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修订本）：奥斯曼帝国时代城市与行会的关系

奥斯曼帝国时代，安纳托利亚的城市大都是拜占庭帝国时代基督教城市的延续。科尼亚的前身是拜占庭城市伊科尼（Iconium），阿玛西亚的前身是拜占庭城市阿玛赛亚（Amaseia），锡瓦斯的前身是拜占庭城市塞巴斯蒂亚（Sebasteia），开塞利的前身是拜占庭城市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Caesarea in Capadocia），克尔谢希尔的前身是拜占庭城市米西苏斯（Mocissus），埃斯基谢希尔的前身是拜占庭城市多利莱昂（Dorylaion），安卡拉的前身是拜占庭城市安希拉奴（Ancyranum），安塔利亚的前身是拜占庭城市安塔雷亚（Attaleia）。奥斯曼帝国时代亦有诸多的新兴城市，大都分布在商路沿途和贸易中心，其中包括阿拉尼亚（Alanya）、库巴迪耶（Kubadiye）、阿克谢希尔（Aksehir）、贝伊谢希尔（Beysehir）和赛伊迪谢希尔（Seydisehir）。另一方面，随着奥斯曼帝国重心的西移，安纳托利亚东部城市埃尔祖鲁姆（Erzurum）、埃尔津詹（Erzincan）、阿赫拉特（Ahlat）、凡城（Van）、比特利斯（Bitlis）以及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城市迪亚巴克尔（Diyarbakır）、乌尔法（Urfa）、马尔丁（Mardin）和艾因塔布（Ayintab）繁华不再，逐渐丧失塞尔柱时代原有的重要地位。

奥斯曼帝国时代安纳托利亚城市中的穆斯林人口，主要是土耳其人。在科尼亚、锡瓦斯和开塞利这样的大城市，亦有非土耳其血统的穆斯林居民，包括阿拉伯和波斯血统的宗教学者、苏菲教团的德尔维什、称为谢里夫（sharif，特指先知穆罕默德女婿阿里的长子哈桑的后裔）和赛义德（sayyid，特指先知穆罕默德女婿阿里的次子侯赛因的后裔）的圣族后裔、商人和官吏。《伊本·白图泰游记》多次提及在安纳托利亚旅行期间所见非土耳其血统的城市居民，可为佐证。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安纳托利亚的多个城市中，生活着相当数量的非穆斯林人口，包括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少量的犹太人和欧洲商人。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将奥斯曼城市的非穆斯林人口称作“受管辖的鲁姆人”，向苏丹缴纳人丁税。在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安纳托利亚，穆斯林并非在所有的城市皆构成多数居民。据《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在一些城市，希腊人多于土耳其人，在另一些城市，亚美尼亚人多于土耳其人。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写道，埃尔津詹是一座人烟密集的大城，城内居民多为亚美尼亚人。伊本·白图泰在途经黑海南岸城市阿玛斯拉时，亦曾发现该城居民多为热那亚人，信奉基督教。犹太人主要分布在科尼亚、安塔利亚、锡诺普和锡瓦斯。在布尔萨，作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作为非穆斯林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分别生活在称为马哈莱（mahalle）而专属于各自族群的城市社区，彼此之间相安无事，相处和睦。兼有不同族群、教派之多元化的城市社区，作为始于阿拉伯帝国时代的中东城市传统，可谓中世纪伊斯兰城市区别于同时期欧洲基督教城市的明显特征。城市社区的多元化格局，亦是中世纪伊斯兰文明区别于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冰山一角。

奥斯曼帝国的城市普遍位于定居地区，依托定居农业作为基本的粮食供应地，为农产品提供市场，吸收乡村的剩余产品，同时向乡村提供手工业品，满足乡村市场的需要，进而形成与乡村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城市大都分布于商路沿线。安纳托利亚的伊斯坦布尔、布尔萨和安卡拉，巴尔干半岛的埃迪尔内，埃及的开罗，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伊拉克的巴士拉和巴格达，皆为奥斯曼帝国的贸易枢纽。奥斯曼帝国鼓励发展远程贸易，保护商路的通畅和货物运输的安全，在商路沿途的城市建造诸多的商栈用于客商居住和货物储存。伊斯坦布尔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具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发达的区域性贸易。保证伊斯坦布尔的物资供应，是苏丹政府的重要职责。伊斯坦布尔地处东南欧与亚洲以及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系东西方之间过境贸易的交汇点。欧洲的纺织品和东方的香料构成伊斯坦布尔过境贸易的首要内容，商旅驼队频繁往返于伊斯坦布尔与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中亚之间。马尔马拉海东侧的布尔萨亦是安纳托利亚的重要商业据点和东西方之间的商品集散地。1340年，乌尔汗在布尔萨建成大型的巴扎。此后，布尔萨的人口迅速增多，1485年约5 000户，1530年增至6 350户，1580年达到12 850户。伊朗的生丝、欧洲的毛纺织品、埃及的糖和印度的香料，是布尔萨市场的主要商品，布尔萨生产的丝绸长期远销欧洲各国。锡尔特因盛产铜器而闻名于世，代尼兹利和阿克谢希尔生产优质棉布，锡瓦斯和卡斯塔莫努生产优质毛织品，埃尔津詹生产天鹅绒，埃尔比勒和锡尔特生产亚麻制品。科尼亚曾经是罗姆苏丹国的都城，亦是奥斯曼时代安纳托利亚的重要城市。据《伊本·白图泰游记》的记载，科尼亚始建于亚历山大东征时代，城市宽大，人烟稠密，市场布局美妙，各行各业各有专区，泉水河水和花木水果样样俱全。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记载的另一城市阿克萨赖，是罗姆地区最美丽最坚固的城市之一，四面绕以甘泉流水，三条河流穿城而过，清水流至家家户户的门前，城内花园甚多，该城生产的绵羊毛织成的地毯名为阿克萨赖地毯，质地举世无双，远销叙利亚、埃及、伊拉克、印度和中国。《伊本·白图泰游记》还曾提及锡瓦斯、阿玛西亚、锡诺普诸城，称赞锡瓦斯建筑美丽、市街宽阔、市场拥挤，称赞阿玛西亚是一座美丽宽大的城市，河流、树木和花园应有尽有，沿河有水车供市民浇灌和饮用，伊本·白图泰笔下的锡诺普，三面环海，一面筑有坚固的城墙。

16世纪生产的瓷器1

15世纪布尔萨生产的天鹅绒

16世纪生产的瓷器2

16世纪科尼亚制作的地毯

城市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重心所在，具有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的多重功能。奥斯曼于1302年征服卡拉加希萨尔后，曾经从格尔米延公国迁移大量人口入住该城。1430年苏丹穆拉德二世亦曾从周边地区移民入住塞萨罗尼基城内，同时鼓励战乱期间的逃亡者返回城内居住。据《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14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作为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居民多为穆斯林，西区居民多为基督徒，包括热那亚人、威尼斯人、法兰西人和罗姆人，以经商为主，有船只摆渡于东区与西区之间，城区以石板铺路，各行各业各有固定区域而不得混杂，市场各有栅门相通，夜间关闭。然而，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穆斯林攻陷之时，人口不足5万。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当政期间，以归还财产和给予信仰自由作为条件，吸引出逃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重返故里，同时下令从鲁梅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迁4 000户家庭移居伊斯坦布尔，迁3万户农民移入伊斯坦布尔周围的35个无人居住的乡村，以保障伊斯坦布尔的农产品供应。穆罕默德还曾下令，伊斯坦布尔城内塔拉区的逃亡者，若三个月内返回原住所，其原有财产全部归还，否则做充公处理。1453—1481年，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坦布尔新建清真寺209座，学校24所，公共浴室32处，客栈和巴扎12处。1477年，伊斯坦布尔的总人口接近10万。16世纪初，伊斯坦布尔的人口达到40万，成为当时欧洲和中东最大的城市。16世纪末，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增至80万，其中40%系非穆斯林，主要分布于加拉塔区。热那亚人曾经是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商人群体。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广泛征服，希腊人以及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逐渐取代热那亚人的地位。希腊人在包税、大宗贸易批发和航运领域独占鳌头，加拉塔区几乎成为希腊商人的世界。

19世纪末伊斯坦布尔加拉塔大桥景色

1800年前后，奥斯曼帝国约15%的人口生活在1万人以上的城市。^[10]另据相关资料的统计，1800年前后，安纳托利亚的主要城市伊斯坦布尔约有人口75万，伊兹密尔约有人口10万，布尔萨约有人口5万，安卡拉、埃尔祖鲁姆和科尼亚亦有超过万人的城市人口；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世界，埃及10%的人口生活在开罗、艾斯尤特、马哈拉、坦塔、罗赛达、迪米耶塔、亚历山大等城市，叙利亚20%的人口生活在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哈马、耶路撒冷、的黎波里等城市，伊拉克15%的人口生活在巴格达、摩苏尔、希拉、巴士拉等城市。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1800年前后中东的城市人口比例高于同时期的基督教欧洲。^[11](www.xing528.com)

伊斯坦布尔街头小吃摊

清真寺和市场是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每占领一座城市，必首先在毗邻清真寺处开辟市场。苏丹奥斯曼曾经在埃斯基谢希尔和卡拉加希萨尔两座城市建立新的市场。市场内的商业贸易和商人安全受到官府的保护，无论穆斯林抑或异教徒。伊斯坦布尔的大市场位于圣索菲亚教堂的附近，店铺超过千家，构成伊斯坦布尔的主要商业区。1463—1470年，穆罕默德二世在伊斯坦布尔建造新的大清真寺，周围环绕着8所宗教学校，学生总数超过600人，2处客栈每天接待旅客160人，附近的大市场有店铺320家。17世纪中叶，伊斯坦布尔有清真寺150处，宗教学校130处，客栈100处。奥斯曼帝国的市场流通既有实物交易，亦有货币交易。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通用钱币是称作阿克切的银币，塞尔柱时代延续下来的铜币和拜占庭帝国时代延续下来的金币亦流通于奥斯曼帝国的市场。

布尔萨、科尼亚和锡瓦斯是安纳托利亚国际贸易的中心所在。锡瓦斯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处东西方商路以及南北商路的交会点，吸引来自伊朗、埃及、叙利亚和俄罗斯、金帐汗国的商人，各路商贾云集于此。来自东方的丝绸和香料直至中国的瓷器，由伊朗商人贩运到布尔萨的市场，继而转运销往欧洲。南部沿海城市安塔利亚是连接安纳托利亚经海路通往埃及和欧洲的重要商埠。来自欧洲和伊朗、埃及的棉布是奥斯曼帝国境内城市贸易的首要商品，来自叙利亚的丝绸、来自埃及的亚麻制品和来自伊朗的生丝亦充斥于奥斯曼帝国的城市市场。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贸易中心是埃迪尔内和普罗夫迪夫。黑海沿岸的贸易中心包括特拉布宗、萨姆松（Samsun）和锡诺普，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作为贸易对象。

奥斯曼城市亦长期延续贩卖奴隶的贸易传统，加里波利、布尔萨和安塔利亚都有相当规模的奴隶贸易，奴隶的来源主要来自战争中掠夺的战俘。据《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伊本·白图泰曾经在希腊塞奥洛戈斯的奴隶市场以40第纳尔购买一名基督徒女奴。奥斯曼帝国境内贩卖的奴隶，主要作为劳动力销往埃及和爱琴海岛屿塞浦路斯、克里特岛、罗德岛以及意大利的热那亚、威尼斯，甚至远销伊比利亚半岛。

官府将城市划分为各个特定的生活区域，派出官员进行管理，其中最重要的官员是称作卡迪的穆斯林法官，负责向米勒特和行会颁布法令并确保执行。称作伊赫提萨卜（Ihtisab）的市场稽查制度是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制度，旨在保障公平的交易，被纳入沙里亚的框架之中。市场稽查员称作穆赫台绥卜（Muhtasib），作为穆斯林法官卡迪的下属和伊赫提萨卜的执行者，履行管理市场的职责，监督产品的质量和交易的过程，规定交易价格和交易内容，征纳交易税。每个城市按照宗教或职业划分为若干社区，每个社区围绕自己的宗教建筑或市场，社区之间相互独立。耶尼切里在和平时期充当城市警察的角色，负责城市的治安管理。

奥斯曼帝国城市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包括食品加工业、纺织业、建筑业、金属加工业、制革业和木材加工业。城市手工业普遍采用作坊的经营方式，设备简陋，资金匮乏。在奥斯曼帝国的诸多城市，手工作坊通常组成行会，其内部体系与中世纪西欧城市的行会颇为相似，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封闭性和排他性。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安纳托利亚城市区别于其他伊斯兰城市的明显特征，在于苏菲教团的广泛影响。称为阿希利克（ahilik）的行会兼有苏菲道堂的宗教功能。《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关于奥斯曼城市的苏菲行会，多有笔墨描述。奥斯曼城市的苏菲行会具有广泛的自治权利，涵盖市政管理的诸多功能，具有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相比之下，其他诸如开罗、大马士革、阿勒颇、巴格达、大不里士、撒马尔罕、布哈拉等伊斯兰城市，普遍处于官府的控制之下，缺乏自治的民间色彩。在17世纪的伊斯坦布尔，手工业的从业者共计26万人，分别属于1 109个行会；在同时期的开罗，手工业的从业者共计12万人，分别属于262个行会。“所有手工匠都有自己的行会，所有手艺人都属于自己的团体，当然农村手工匠例外，他们独自经营”。^[12]手工业行会由从事同一行业的若干手工作坊组成，作坊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明确规定工匠、帮工与学徒的地位。学徒的期限通常为1 001天，此间由工匠负责学徒的食宿，不支付报酬。学徒在期满之后，经考核升至帮工，继续在作坊从业3—5年，领取报酬，直至成为工匠和独立开设作坊。然而，工匠开设作坊往往受到行会的严格限制，加之财力匮乏，困难重重。行会首领通常负责以固定的价格购置生产原料，然后分发给行会的各个作坊。行会垄断原料供应，实行统一的原料供应价格，规定和限制原料供应的数量，监督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限制作坊的数量和从业者的人数，排斥内部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会的产品主要销往本地市场，而市场通常处于行会的垄断和控制之下。行会内部存在明显的职业世袭现象，工匠与帮工、学徒之间往往存在具有家族色彩的宗法关系。

伊斯坦布尔的理发师

行会作为城市的民间组织，行使广泛的公共职能。官府在向行会成员征纳捐税的前提下，通常允许行会自行管理内部事务。安纳托利亚的行会表现出明显的自治倾向，行会首领在城市具有广泛的权力和影响。“工匠和手艺人都加入行会，行会则对其成员和产品实行监督，有些地方行会势力很大，足以有效地控制当地的政府”。^[13]另一方面，行会通常存在于米勒特的框架之内，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行使相应的社会职能。“行会执行所有种类的社会职能，经常与宗教团体或米勒特联合……作为其所属的宗教对个人的强制性要求的补充”。^[14]在安纳托利亚，穆斯林的行会大都建立在苏菲教团的基础之上，隶属于不同的苏菲教团，处于不同苏菲教团的保护之下，崇拜各自教团的苏菲圣徒，与苏菲教团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构成苏菲教团在城市社会的延伸，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