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沿成功的阶梯：杰斯文的耻辱和胜利

成功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人不断学习的过程,一个人的成功不可能是他在学校里学习学到的那些东西,水滴石穿,铁杵磨成针等都说的是都是不断学习努力的结果。

卡耐基现在是世界闻名的人物。但是,在他成名之前,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与我们大家一样。除了卡耐基本人的不懈努力使他获得成功之外,他在其一生之中对伟大人物抱着学习的态度,时时处处以他们的成功经历对照自己,不断地丰富自己对生活的应付方式,这一方面的做法,也是卡耐基成功的原因之一。卡耐基不仅景仰林肯式的政治上成功的伟人,也景仰其他方面的知名人士。

卡耐基曾见过美国权威作曲家乔治·杰斯文,并请教过他成功的秘诀。杰斯文告诉他,那非常简单,只要知道自己的需要,然后照这个“需要”努力下去,就能获得成功,直至达到目的。

卡耐基写道,“最让我钦佩的是,杰斯文在成名后还不断地努力,并且每星期上课三小时。这种好学的精神,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他的处女作仅卖了5块钱,可是九年后,他替好莱坞一家电影公司的一部片子制作一支新曲,竟收到5万元的巨额酬金。

当杰斯文第一次在戏院演奏时,听众都讥笑他。后来,他接受纽约十四街福克斯戏院的聘请,担任乐师,每星期的薪金只有25美元。当他第一次参加演奏时,羞得面红耳赤,脑子也昏昏然,自然演奏效果糟不可言,就连台上的演员也嘲笑他,听众更是大笑不止。他愤怒极了,不顾一切地跑出戏院。他对卡耐基述说这件往事时,还声明这是他平生最大的耻辱。

杰斯文最初的志愿是成为一个画家,可是却出乎意料地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这要归功于他的母亲。

据说,有一天杰斯文的舅妈带着一架新钢琴来拜访他们,这使他母亲心中大为不悦,认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侮辱;于是,顾不得经济力量有限,也忍痛替杰斯文买了一架旧钢琴。因为有这么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使杰斯文有了接触音乐和发展其天才的机会,并为人世间创造出许多美妙的歌曲,使美国音乐突飞猛进。杰斯文的成功应该先感谢这架旧钢琴及他的母亲。

杰斯文是因«天鹅»一曲成名的,但说其成名的经过却又离奇得很,几乎连杰斯文自己也有些莫名奇妙。1918年,杰斯文首次在百老汇光陆舞台演出他的新作«天鹅»时,并没有引起听众的注意。但这时有名的歌唱家阿尔约尔生也在座,听完该曲后,认为杰斯文很有音乐天分,是一个可以造就的天才。九个月后,在一次盛大聚会中,有人请求阿尔约尔唱一支新歌点缀会场气氛,阿尔起初婉辞,后来觉得不便辜负众人的诚意,就引吭高歌杰斯文所作的«天鹅»,结果大受听众欢迎,一致认为该曲优美绝妙。就在这短短的五分钟内,阿尔约尔把一支被人们淡忘已久的歌曲唱红了,并且使杰斯文突然成名。

一个月后,«天鹅»曲响遍酒店中,影院里,舞场内,娱乐场所……几乎是人人会唱了。这反而使杰斯文万分惊奇,怎么这曲«天鹅»会突然走红起来呢?更使他惊骇的是,竟有出版家愿意出六万美元的代价买他这曲«天鹅»。在此之前,他自己一星期只有三十五元的报酬,如今有这么一大笔钱滚到他手里,他真以为自己是梦中了。

现在我们明白,杰斯文的成名并非出于偶然。他确实是剧场中最需要的人物,虽然他从未涉足剧场。

他作了许多醉人的妙曲,使情侣们随着乐声舞得如醉如狂,可是,谁会相信他自己是从不跳舞的。

烟酒他都不喜欢。他每天晚上总要工作到深夜,但第二天不过了中午是不起床的。他有收藏名画的怪癖,尤其是法国的作品。他患有神经衰弱症,所以在家中自备有一个健身房,并且,每星期到神经专家诊疗室去两次,接受精神治疗。

1924年林肯诞辰纪念日——现在更成为音乐界一个很重要的纪念日了;这一天,杰斯文生气最成功的一支曲子«忧郁者之歌»,开始向全世界播唱。

你必定以为这支«忧郁者之歌»是经过日积月累的工夫完成的吧,事实上,他的杰作大都是在偶然中写成的。当保罗·惠特曼请杰斯文写一首爵士乐曲,以便在他的音乐会中演奏时,杰斯文随口应允了,可是并没有放在心上,后来因别的事情一忙,就完全忘记了。等到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说他将要谱写一首爵士乐曲时,他反而感到莫名片妙。想了好一会儿才记起惠特曼的请求;于是,他对自己说:“我应该写的,并且要写得和一般人不同,让人们对爵士乐产生尊贵的感觉。”于是,他写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那就是«忧郁者之歌»——这支在音乐界获得无上荣誉的杰作。

当这首曲子演奏那天,听众如潮水般涌进戏院。演奏的时候,听众都被深深感动了,甚至流下眼泪。无疑,这次音乐会获得空前的成功,掌声喝彩声始终不断。«忧郁者之歌»不但替美国音乐界划出一个新时代,更使杰斯文的大名震惊了全世界。

卡耐基崇尚音乐奇才杰斯文,但更重要的是,卡耐基从他的成功中悟出了奋斗和机会对人生的意义。

卡耐基曾和一位在北极圈内逗留过十年、其中有六年完全靠肉和水两样东西维护生存的人交往过。他是中世纪一个海盗的后裔,是一个帅气的挪威人,名字叫史蒂芬生。他是第一个敢从没有粮食和燃料的北冰洋前往北极探险的先驱者。

当他第一次提议前往北极探险时,许多人都以为他疯了,并且警告他,要是他真想那么做,他就会在途中饿死。究竟会不会饿死呢?连他自己也不敢骤下断语。不过,他是一个科学家,无论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事实的证明后才肯相信。所以,他终于偕同两位勇敢的助手,带着枪弹火药之类,向北极出发了。

从此,他们就开始了艰难的探险历程。他们在冰上的最初四十天,还有自己带去的食物可吃;但到后来,他们饿了就射杀海豹和北极熊来充饥;渴了,就取火化冰块来喝。

他告诉了卡耐基探险经历中最惊人的一段:他们跟随浮冰在北冰洋中漂流了七百多英里,不但没有像一般人所担心的那样被饿死在半途,反而在九十七天当中体重都增加了数磅。他说要是专吃瘦肉,或许他们真会被饿死,但北冰洋中有的是肥美的海豹和北极熊,生吃固然可口,有时用熊毛作燃料烤熟了吃,更是鲜美无比;所以他们的身体仍然非常好。

史蒂芬生嗜好抽纸烟。有一次他烟瘾大发,但纸烟全被助手们抽完了,竟急得咀嚼放过纸烟的布袋,并将布袋翻转过来找寻纸烟的碎屑;这倒也是一段探险的趣话呢!

他们的探险食谱,除了海豹和北极熊外,还有野鸭、野鹅、鹧鸪、枭鸟等等,据说其中最味美的是枭鸟。此外,史蒂芬生在饿极时,还曾吃过皮鞋上的生牛皮,他说一块煮熟的牛皮,滋味真是非常的棒,和猪蹄一样的好吃。

史蒂芬生幽默地说,所以,在寒带地方,皮衣服比毛织品更有用些,饿极了的时候,不妨将牛皮煮熟饱餐一顿。

就因为这样,卡耐基诙谐地告诫大家,当你们家里清理杂物时,如发现了一双老旧的破皮鞋,请你们千万不要抛弃,因为也许有那么一天,你们需要用到它呢!

史蒂芬生回到纽约后,宣布了六年多只靠肉和水维持生存的经过。立刻就遭到许多人的斥责,认为他们是最可鄙无耻的说谎者。因为这些人根据科学和卫生经验,断定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史蒂芬生为了要为无名的冤屈辩白,为了要证明他们所说的话不是虚构的,便决意和一位助手继续再肉食一年,除了吃肉类和水以解饥渴外,还得照常工作,他要让这些人看看,是不是真有这回事。

这项有趣的试验,便在比利维医院的赞助和监视下进行了。在整整一年内,史蒂芬生和他的助手时时接受医生严格的检查。他们的血液每天要分析一次,每星期需要记录一次血压,甚至从肺里排出的气体也要检验。结果是检查不出有什么坏的现象。尽管他们天天吃肉类,他们的一举一动还是和平常人一样。

在这项试验进行中,史蒂芬生的助手起初血压很高,并且掉落不少头发,而且又患了伤寒病。许多人开始庆幸这个试验将要失败了,不料九十天后,这位助手的血压又正常了,不再掉头发,连伤寒病也痊愈了。

试验结果,自然是他俩胜利了。并且,在这一年内,他俩都没患过龋齿病。史蒂芬生附带地说明:从前,爱斯基摩村一带的居民因为他们所吃的百分之九十九是肉类,所以没有人患龋齿病,但是自从他们学到我们的食品后,龋齿病也就在那里流行了。

卡耐基对史蒂芬生探险经验的描述,不正与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极为相似吗?他在开设卡耐基课程时也遭受到别人的怀疑和反驳,但是,他顶住了各种压力,坚持以实践效果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最终获得了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卡耐基问大家,你欠过债吗?你是否因为投资事业而损失过钱财呢?要是你果真遭遇过这种不幸,请你不必灰心,你要知道,许多有名的人,在从事投资活动时也有过同样的失败。像著名幽默小说家马克·吐温,他那支生花之笔可以使人产生哭、笑、哀、乐,他是一个多么有才能的人啊!可是,当他和“投资”两字发生关系时,他就像你我一样地失败了。

1929年,马克·吐温曾在机器方面大量投资,如蒸汽机、电报机,以及经过改良的最新印刷机等等,结果损失了十几万元。后来他又在新式电话机方面投资,结果更是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他的产业因此全部损失殆尽,只剩下了厨房的烟囱。

他的朋友美孚公司经理罗杰斯,准备助他一臂之力,代他还债,但被马克·吐温直爽地拒绝了。更有许多向来钦佩他的人们,自动联合起来为他募捐,支持从全国各地像雪片似地寄来,但都被马克·吐温一一原封退回。因为他不愿依靠别人的力量,而决定由自己还债。

他一向最轻视演讲的,可是,为了还债,他开始到世界各地旅行,白天作公开讲演,晚上就住在旅馆里。他忍受一切的烦闷和思乡病,计划在六年之内还清一切债务,终于圆满达到了目的。

美国的格兰特将军不是很有威望和才能吗?他在内战时,曾经征服了对手李将军,获得极大的胜利,并因此成为美国总统。可是,你们相信吗?当他和操持金融界的华尔街来往时,就显得非常愚蠢。他晚年时曾听信两个骗子的谎言,去参与金融界活动,而这些坏痞们利用他的名声在外招摇撞骗,结果骗了他一千六百万元巨款。虽然格兰特是毫不知情的受害者,但他把名誉看得比金钱更重要,所以只好负责赔偿这笔损失。他的田园、在纽约和费城的建筑物,甚至国家赐给他最高荣誉的奖牌和刀剑,也一并变卖了偿还债务。结果,他成了一个穷人,连一块钱也没有了。而且祸不单行,他又患了很严重的毒瘤。

他自知不久去世,并深知自己死后老婆的生活一定也成问题,于是决定口述一部回忆录。将近完稿的时候,毒瘤已扩展至他的喉部,使他再也不能说话。他只好忍痛用铅笔将全书写完。最后一章,他仅花了三天的时间便写成。马克·吐温将这本书付印出版,付给格兰特夫人五十万元的稿费。

此外,像费伯斯特这么伟大的人,竟也不小心地收受了一张不兑现的支票,而与人在法院打官司。

名小说«魏克费尔特牧师传»的作者奥利渥高尔司密斯,也曾因欠租而被逮捕。

巴尔扎克不是法国极有名望的小说家吗?可是他因为欠债太多,每次听到门铃响时,总是不敢出去开门。

林肯不是世界大伟人吗?但青年时代的林肯,曾经在杂货店当店员,并和一个酒徒做朋友,后来那间杂货店不幸倒闭,酒徒也死去,所有的债务人都向林肯追讨。如果林肯那时想远走高飞,并不是件多困难的事,所有的债务也就可以不还了。但这种事当然不是大丈夫林肯愿意做的,他决意自己负担债务,经过了十一年的挣扎,他不但把全部的欠债还清,还付了利息。

后来林肯做了总统,因为为政清廉,又欠下了不少债务,等到林肯被刺,林肯夫人也曾为债务所迫,把她所有的珍宝、皮货、衣装等卖完偿付。

12岁成为当年中国最年轻的的大学生,23岁以优秀成绩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31岁就任普林斯顿桑纳福多媒体实验室主任,同年成为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百年历史最年轻的院士,1999年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第二年就升任院长,2004年年初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全面负责微软移动通信和嵌入式产品业务——张亚勤,一位从山西太原走出来的“神童”,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一个又一个成功,可在这些成功的背后,又有多少故事能够言说。

2004年1月6日,在张亚勤即将离开中国,远赴美国微软总部工作前夕,我们有幸倾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和心声——

从一位少年天才到声誉卓著的科学家,从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管理一批最聪明的人,到负责微软全球移动通信和嵌入式系统业务,张亚勤似乎总是在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每一次都扮演得非常精彩。新岗位赋予了他新的使命,他如何看待这一使命?

卢山:知道你即将升任微软全球副总裁,首先向你表示祝贺。

张亚勤:谢谢!正式的任命通知是明天宣布。

卢山:我们都很想知道你新岗位的情况,主要负责哪些方面?

张亚勤:整个部门叫Windows Mobile and Embedded System,负责微软公司的移动通信和嵌入式系统业务,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底层的Win CE操作系统;第二部分是Mobile Device,就是一些移动设备,像我现在用的Smart Phone,以及Pocket PC;第三部分是其他一些嵌入式系统,包括智能电视、数字电视、机顶盒、Win DVR等嵌入式系统。总之,凡基于WinCE的嵌入式产品都在这个部门;第四部分是偏市场方面的,如和OEM伙伴、技术伙伴之间的一些合作、联合开发等等。

整个部门还在整合时期,可能要持续三到六个月吧。

卢山:这应该是微软net战略的一个具体部署,也是微软设备多样性的一个体现。那么,你如何看待这个新岗位?

张亚勤:我一直认为移动通信和嵌入式系统是重要的发展方向,不仅是对微软,对整个产业都是如此,特别在中国。以前,我给总部提交报告时,总要提及几个重要的发展机会,移动通信和嵌入式系统就是我最为看好的。我很高兴能承担这一重任,因为我的背景、兴趣都在这方面。此外,也可以把研究院所开发的一些技术尽快应用起来。

卢山:你在通信、消费电子、软件各个领域都做过,这似乎是专门为今后的工作做了准备,这是微软选择你负责这个部门的主要原因吗?

张亚勤:过去在产品研发、基础研究,以及所经历过的多个产业的背景,对我现在和今后的工作都很有帮助,也许这是公司选择我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我博士毕业后工作了15年,在通信、消费类电子及软件领域的公司各做了5年,而且每次调整都在年底年初。我即将负责的领域也正好是这三个产业融合的产物。(www.xing528.com)

卢山:每一个人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目标,你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

张亚勤:我下一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让我们的移动产品、嵌入式产品成为市场主流,让更多的人使用。这本身是一个新的市场和产业,虽然对于通过手机读E－mail、听高品质音乐,看高品质的Video、玩游戏等等,大家谈了很久,但真正能实现好的还没有。我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虽然我不知道有几年,带领自己的团队实现这些目标。

卢山:我想这不仅对你是挑战,对微软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原来靠PC升级的模式已经是越走路越窄,微软要想保持住每年两位数的增长,就必须开拓新领域。

张亚勤:对产业也是很大的挑战,同时也是最具有潜力、最令人振奋的发展方向。

卢山:那是否意味着,你在新岗位上成功了,微软也就成功了?

张亚勤:微软还是有别的主流产品,比如XBox、MSN,Windows和office也在不断发展中,仍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和发展,只是由于基数太大,增长的幅度会小一些。当然,我希望我能成功,也希望微软能更加成功。

即将离开了,张亚勤既表现出奔赴新使命的兴奋,也难掩饰依依不舍之情。他说在这里工作有一种家的感觉。他几乎不提自己5年来的贡献,而是把成功归结为一大批创业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在这5年中,张亚勤很好地完成了从科学家到管理者的角色转移。

卢山:听说5年前你来微软中国研究院时,微软问你有什么要求和条件,你说没什么条件和要求。转眼间5年过去了,当你要走的时候,你如何评价自己这一段的工作经历?给自己打多少分?

张亚勤:整整5年了,也许是巧合吧,我来的时候是1999年1月15日,而我在研究院待的最后一天是1月16日。

对于这5年的工作成绩,我真的是很少考虑,也很难说给自己打多少分。就研究院而言,无论是开复主持,还是我主持,以及之后沈向阳和张宏江两位主持,都很难把个人的工作和整个集体分离出来。我反对一些媒体将微软研究院称作谁的时代,其实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开复、我、沈向阳、张宏江一大批创业者共同达成了一种共识,形成一个理念,并在发展中找到了默契。

如果给研究院打分,我会打到9分。看看这几年的发展,从最初开复一个人,发展到今天已经有180多个研究人员。无论是研究成果、发表的文章、国际学术的影响、技术对产品的影响,还有人的发展,各方面都超过了我们原来的预想。从微软中国研究院到微软亚洲研究院,再到新创立的微软亚洲工程院,这都体现了比尔·盖茨、鲍尔默、里克·雷斯特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以及对以后的一种承诺。如果一开始我们做的不好,那研究院的发展规模和总部的承诺都会完全不同,正是由于我们在每个方面都超过了他们的设想,总的投资也增加了很多,过去说6年8000万,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现在已经不讲多少钱了。所以对整个过程,我相当满意。

卢山:过去一提到亚勤,大家就会想到是神童、是IEEE最年轻的院士。那么,翻回头看,这段当科学家和当研究人员的阅历,对你做管理者有什么样的帮助?

张亚勤:这个行业要求管理者必须是技术性的管理者,也就是有科学家头脑的管理者。你必须对技术的细节有过很深刻的理解,例如做过研发,对于包括编程、计算语言,甚至是二进位制的细节等的掌握和理解。这种理解、体验不一定要现在的、具体的,但却必须要有,因为这些体验、理解能够改变你整个的思维方式。我最早就是做计算机汇编的,之后,当我再想计算机、想嵌入式系统时,脑子里面就是一种形象的思维。这种思维对于管理好一个大的机构有很大的好处。

卢山:心态的转变对一个人来说很困难,作为科学家,自己的成就能够在文章和专利中充分体现,也比较容易看得到。你作为管理者,如何让自己的成就感获得满足?

张亚勤:在不同阶段要有不同的心态。如果更希望看到个人贡献,那最好去做教授,去做研究人员;如果希望让更多人作出更多贡献,那就要做管理者。而作为管理者就必须把个人得失看得淡一些。在企业里面,领导如果过分强调个人成就,那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卢山:就你的性格而言,似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你作为微软企业华人高层,这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否有激烈冲突和摩擦的时候?

张亚勤:我有一个很怪的观点——人不管在哪里受教育,五岁之前性格和观念就基本定型了。我这个观点也许并不科学,但我从小认识的朋友都是这样,也许讲话的方式会改变,也更有知识和经历,但人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所以我骨子里面肯定是中国文化。

我不觉得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太多不和谐的地方,我过去在美国也管理过很多下属。在性格上,中国人表现得更圆润一些,但这不意味着性格软弱。就像我们中国古代铜钱,内方外圆。我一直提倡人要像水一样柔和,像空气一样能够包容,不要像火一样到处燃烧。

卢山:要离开工作生活了五年的地方,你是不是也留下一些遗憾?

张亚勤:是的。一方面能够接受公司的重托很兴奋,毕竟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全新领域,另一方面也是依依不舍,五年来,大家在一起,同舟共济、朝夕相处,像家一样的感觉,这种感情是很难割舍的。这也是一个机构、一个人成长的必然结果,如同我小时候我舍不得离开太原去上大学。但为了发展,人总要适应这种变化的。当然,我会经常回来的,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移动通信的最大市场,而嵌入式系统也将会成为最大的市场。

如何管理“聪明人”,建立怎样的文化和机制,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最吸引人之处。张亚勤把管理者的价值定义为:找对人、让开路、做好桥梁;并把研究院的文化机制总结为:没有限制、充足资源、高度承诺。

卢山:你曾经说过,聪明不聪明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用聪明。那么,你如何运用自己的聪明,管理好这些聪明人?

张亚勤: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大智,在管理大机构时,要知道自己什么事不能做,有句话很经典——笨的人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聪明的人知道自己知道什么,智慧的人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知识领域很广阔,每个人知道的都很少,重要的是找到比你懂的人,然后给他们创造一种氛围,让他们发挥潜力。

我的价值就在于:首先找对人;第二点是“自己让开路”,让他们去做事;第三点是,做一个好的桥梁,使得大家的成果能够得到认可,包括总部的认可、学术界的认可、产业的认可……其他我真没做什么,虽写了一些程序,里面还有很多Bug。前两年还写点文章,后来就越写越少了。

卢山:你提到要“找对人”,微软亚洲研究院也一直在强调先找好人,再找聪明人。我想知道你们对好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是好人?

张亚勤:对我们来讲,首先一定要找聪明并有诚信的人,这是根本问题;第二个是一定要和我们的氛围、和我们的文化相契合,不能找“水土不服”的人,这一点也很重要。如果他对我们的文化不认同,和我们形成不了默契,改变起来会很费力气,也会影响整体的士气。

来这里工作的,既有阅历丰富的人,也有刚刚毕业的博士。我们最初找了一些过去就认识的人,因为对他的经历、性格都比较了解,知道他能够适合我们的氛围。这也算是“举贤不避友”。对于新人,我们看他的智商,看他的性格是不是适合与人合作。虽然也把各项考核列出来进行打分,但这是次要的,因为对于一个具体的人,很难用语言、公式进行量化。情况往往是,通过5分钟的交流、沟通,就作出一个直觉上的判断,而这种判断一般不会错。

卢山:你曾经把带领研究院比喻成带领一支跑马拉松的队伍,认为比开车舒服。跑马拉松总会有跟不上队伍掉队的。那么,就此方面,研究院又建立了什么机制?

张亚勤:是会有一些掉队的,其中一些人很聪明,掉队的原因可能是不适合我们的环境,可能还有一些是我们招的时候就看错了。对于掉队者要给他们机会,三个月到六个月,其间,要进行经常的沟通,开诚布公地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评价,然后听取他们的想法。如果给了机会,最后还要掉队,我们就推荐他到别的地方去工作。总的来看,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留下的和掉队的各占1/2。

卢山:我想了解一下,微软亚洲研究院到底用什么机制和文化,把许多中国优秀的人才凝聚在一起?

张亚勤:首先,没有任何的框架限制,没有事先定义好的模式。当年开复来的时候,盖茨和里克就没有限定他应该怎么做,而是鼓励他去探索一种最适合的模式;第二点,公司高度的承诺,盖茨和里克对我们的人数、对我们的预算没有任何限制,给予了充分的资源,研究院没有一个人因为资金问题不能去出国开会。这使得大家的心态都很轻松、开放;第三点,很幸运开复创立这个研究院,如果换一个人的话,情况绝对不是这样的。他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了这种适合我们的文化机制。

卢山:虽然总部对研究院没有限制,但是当把一个队伍带起来的时候,总得给他们一些规范,你是如何给这些聪明人设置规范的?

张亚勤:首先我们给了一个特别大的高维空间,但是在这个空间之上一定要找到一种规范。一些企业的研究人员写一篇文章,要经过老板审批签字、请律师后才能发表。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限制,我们经常提“五五效应”,就是要求研究人员在自己研究领域内最好的5家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别的地方都不要送;同时,在所选定的这5家学术期刊和会议上,所发表的文章要占到5%。

卢山:做研究有基础研究,有商业研究,在中国人心目中,基础研究是由政府研究机构和学校做的。在你看来,企业做研究和政府投资做研究有什么本质区别?

张亚勤:基础学科的技术研究,如数学、物理、航空航天,这些企业不会做,一般是政府投资,推动科学发展;那些和产业有关的技术开发,则完全应该市场化,研究成果作出来后对企业和产业都会有用。

企业在不同阶段对技术研究的看法也不一样。小企业不可能投资做研究,也没有必要,它在乎的是今天能不能进入市场,明天是否还存在,不需要看到三到五年之后,也看不到;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像联想、TCL、华为这些公司,就需要考虑三五年后靠什么进步,十年之后往什么方向发展,自己就要有一些应用创新和专利技术;企业再进一步发展,像IBM、Intel、微软,就要想得更长远,同时自己也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去推动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就会做一些和产业相关的基础技术研究。

卢山:微软亚洲研究院如何决定研究方向?

张亚勤:我们考虑的每一个方向不太一样,这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不是简单从这个点跳到那个点,而是连续的动态过程,不断革新,最后往往发现,结果和最初的设想已经有很大不同了。

在确定研究方向时,我们是定义好几个方向,这既根据产业技术发展趋势来确定,也要从我们的人才结构上考虑,看这方面有没有领军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潜力就不要做了。但是这些限制是一种自律,而不是外力强加的。

卢山:这几年下来,微软亚洲研究院在技术研发上,有多少成功了,又有多少失败了?你们又是如何看待技术研发上的成功与失败?

张亚勤:在技术研发上,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盖茨说过,如果研究院做的每一个项目都成功了,就是失败,说明冒得风险不够,说明项目选择的时段不对。至于研究院这几年成功失败项目的具体数字,我没有做过统计,现在我们做的每一个项目都是比较长项的,比如说数字墨水(Digital Ink),技术也许成功了,但是用户对它如何看待,对整个产业又有多大影响,还需要一点时间来验证,所以很难快速界定一项技术开发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成败最终是要由市场和用户来决定的,再过五年可能会看得更清楚。

此外,在单纯的技术研发方面,方案也是一改再改,这是做研究的自然过程,一开始想的东西总会有不完善的地方,就是需要不断地调整,接受新的想法,只要大的方向没错就可以了。我经常讲,走一百步前九十九步都错了,只要最后一步对了就可以了,当然前九十九步也是有价值的。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有些公司或者机构就是不允许人犯错误,员工犯了错不敢说,坚持原来的东西,最后就是彻底失败。

记者手记:天道酬勤

坐在记者面前,张亚勤不急不缓,谈自己、谈工作、谈对产业的认识。很难把他和通常印象中的天才做比较,不偏执、不狂热、不冷漠,而是谦虚、温温而雅、礼貌周到。如果不认识,几乎不能想像他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成功——12岁就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生,31岁成为IEEE百年历史最年轻的院士,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

与许多“泯然众人矣”的天才相比较,张亚勤到底有什么不同?从他的某些言行中,我们或许能够窥得一些端倪。

当年中国科大少年班是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当一些同学忙着接受记者采访时,张亚勤却躲在一旁,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张亚勤曾经说过:“那些敢于去尝试的人一定是聪明人,他们不怕输。因为他们即使不成功,也能从中学到教训。只有那些不去尝试的人,才是绝对的失败者。”从技术研究到管理研究机构,再到商业运作,张亚勤不断尝试。即使是技术研究他也不驻足于单个领域,而是在通信、消费类电子、软件各干了5年,并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成绩卓著。

如果说,张亚勤在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就,多少得益于他的天才,那么,杰出的管理才华、良好的商业运作能力,则完全是后天培养出来的。

早在任美国桑纳福多媒体实验室主任的时候,张亚勤就开始和世界级大公司谈商业合作。先后与20多家大公司进行了技术转让,同时还利用自己开发的技术创办了两家公司。应该说,从那时起,张亚勤就已经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商业运作能力。

在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后,张亚勤不仅将李开复开创的文化氛围、管理机制继承下来,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领导风格。除了大的研究方向,项目的细节实施和研究方法,他都让研究员去决定;他提倡自由、真诚、平等,却不能容忍官僚作风、傲慢作风和明争暗斗;在用人上,他总是希望自己的下属比自己更聪明,更有能力。

人们已经习惯了张亚勤的不断成功,这些成功多少掩饰了他自律、不断尝试、不断学习的个性。而这些个性,或许正是张亚勤与“泯然众人矣”天才的最大不同。

成功绝非偶然,这个道理在张亚勤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