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并非导致新航路开辟的主要原因,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导致新航路开辟的观点具有夸大和虚构的成分,然而新航路的开辟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进程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横跨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扼守东西方之间传统贸易的十字路口。中国、印度、波斯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陆路贸易,以及红海、黑海和地中海东部的海上贸易,无不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首都伊斯坦布尔以及安纳托利亚的布尔萨、巴尔干半岛的杜布罗夫斯克、叙利亚的阿勒颇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构成奥斯曼帝国贸易网络的重要枢纽。幅员辽阔的奥斯曼帝国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东西方之间的过境贸易尤其构成奥斯曼帝国的重要财源。奥斯曼帝国控制陆路贸易,长期采用商旅驼队的贩运方式。欧洲基督教诸国控制海路贸易,主要采用商船贩运货物。
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世界范围内商路的转移,大西洋成为东西方之间的主要贸易通道。自大西洋经好望角至印度洋的新兴海上贸易,开始挑战奥斯曼帝国控制的传统陆路贸易。17世纪的一位奥斯曼学者曾经这样写道:“现在欧洲人已经学会认识整个世界;他们的船只派往世界各地,并夺取了重要港口。在过去,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照例都是首先来到苏伊士,然后经穆斯林的手分发到世界各地。但是,如今这些货物都已改由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国船只载运前往法兰基斯坦,再由那里分运到世界各地。凡是他们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便运来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的地方,并以五倍的高价出售,从而大发其财。伊斯兰各地因此越来越感到金银的缺乏。奥斯曼帝国必须设法取得也门沿海各地,以及通过那些地方的贸易,否则,在不久的将来,欧洲人便将控制伊斯兰各地。”[5]然而,基督教欧洲商人经营的海上贸易此时并未完全取代途经奥斯曼帝国的陆路贸易。“1630年后,欧洲消费的香料和胡椒肯定已改经大西洋运输,但是丝绸,不久以后的咖啡和药材,再往后的棉花以及印花布或单色布,仍由近东运往欧洲”。[6](www.xing528.com)
奥斯曼帝国长期实行银本位的货币制度,银币构成奥斯曼帝国的基本货币形式。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的贵金属,特别是廉价的白银,经欧洲大量流入中东,导致奥斯曼帝国的所谓价格革命。奥斯曼帝国自16世纪末开始出现明显的货币贬值。金币与银币的兑换比例,1580年为1∶60,1590年为1∶120,1640年为1∶250。货币贬值导致奥斯曼帝国政府岁入锐减,从1534年的500万金币下降为1591年的250万金币。与此同时,小麦的价格在16世纪上涨了20倍。尽管如此,不应过分强调价格革命与奥斯曼帝国衰落之间的必然联系,也不应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简单归结为价格革命的结果。所谓的价格革命缘起于新航路的开辟,价格革命首先影响西欧诸国,继而波及奥斯曼帝国境内,后者所受影响的程度远不及前者,价格革命在西欧诸国和奥斯曼帝国所导致的后果亦迥然不同,进而导致西欧诸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日趋明显的历史落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