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拉美政治文化传统的表述很多，我们将其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精英主义与集权文化、强人政治和军人干政、庇护主义和职团主义。
在拉丁美洲，精英主义（Elitism）指经济、政治和社会权贵，也包括思想精英、文化精英等，这些阶层的人士主导甚至独占政治生活，形成政治上专制与集权的传统。精英主义和集权文化与拉美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历经300多年的殖民统治，来源于西班牙宗主国的殖民时期的等级制度，深深嵌入了拉美的社会结构，国王、总督及其代理人构成社会的贵族，按照天主教的思想，政治权力直接缘于上帝，权力和社会都应该由“高贵的自然精英”来领导。在传统等级制度的影响下，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对权力的服从和崇拜成为拉美地区固有的价值观。殖民后期获得了一定经济权力的克里奥尔人承担了独立运动领导人的历史角色，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大地产主，“独立运动并没有触及原有的土地制度，土地由宗主国过渡到本国的大地产主手中，再加上独立之后对教会土地以及印第安人土地的剥夺，大地产制实际上得到了巩固和进一步的发展”[24]，整个拉美“在19世纪一个世纪中并入大地产的土地，等于以前三个世纪并入大地产的土地”[25]。克里奥尔人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在文化上更是深受西班牙天主教思想和政治理论的影响，加之独立运动胜利之初，克里奥尔人和印第安原住民尚存在着对美洲的所有权之争[26]，客观上广大中下层民众和印第安人对于新生民族国家的建设缺乏基本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意识，在独立之后精英阶层垄断国家政治生活和大地产制一样丝毫没有被触动，只不过此时的精英换了一批人而已。
强人政治（hombre fuerte）和军人干政是拉美政治文化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与此相关联的，包括考迪罗、克里斯玛（carisma，即人格魅力）等概念。强人政治亦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殖民过程中西班牙的传统价值观移植到拉丁美洲，等级制、男性优越、尊贵和卑贱等价值观与文化基础相互联系，一方面形成了大众对权威专制的崇尚和服从，另一方面纵容了权势者的专权欲望，构成了强人政治的文化基础。集权人物依靠军队和暴力的铁腕手段建立和维护其统治，在没有监督和干预的情况下将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手中，要求民众的绝对服从，是拉美强人政治的基本表现形式。独立初期，阿根廷内战不断，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考迪罗罗萨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开始，通过铁腕手段逐步实现独裁，走向权力巅峰，甚至强制要求以“罗萨斯主义”作为整个阿根廷社会的唯一信仰，将其本人的绝对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和舆论宣传的方方面面。作为政治强人，一代又一代的考迪罗们在19世纪的拉美轮番登场，他们以军事政变、武装哗变等暴力手段作为惯常方式来攫取权力和利益，实现自己对权力的巨大欲求，造成了拉美社会的长期动荡，独立运动后移植到拉美的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仅仅是其独裁统治的一件民主外衣。
20世纪初，考迪罗主义开始衰败，但是考迪罗主义崇尚权威、军人干政的政治文化惯性对20世纪拉美民主化进程始终影响深刻，以威权主义的形式得到了延续和强化，这种威权主义传统的不断发酵增加了拉美民主进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汤世铸所说：“政治文化的承续发展才是高地酋（考迪罗）与 20 世纪军人政权的最重要的关联，高地酋（考迪罗）时代已过，但化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却长存至今。”[27]20世纪开始后，拉美政变频仍，军人发动军事政变从文人政府手中获得政权成为这一时期拉丁美洲政坛的普遍现象。
强人政治和军人干政能够在拉美政坛长期存在已成为一种颇具惯性的政治文化现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领袖崇拜的政治文化。拉美民众非常推崇具有克里斯玛人格魅力的领导人，相信他们具有特殊能力和非凡魅力。领袖崇拜作为拉美的政治文化遗产在殖民时期早有端倪，玻利瓦尔在其著作中说：“在美洲进行治理的唯一方法是个人影响力。在我们这个不理解法律为何物的民族眼中，法律不名一文。”[28]当民主政府出现可治理性危机而无法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时，人们往往会寄希望于以军人为代表的政治强人发挥个人能力来拯救国家。
克里斯玛是西班牙语“carisma”的音译，指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甚至神授能力。克里斯玛所代表的人格主义成为在拉美从政的重要条件，威望高低和追随者多寡取决于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29]承自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过分修饰”的文化风格，西葡语地区的民众普遍敬佩擅长演说和健谈的政治家。拉美的政治家通常都具有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的政治口才，他们善于利用激动人心的口号和华丽繁复的辞令进行政治动员，以此获得来自不同阶级和立场的最广泛的民众支持。人们往往容易被领袖的个人魅力所煽动，从而成为他们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这种现象在拉美的民众主义领导人中尤为突出，譬如阿根廷的庇隆、巴西的瓦加斯，秘鲁的阿兰·加西亚，以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等。(https://www.xing528.com)
领袖崇拜的政党文化容易衍生出庇护主义（Clientelismo，又被称作“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庇护主义始终与强人政治一起活跃在拉美政治舞台上。庇护这一概念最早用来描述在传统社群中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交换关系：庇护者向被庇护者提供基本的生产资料，而被庇护者向庇护者回报以经济资源、服务以及忠诚等。庇护安排是一种非对称的、但却相互有利的交换方式。拉美地区殖民时期大地产制的庄园主（庇护者）为雇工（被庇护者）提供生活所需和安全保障，而雇工则根据庄园主的命令完成工作甚至外出打仗。这种庇护关系还体现在军事领袖和所控制的庄园主之间。这种庇护关系也是考迪罗制度产生的社会基础。
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庇护主义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庇护者利用自己拥有的权力及其所控制的公共资源向被庇护者提供保护与帮助，被庇护者则回报以经济资源、政治支持、执行与服从等等。在庇护主义文化的影响下，拉美的政党、政权往往是以有庇护和效忠关系的人的团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对个人和宗派的忠诚比对政治理想或原则的忠诚更为重要，而制度则变成了软约束。
职团主义（Corporativismo）又译为法团主义、社团主义或统合主义，是指根据不同的功能或职业将社会分为不同的“职团”，其中个人对自己所归属的职团的认同往往超过了对国家的认同，例如军人效忠的对象是军队本身而不是政府，在拉美，神职人员也历来是一个具有深厚传统和强大势力的法团。[30]职团主义的本质就是集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职团主义与庇护主义可以被看作是硬币的两面，一面是领袖的追随者得到庇护，另一面是追随者始终效忠自己的小团体。
上述的政治文化传统始终影响着拉美政治制度发展的进程，“独立并不意味着与过去的文化一刀两断，西班牙殖民者遗留在这块大陆上的传统价值观依然深深地影响着走出殖民统治的拉美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31]专制与民主的钟摆，军人与文人的交替执政，民众对政治强人的追捧与崇拜，“超级总统制”的制度设计，民主制度的代表性不足，政府的可治理性难题，等等，一直延续至今。在拉美复杂与曲折的民主化进程中，始终能够看到精英主义、威权主义、强人政治、庇护主义等等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子。美国学者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 E.Harrison）甚至把拉美不发达和政治制度缺陷归咎于其传统政治文化。他根据价值观、态度和思想倾向的差异，把文化分为进步文化和停滞文化，认为拉美文化属于停滞文化。在他看来，在停滞文化中，社会成员间缺乏信任，预期会受到不公正待遇，从而使合作、妥协和稳定等观念受到损害，腐败和裙带之风得到鼓励，对维持社会良好运作至关重要的自律观念也会被削弱。最终导致司法体系出现政治化和腐败，制度和司法体系得不到公民的尊重。[32]尽管哈里森等人过度强调文化因素对拉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消极影响，其观点有失偏颇，但是拉美政治文化传统对民主进程的阻碍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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