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世纪开始，在与欧洲基督教诸国的战事中，传统封邑制骑兵即西帕希的战斗力明显下降，装备新式火器的雇佣制步兵即称作耶尼切里的近卫军团取代传统骑兵而成为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核心成分。伴随着军事技术的变革，货币的支付取代土地的赐封成为维持军队的基本形式，封邑制出现衰落的趋势，封邑领有者的人数逐年减少。据相关资料统计，奥斯曼帝国的封邑领有者，1475年为6.3万人，1610年下降为4.5万人，1630年已不足1万人。
“为了迅速而便利地取得现金的回转，苏丹没有直接去管理这类土地的赋税，而是采取按照不同的租约和转让方式，把赋税放给别人的办法”。[4]于是，包税制逐渐取代封邑制，成为奥斯曼帝国开辟财源和聚敛财富进而保证军饷支出的有效手段。包税者大都出自商人阶层，构成联结中央政府与乡村民众的重要纽带。最初，包税者仅仅充当非官方的征税人，征税期限通常为3年，征税标准由中央政府规定。久而久之，包税权逐渐世代相袭，包税者权力范围扩大，控制乡村民众，形成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进而构成否定国家土地所有制直至挑战苏丹和帝国政府的潜在隐患。(www.xing528.com)
封邑制的衰落明显削弱苏丹政府对于行省和桑贾克的直接控制，助长奥斯曼帝国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另一方面，包税制的推行切断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农民失去政府提供的保护，逐渐依附于包税人，与此同时，包税人不断扩大其对于土地的支配权和控制权，进而演变为大地产主和乡村的统治者。“在理论上，他们只是作为租约人和租税包收人而占有地产的，但是，日益变得软弱的政府失去对各省的控制权，这些新土地所有者因而能够增多他们占有的土地，并且增强了这种占有的可靠性。在17世纪、18世纪，他们甚至开始篡夺政府的一些职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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