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国家起源于穆斯林对基督徒的圣战,武力的扩张是奥斯曼国家历史进程的鲜明主题。奥斯曼人的国家机构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俨然是庞大的战争机器。军事贵族的特权地位是奥斯曼文明的明显特征。领土的征服与战利品的分享,则是维系奥斯曼帝国的纽带。另一方面,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建立在领土兼并的基础之上,辽阔的疆域内存在着诸多种族和宗教,伊斯坦布尔的苏丹面临地方离心倾向的挑战,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构成维系统一帝国的政治基础,维持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则是克服地方离心倾向的首要任务。
西帕希骑兵
奥斯曼国家的军队主要由西帕希和耶尼切里组成。西帕希(Sipahi)建立在封邑制的基础之上,系封邑的领有者,自备兵器和马匹,平时为民,战时出征,具有典型的中世纪骑兵特点,是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军事力量。“西帕希享有国有土地的受益权,征收农民缴纳的地租和赋税,保障土地处于耕种状态。遇有战事,西帕希根据受封土地的收入,向苏丹提供相应数量的战士和战争物资”[6]。西帕希骑兵的服役期通常为每年的3—10月,其后返回各自的领地。因此,奥斯曼帝国苏丹发动的战争,通常从每年的春季开始,秋季收兵,冬季处于休战的状态。西帕希处于苏丹的直接控制下,因此不同于西欧中世纪等级结构的封建军队。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封邑面积不等,年收入不足2万阿克切(Akce,银币名称)的封邑称提马尔,年收入在2万至10万阿克切的封邑称齐阿迈特(Zeamat),年收入超过10万阿克切的封邑称哈斯(Hass)。奥斯曼帝国规定,3 000至5 000阿克切的年收入须提供1名骑兵以及相应的武器和粮饷,其标准配置包括战马、铠甲、头巾、弓箭、投枪、弯刀和盾牌。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前夕,鲁梅利亚和安纳托利亚两个行省可以提供西帕希1万人至1.5万人。147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为10万人,其中来自鲁梅利亚的西帕希骑兵4万人,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西帕希骑兵2.4万人。1525年,奥斯曼帝国的西帕希骑兵约5万人。1527年,奥斯曼帝国共有3.7万个提马尔领地,提供西帕希骑兵7万—8万人。1607年,提马尔领地增至4.4万个,提供西帕希骑兵10万人。
耶尼切里
耶尼切里(Yeniceri)亦称加尼沙里(Janissaries),建立在雇佣制的基础之上,是领取薪金的步兵,通常构成苏丹的亲兵抑或近卫军团,系奥斯曼国家的常备军。耶尼切里“是奥斯曼帝国的精锐部队,在几个世纪中堪称欧洲最精良的步兵”[7]。耶尼切里本意为新军,亦称卡皮库鲁(Kapikulu),起源于乌尔汗和穆拉德一世当政时期,主要招募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男童,兵源之一是征募战俘的五分之一(参照《古兰经》关于战利品五分之一上缴国家的划分原则),兵源之二是招募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男童,通常是每40户征募1名男童(参照伊斯兰教关于收入之四十分之一作为天课上缴国家的原则),组成苏丹卫队,后来演变为直接隶属于苏丹的近卫军团,日薪初为2阿克切,后为3—5阿克切。相比于封邑制的西帕希骑兵,耶尼切里的构成具有异族抑或异域的色彩和非穆斯林皈依伊斯兰教的身世背景。耶尼切里由苏丹出资供养,直接听命于苏丹而唯苏丹马首是瞻。耶尼切里的首领称作阿加(aga),第一个阿加名为穆罕默德,始见于1389年的记载,统领2 000名步兵组成的雇佣军出现在科索沃战场。耶尼切里的规模,穆拉德一世当政时期约1 000人,巴叶济德一世当政时期扩大为5 000人。穆罕默德二世当政期间,奥斯曼帝国的兵员总数约10万人,其中耶尼切里1.2万人。苏莱曼一世即位后,耶尼切里增至4万人,招募范围亦逐渐扩大到小亚细亚半岛和高加索地区。耶尼切里自幼从军,待遇优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奉行独身原则,不得娶妻成婚,由此形成封闭的状态。苏莱曼二世(SulaymanⅡ,1687—1691年在位)即位后,耶尼切里的独身原则逐渐废止,甚至允许耶尼切里将其男性子嗣列入军饷名册,作为后备战士,进而导致耶尼切里内部普遍的职业世袭化现象。至17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停止直接招募非穆斯林少年组成耶尼切里,耶尼切里的封闭状态不复存在,耶尼切里的来源构成呈开放的倾向。形形色色的社会成员加入耶尼切里,兵员的混杂状况日趋严重,耶尼切里的战斗力随之明显下降。
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除西帕希骑兵和耶尼切里步兵以外,还包括来自被奥斯曼人征服地区的附庸国仆从军。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王公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封臣,跟随苏丹征战各地,接受土地赐封,分享战利品。瓦兰几亚、特兰西瓦尼亚和摩尔达维亚是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三个基督教附庸国,提供大量的步兵和骑兵。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一直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忠实盟友和军事仆从,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库尔德人亦在苏丹召集时随耶尼切里一同出征。
14世纪末起,领有提马尔的西帕希骑兵构成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核心。与此同时,包括农民军、雇佣军和其他辅助性兵员甚至非军事性的文职官吏亦被纳入提马尔体系,而提马尔的领有者呈现多元的社会成分。进入15世纪,提马尔的世袭化现象逐渐凸显,父死子继随之成为常态。另一方面,提马尔的领有者不再局限于突厥血统的穆斯林,越来越多的希腊和斯拉夫血统的基督徒跻身于提马尔领有者即西帕希的行列。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苏丹极力强化对于提马尔领有者即西帕希的控制,而常用的手段是改变封邑的位置,多为安纳托利亚与鲁梅利亚之间封邑的轮换,更为有效的手段是将领与骑兵之间实行不同族群的混合配置,旨在淡化西帕希与土著势力之间的联系,削弱西帕希的离心倾向。
早期奥斯曼军队主要由骑兵组成,擅长野战,却缺乏步战经验和攻城机械,面对拜占庭帝国的设防城市往往久攻不克,只能采取长期围困的战术。直到装备火器后,奥斯曼军队的攻城能力方得以大幅提升。奥斯曼军队自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开始装备火器,1514年查尔迪兰战役中,奥斯曼军队的火器发挥了决定胜败的作用。
奥斯曼帝国前期,历任苏丹致力于陆地的攻战征伐,周边海域处于基督徒舰队的控制之下。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特别是1517年征服埃及后,奥斯曼帝国开始与基督徒舰队争夺周边海域的控制权,奥斯曼帝国海军随之应运而生。(www.xing528.com)
基马尔·雷斯的旗舰葛克号(1495年)
早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于1377年重新夺回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军事要塞加里波利之后,苏丹穆拉德一世下令建造战船,加里波利成为奥斯曼帝国最初的军港。巴叶济德一世当政期间,奥斯曼帝国海军初具雏形,约有战舰十余艘。穆罕默德二世即位后,开始大规模建造战船。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兵员包括突厥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兼有封邑制与雇佣制。海军统帅最初采用桑贾克贝伊的称谓,后来改称贝勒贝伊并参加御前会议。爱琴海诸地是海军主要的提马尔所在,海军封邑大都分布于此。
奥斯曼帝国的舰队最初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之间的狭小水域。15世纪前期,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开始进入爱琴海水域。1416年,奥斯曼帝国海军试图袭击威尼斯人控制的爱琴海岛屿,败于威尼斯舰队,是为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首次海战。此后数年间,威尼斯舰队屡次袭击奥斯曼帝国海军的驻地加里波利军港。1430年,奥斯曼帝国海军曾经参与围攻塞萨罗尼基,再露锋芒。1453年,145艘战舰组成的奥斯曼帝国舰队参与围攻君士坦丁堡,包括12艘大型双层战船,其余多为小型单桅帆船。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的战船驶入多瑙河水域,负责运输兵员和物资补给。1494年,苏丹巴叶济德二世任命基马尔·雷斯(Kemal Reis)组建新的舰队。
进入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游弋于地中海以及爱琴海和黑海水域,屡次击败欧洲基督教国家的舰队,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北非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护送穆斯林及犹太人逃离西班牙的宗教迫害。苏莱曼一世重视海战和海军建设,大维齐尔卢特菲帕夏亦曾告诫苏莱曼一世:“在过去,苏丹手下许多人都懂得如何统治陆地,但很少人知道如何统治海洋。在进行海战方面,异教徒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我们必须设法超过他们。”阿尔及尔的统治者巴巴罗萨·海德丁帕夏(Barbarossa Hayreddin Pasha,?—1546)是奥斯曼帝国继基马尔·雷斯之后最负盛名的海军将领。1534年,苏莱曼一世任命巴巴罗萨·海德丁帕夏作为海军统帅。1538年,巴巴罗萨·海德丁帕夏统率的奥斯曼帝国海军在亚得里亚海水域的普雷韦扎(Preveza)海战中击败基督教欧洲的神圣同盟舰队,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海军的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此后数年,巴巴罗萨·海德丁帕夏统率的奥斯曼帝国海军屡屡击败哈布斯堡王朝海军和威尼斯舰队。
巴巴罗萨·海德丁
勒班陀海战
1570年,奥斯曼帝国舰队占领威尼斯人的属地塞浦路斯,随后奥斯曼帝国将土耳其人从安纳托利亚移入塞浦路斯,土耳其人与操希腊语的土著居民在塞浦路斯由此形成混居状态。1571年,奥斯曼帝国海军与基督教欧洲的神圣同盟舰队在希腊附近海域发生地中海水域规模空前的大海战,史称勒班陀海战。交战双方投入战船数百艘,五万九千人战死,奥斯曼帝国舰队遭受重创,损失近两百条战船,仅有约三十条战船侥幸逃脱。文学名著《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曾经参加此次海战,在交战中负伤失去左手。勒班陀海战在世界海战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地中海世界最后的木桨战船的大海战,被后人视为木桨战船时代与风帆战船时代的分水岭。勒班陀海战之后,木桨战船逐渐退出地中海世界的海战舞台,风帆战船以其良好的机动性开始取代木桨战船而成为海战的主力。翌年,奥斯曼帝国重建规模庞大的舰队,再度与欧洲基督教海军角逐地中海霸权。据史书记载,在伊斯坦布尔的造船厂,若值造船高峰时,每天都有舰船下水。1573年,威尼斯人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和约,承认奥斯曼帝国占领塞浦路斯的既成事实。在红海和印度洋水域,奥斯曼帝国海军屡败葡萄牙舰队,甚至远赴苏门答腊岛,协助土著穆斯林抵御葡萄牙人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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