束，希腊战败，希腊军队撤出克里特岛，奥斯曼帝国恢复对克里特岛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