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前会议与桑贾克：土耳其通史修订本中的军政要务掌握者

伊斯坦布尔的御前会议（Divan Humayun）是辅佐苏丹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周召开4次，每次历时7—8小时，御前会议的成员包括维齐尔、大法官和财政官。维齐尔掌管军政要务，人数不定，15世纪至16世纪初的御前会议通常包括3名维齐尔，16世纪中叶增至4名维齐尔，后来增至7名维齐尔，17世纪中叶达到11名维齐尔。大法官即大穆夫提（Mufti the Grand）的职位始建于穆拉德一世当政期间。穆罕默德二世以后，大法官由1人增至2人，分别掌管鲁梅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的司法权力。塞里姆一世征服埃及和叙利亚以后，增设第三名大法官，不久后撤销。15世纪的御前会议有财政官即阿米勒（Amil）1人，16世纪初增至2人，分别掌管鲁梅利亚和安纳托利亚。16世纪末，财政官增至4人，分别掌管鲁梅利亚、安纳托利亚、伊斯坦布尔和多瑙河地区。奥斯曼帝国前期，苏丹亲自主持御前会议。穆罕默德二世即位以后，御前会议由大维齐尔（Wazir the Grand）主持，苏丹改为垂帘听政。自17世纪开始，苏丹大都不再亲自料理政务，而是退居埃迪尔内的行宫，伊斯坦布尔的御前会议转变为由大维齐尔主持的国务会议，大维齐尔的官邸即最高波尔特（the Sublime Porte）随之演变为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的象征。

维齐尔代表苏丹掌管国家的行政机构，统兵征战，拥有广泛的世俗权力，位高权重，然而其政治命运往往取决于苏丹的意志。另一方面，维齐尔的身世和种族背景十分复杂。君士坦丁堡征服之前，维齐尔大都具有突厥血统的显贵背景，家族世袭者甚多。坎达里·海尔丁帕夏（Candarli Hardin Pasha）在苏丹穆拉德一世当政期间出任维齐尔，其子坎达里·阿里（Candarli Ali）和坎达里·伊卜拉欣（Candarli Ibrahim）在苏丹穆拉德一世、巴叶济德一世、苏莱曼和穆斯塔法一世当政期间承袭父职。坎达里·伊卜拉欣之子坎达里·哈利勒（Candarli Halil），以及坎达里·哈利勒之子坎达里·苏莱曼（Candarli Sulayman），亦曾出任维齐尔。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即位后，坎达里（Candarli）家族逐渐失去权势，坎达里·苏莱曼于145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后被苏丹处死。坎达里·哈利勒之子伊卜拉欣在苏丹巴叶济德二世当政期间出任维齐尔，是为坎达里家族最后的维齐尔。

最高波尔特

巴叶济德二世与维齐尔

穆罕默德二世当政期间，首开任命皈依伊斯兰教的异族基督徒作为大维齐尔的先河。来自希腊北部色萨利（Thessalia）的斯拉夫血统贵族后裔马哈茂德帕夏自1455—1474年出任维齐尔，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位异族基督徒出身的维齐尔。希腊血统的拜占庭皇室后裔穆罕默德帕夏（Muhammed Pasha）于1466—1469年出任维齐尔，1499—1501年出任维齐尔的梅西赫帕夏（Mesih Pasha）同样来自具有希腊血统和拜占庭皇室后裔，黑塞哥维那血统的赫尔塞克扎德·艾哈迈德帕夏（Hersekzade Ahmed Pasha）曾经五次出任维齐尔（1497—1498年，1503—1506年，1511—1512年，1512—1514年，1516年），阿尔巴尼亚血统的艾哈迈德帕夏（Ahmed Pasha）于1514—1515年出任维齐尔。在1453—1623年的48位维齐尔中，只有5人具有突厥的血统，却有33人属于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分别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1485—1497年，出身德尔舍梅的阿尔巴尼亚人达乌德帕夏（Dawud Pasha）担任维齐尔。1489—1496年担任维齐尔的伊斯坎德尔帕夏（Iskender Pasha）为特拉布宗，其父是热那亚人，其母是希腊人。1521年以后，维齐尔多数来自巴尔干半岛西部募集的奴隶，出身卑微。16世纪中叶，奴隶出身的阿尔巴尼亚人伊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卢夫提帕夏（Lufti Pasha）和波斯尼亚人鲁斯塔姆帕夏（Rustam Pasha）相继出任维齐尔。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维齐尔大都出自阿尔巴尼亚人。17世纪中叶，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人、阿布哈兹人和格鲁吉亚人出任维齐尔者明显增多，成为制约阿尔巴尼亚人的政治力量。1623年，格鲁吉亚人穆罕默德帕夏（Muhammed Pasha）出任维齐尔，是为第一位来自高加索地区的维齐尔。1650—1654年，阿布哈兹人马利克·艾哈迈德帕夏（Malik Ahmed Pasha）、希亚乌什帕夏（Siyavus Pasha）和伊布希尔帕夏（Ibhir Pasha）先后出任维齐尔。1656—1703年，阿尔巴尼亚人穆罕默德·科普鲁卢（Muhammed Koprulu）及其家族成员长期出任维齐尔，成为御前会议的核心人物，史称科普鲁卢时期。相比之下，自15世纪中叶开始，突厥血统的穆斯林出任维齐尔者寥寥无几。至于御前会议中的大法官和财政官，依旧多为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突厥穆斯林。

奥斯曼国家建立初期，具有家族政治的浓厚色彩。奥斯曼一世曾经将都城卡拉希萨尔的管辖权交给其子乌尔汗，奥斯曼一世之弟阿勒普·古恩都斯掌管军权。乌尔汗即位后，其长子苏莱曼受封色雷斯，三子哈利勒受封伊兹米特，都城布尔萨则由乌尔汗直接管辖。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半岛初期，被征服地区的基督教王公通常在向苏丹称臣纳贡的同时，延续原有的统治权力，处于相对自治的地位。自巴叶济德一世时代开始，奥斯曼帝国逐渐强化对于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权力，直接任命地方长官，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和行政体制随之不断完善。(www.xing528.com)

奥斯曼帝国的地方行政区域名为桑贾克（Sanjak，土耳其语中意为旗帜），桑贾克的长官称作桑贾克贝伊（Sanjak Bey）。巴尔干半岛征服以后，奥斯曼帝国的疆域明显扩大，苏丹穆拉德一世遂在鲁梅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部设立行省，行省名为维拉耶特（Vilayet），行省长官称作贝勒贝伊（Beylerbey），亦称帕夏。鲁梅利亚行省长官的驻节地为埃迪尔内，安纳托利亚行省长官的驻节地初为安卡拉，后移至屈塔希亚。巴叶济德一世当政期间，奥斯曼帝国疆域东扩，于是增设鲁姆作为第三个行省，辖区范围为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北部，行省长官的驻节地为阿玛西亚。1468年，穆罕默德二世增设卡拉曼作为第四个行省，驻节地为科尼亚。塞里姆一世击败并灭亡马木路克王朝后，增设埃及和叙利亚两个行省，与此同时，曾经隶属于萨法维王朝的迪亚巴克尔和库尔德斯坦成为奥斯曼帝国新的行省。16世纪中叶是奥斯曼帝国版图的鼎盛时期，苏莱曼一世夺取伊朗萨法维王朝在扎格罗斯山以东的疆域，增设埃尔祖鲁姆、凡城、谢赫里祖尔、巴格达、巴士拉和哈萨6个行省。至17世纪初，奥斯曼国家的行省达到32个，北非的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和卡尼查、黑海沿岸的奥查科夫和特拉布宗成为新的行省。

典型的行省建立在军事封邑即提马尔（Timar）制度的基础之上。每个行省下设数量不等的桑贾克，每个桑贾克包括若干称作提马尔的军事封邑，军事封邑的领有者称作西帕希（Sipahi），而提马尔通常包括一个自然村落或者多个自然村落。苏丹苏莱曼一世在位期间，鲁梅利亚省下设30个桑贾克，安纳托利亚省下设20个桑贾克。贝勒贝伊、桑贾克贝伊和西帕希代表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行使统治地方的世俗权力。桑贾克贝伊的任期通常不超过3年，届满后由贝勒贝伊举荐至御前会议，再由苏丹任命为其他桑贾克的贝伊。桑贾克贝伊的定期轮换，旨在削弱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保证苏丹对于地方事务的有效控制。

17世纪初，鲁梅利亚行省下辖24个桑贾克，安纳托利亚行省下辖14个桑贾克，大马士革行省下辖11个桑贾克。亦有一些行省不设桑贾克，如伊拉克的巴士拉和巴格达、阿拉伯半岛的哈萨和也门、北非的埃及、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在巴尔干半岛，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皆划分为若干个桑贾克，隶属于鲁梅利亚行省的贝勒贝伊。行省处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直接控制之下，行省总督由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任免。行省之外亦有相当数量的封邑，主要分布在巴尔干半岛多瑙河南侧的缓冲区域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杜布罗夫尼克诸地，封邑的领主大都系基督教贵族，向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缴纳贡赋，提供辅助性兵员，职位世袭，处于相对自治的地位。

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