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里姆三世与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举措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近代欧洲的崛起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自新航路开辟，特别是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基督教欧洲诸国的现代化进程逐渐启动。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恪守传统秩序，墨守成规，长期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由此形成的历史落差，改变着基督教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奥斯曼帝国面临近代欧洲崛起的巨大压力，来自基督教世界的战争威胁促使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开始推行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所谓的西化进程由此拉开帷幕。

郁金香时代建筑风格的代表——艾哈迈德三世喷泉

法国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盟友。早在18世纪初，苏丹艾哈迈德三世（AhmedⅢ，1703—1730年在位）钟情于法国文化和生活情调，尤其酷爱从西欧引进的稀有花卉郁金香，在伊斯坦布尔的黄金角海岸新建郁金香花园，模仿巴黎枫丹白露宫的建筑风格，名为萨达巴特宫（Sadabat Palace），由水池、喷泉、雕塑、花园和亭阁组成，聘请法国画师在宫内作画，引发民间竞相追逐。此间，郁金香盛开于伊斯坦布尔全城，栽培郁金香俨然成为社会上层的特权和达官显贵的身份象征，亦是苏丹宫廷和贵族宅邸不可或缺的点缀物，奢华之风盛行，时人称之为郁金香时代（the Tulip Era），西化色彩初露端倪，法国文化和时尚已然令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心向神往。1719年和1721年，艾哈迈德三世先后派出外交人员常驻于维也纳和巴黎，以了解西方作为外交人员的首要职责，旨在扩大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苏丹马哈茂德一世在位期间，聘请法国贵族邦纳瓦尔（1675—1747）组建欧式新军，身着欧式军服，引进欧式武器，采用欧式战术，直至创建欧式军事学校。1750年，迫于近卫军团的压力，邦纳瓦尔组建的欧式新军被苏丹解散。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Abdul HamidⅠ，1774—1789年在位）亦曾尝试军事改革，聘请有匈牙利血统的法国军官德·托特（1730—1793）在伊斯坦布尔组建欧式炮兵，创办欧式火炮工厂和炮兵学校，同时引进法国技术重建俄土战争期间损失殆尽的奥斯曼海军。

艾哈迈德三世

塞里姆三世

塞里姆三世推行新政举措之前，奥斯曼帝国有名为耶尼切里的近卫军团约15万人，其中5万人驻扎在首都伊斯坦布尔。1792年，塞里姆三世首先组建员额600人的新军，身着欧式军服，采用西方战术，聘请法国军官主持训练。此后，新军的规模不断扩大，1797年为2 500人，1801年增至9 000人。1807年，新军人数达到3万人。新军的兵源，主要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青年。塞里姆三世组建的新军实行薪俸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分别驻扎于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内地。与此同时，塞里姆三世大幅裁减近卫军团的兵员人数，废除近卫军团冬季解散的传统体制，实施新的兵役轮换制度，增加近卫军团的火器配置，规范近卫军团的军饷发放，旨在提升近卫军团的战斗力水平，然而效果甚微。

组建新军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支出，而保证财政的收支平衡需要高效的政府运作。为此，塞里姆三世重组包括12位大臣的御前会议，调整御前会议成员的职责，削减大维齐尔的权力，缩短行省长官的任期，缩小包税范围，设立直接征收赋税的专门机构，扩大财源，筹集军费，创办新式军事医院和军事工程学校，向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派出常驻外交机构。1793年，塞里姆三世从包税商手中收回约400处封邑，实行直接征税。此后，越来越多的封邑处于苏丹的直接控制之下。

塞里姆三世的新政举措，损害了传统的军事贵族、近卫军团、欧莱玛阶层和包税商的既得利益，遭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1807年5月，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近卫军团发动兵变，以新政举措与伊斯兰教法不符为由，强迫塞里姆三世宣布解散新军，进而罢免塞里姆三世，拥立穆斯塔法四世（MustafaⅣ，1807—1808年在位）出任苏丹。穆斯塔法四世即位后，谴责塞里姆三世的改革举措系违背教法的邪恶行为，宣布取消新军，恢复奥斯曼帝国的原有秩序，新政随之夭折。

1808年7月，多瑙河地区的奥斯曼贵族巴拉克塔尔·穆斯塔法帕夏（Baraktar Mustafa Pasha）率军入主伊斯坦布尔，废黜苏丹穆斯塔法四世，在塞里姆三世死于保守派的暗杀后，拥立马哈茂德继任苏丹，是为马哈茂德二世（MahmudⅡ，1808—1839年在位）。马哈茂德二世当政期间，恢复塞里姆三世时期颁布的新政法令，延续塞里姆三世制定的新政举措，扩大改革的领域，时人称之为奥斯曼帝国的彼得大帝。(www.xing528.com)

马哈茂德二世

服饰改革后的马哈茂德二世

塞里姆三世的新政举措，主要局限于军事层面。相比之下，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举措，涉及奥斯曼帝国统治制度的诸多领域，包括军队的欧式化、土地制度的非封邑化、政府机构的官僚化和政治生活的世俗化，其中新军的重建构成新政的核心内容。

马哈茂德二世首先致力于重建新军，配备新式枪支和火炮，聘用普鲁士军官，采用普鲁士的训练模式。1826年5月，马哈茂德二世与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近卫军团发生冲突，后者试图效法1808年的兵变，故伎重施。马哈茂德二世派出新军镇压近卫军团的反叛，以新式火炮轰击反叛者，进而解散近卫军团。1827年，新军人数达到2.7万人，分为31个团，其中10个团驻守伊斯坦布尔，21个团驻守行省；每团包括3个营，每营包括8个连。马哈茂德二世当政后期，新军总数达到6.5万人。

1831年，苏丹宣布将提马尔收归国有，废除封邑制，全面改革税制，旨在扩大财源，为重建新军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与此同时，马哈茂德二世改革奥斯曼帝国传统的官僚机构，设立新的国务会议，下辖陆军部、内务部、外交部、财政部、司法部和瓦克夫事务部，大维齐尔改称首相（不久后又弃首相的称谓而恢复维齐尔的称谓），起用新官吏，身着欧式官服，实行薪俸制，旨在强化苏丹的统治，削弱贵族的离心倾向。

此外，马哈茂德二世效法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在保留传统宗教教育体制的同时，推行世俗教育，进而形成教俗二元的教育体系。马哈茂德二世当政期间，派遣留学生赴西欧诸国学习军事技术，创办包括陆军学校、海军学校和军事医学院在内的新式学校，聘用欧洲教官，采用欧洲教学模式，使用欧洲语言授课，旨在培养新军将领及政府官吏，是为奥斯曼帝国世俗教育的原型。

苏菲派拜克塔什教团长期以来与近卫军团保持密切关系，制约着苏丹的权力，构成奥斯曼帝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马哈茂德二世解散近卫军团之后，平息拜克塔什教团发动的叛乱，进而取缔拜克塔什教团，没收其财产。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任命伊斯坦布尔的大穆夫提作为欧莱玛的最高宗教首领，同时规定瓦克夫事务部掌管欧莱玛控制的宗教地产，剥夺欧莱玛的经济自主权，由国家向欧莱玛发放俸禄，宣布教育部和司法部分别掌管学校教育和司法审理，将欧莱玛纳入苏丹控制的国家体系，进而开辟奥斯曼帝国世俗化进程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