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拉美左翼政权面临的困境是基本一致的：一是经济基本面恶化、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货币严重贬值、失业率攀升、投资萎缩、经济内生动力不足；二是社会动荡，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频发，民众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无效和贪污腐败现象表示强烈不满，同时社会治安严重恶化。个别国家，如委内瑞拉，还因为外汇短缺，进口不足，导致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
为什么21世纪初大范围“向左转”的拉美政权在执政10多年后失去了民心民意呢？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当前拉美左翼政党普遍缺乏完善的纲领和科学理论的指导
当前拉美政坛的主要左翼政党大多崛起或重组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传统政党危机的产物。这些政党，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组织，不如说更像一场运动的组织形式，它们普遍缺乏完善的纲领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其中尤以查韦斯提出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最为突出。
查韦斯执政时期多次提出委内瑞拉要建设“21 世纪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提出以“玻利瓦尔和平民主革命”替代“新自由主义改革”；政治上要“彻底改革国家体制，实现真正的参与式民主”；外交上，主张在拉美地区以委内瑞拉和古巴发起的“美洲玻利瓦尔替代方案”（ALBA）取代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ALCA）”，建立拉美国家的联盟，首先是政治联盟，之后向欧盟那样的一体化方向发展；“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自由、主权独立的国家”，“造福于民”，替代“资本主义”。不难看出，“21 世纪社会主义”的主张口号多于科学理论，梦想多于可行的措施，作为一个政党的纲领，颇有些语焉不详。
没有严谨科学、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指导，就会导致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政策一连串的失误和偏颇，这是造成拉美左翼政权和政党当前困局的根本性原因。
2.经济政策严重失误或偏颇
在具体经济政策上，拉美左派政党大多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加大社会开支。然而，加强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前提是干预的方向和措施正确，这样才能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加大社会开支的基础是国家收入的增加。
拉美左派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普遍性失误和问题是：在 2003～2011年的初级产品出口繁荣期，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部门，没有致力于改变国内较为单一的产业结构、提升制造业水平和工业竞争力，国家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整体恶化导致初级产品需求和价格双下降，国家经济进入衰退周期之后，为了保住中下层民众的选票，又继续追求加大社会开支，在损伤了其他部门或群体的利益的同时，由于经济增长难以为继，最终对中下层民众的许诺也无法兑现。
3.忽视中产阶级利益，失去了社会中坚的支持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左翼执政党未能及时通过调整施政重点扩大其代表性，逐渐丧失了中间选民的支持。中产阶层这一“社会稳定器”不仅未能发挥作用，还成为后来抗议政府的主力军。
拉美左翼政府执政后，通过扩大社会支出使穷人受益，在削减贫困人口的同时，中产阶层比例不断增加。随着经济不景气，中产阶层收入下降、生活成本上升，对他们所享有的公共服务严重不满。早在2006年巴西大选时，专业机构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卢拉得到穷人选票的52%，但只获得了中产阶层选民36%的选票。舆论认为，巴西自1985年恢复民主后，中产阶层与穷人选民的意向之间从未出现如此大的鸿沟。“两个巴西”是植根于经济发展严重失衡进而反映在政治层面上的必然现象，是“巴西增长很少，但增长有利于穷人”的一种后果。
委内瑞拉曾有学者指出，“查韦斯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中产阶层的漠视”。从查韦斯执政开始，委政府推行的诸项社会政策，如教育、医疗、住房等的受益者基本都与中产阶层无缘。政策冷遇导致中产阶层成为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层移民国外，进一步掏空了国家建设的人力资本。
从某种程度来说，即便经济增长回暖，如果不能很好地实现社会政策转型，解决各阶层利益相互挤占的矛盾问题，仍不足以确保左翼政党执政根基的稳固。
4.奉行领袖崇拜的政党文化，缺乏现代政党制度，政府可治理性差
拉美政坛普遍奉行领袖崇拜的政党文化。人格魅力成为在拉美从政的重要条件：威望高低和追随者多寡取决于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缺乏现代政党制度和政府管理机制的有效监督，导致严重集权，政府可治理性差。
查韦斯总统通过制宪和修宪过程扩大总统权力，包括获得委任立法权和改制议会。司法机构缺乏独立性和最高立法机构受到行政权的控制，导致缺乏对查韦斯总统权力的必要监督与制衡，侵蚀了对行政权的横向问责机制。查韦斯个人集权致使玻利瓦尔革命运动的可持续性依赖于他本人。与领袖崇拜相伴而生的是庇护主义的政治文化，对个人和宗派的忠诚比对政治理想或原则的忠诚更为重要。
无论查韦斯，还是卢拉、基什内尔，他们的执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其个人的威信和魅力。政党和政府本身对他们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基本不存在。在他们执政时可以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一旦换到其他人手中，就出现各种问题甚至瘫痪。马杜罗如此，罗塞夫如此，克里斯蒂娜亦如此。
5.制度性腐败严重损害了左翼政府的公信力
腐败是拉美政坛的痼疾。拉美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进程中，拉美国家体制上的缺陷和监管上的漏洞使得一些国家开始出现塌方式的腐败，无论是基层的公务员，还是政府的高级官员，都深陷腐败的丑闻中。
拉美政府的体制与监管存在着先天性缺陷：权力过度集中、问责机制薄弱、决策的制度化程度低，由这些因素叠加构成的不良的政策制度环境增加了腐败发生的动机和机会。利用公权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不断增加，并逐渐渗透到政府管理和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形成一种大规模的制度性腐败。这种制度性腐败具有很强的惯性，很难通过温和的改革和低效的反腐手段加以遏制。在拉美很多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各种腐败组成了一个腐败网络，而制度性腐败的支柱，已经涉及司法、行政、立法、军队、警察等重要领域。同时，拉美腐败问题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政府的高级官员面临诸多的腐败丑闻，政府高层的腐败是拉美制度性腐败的集中体现，甚至很多总统都曾经面临过腐败指控。制度性、塌方式和高层腐败问题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公民普遍对公共部门不信任，并从根本上动摇了执政基础。
从历史上看，左与右的政治钟摆是拉美政治生活的常态。能否领导国家实现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彻底改变初级产品出口依赖的状况，是左翼政权能否持久的关键。完善政党纲领、加强理论体系研究和建设、找到适合本国特点的发展道路，是拉美左翼政党的首要任务，也是生存的必由之路。古巴共产党在本国的何塞马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半个多世纪革命斗争和建设的经验，以及智利中左派政府务实稳健的经济政策和发展道路，或可供更多的拉美左翼政党和政府借鉴。
政治钟摆现象对国家经济和投资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政治钟摆现象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国家的经济发展往往被政治博弈所牺牲，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众所周知，由于自然禀赋和历史因素的影响，拉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转变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几届政府几十年的持续努力才可能实现。然而，拉美的发展理念和经济政策随着政权更迭产生剧烈的左右摆动，民族主义经济思想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激烈交锋，随之而来的是国有化和私有化浪潮此消彼长，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府秉持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政治理念和经济政策，新政府全盘否定旧政府的政策。政权的更迭和剧烈的发展理念变化导致拉美的经济政策延续性差，经济的发展进程屡屡被打断，实现长期复杂系统性结构调整和模式转变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独立以来近两百年，拉美始终无法彻底解决自身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没能根本摆脱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找到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由于对自然资源依赖严重，拉美经济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显著，呈现明显的脆弱性，繁荣和危机交替，无法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另一方面，政治钟摆现象破坏了国家的投资环境。拉美在发展理念上始终存在对外资的不同态度，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争，能源的国有化与私有化交替，经济民族主义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并存，忽左忽右的政策不能够给外资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投资环境，影响了外国投资的规模和布局，不利于国家对外资的长期合理利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导致执政者缺乏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人翁”意识，没有对整个国家生产性经济活动长期发展的考量，没有长期、稳定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预期。拉美的发展历史上对于外资不加节制、不加引导和管控的例子屡见不鲜；断然国有化，对外资强行征收罚没的事件亦层出不穷。(www.xing528.com)
政治钟摆现象拖累拉美经济频现增长—危机反复发生的怪圈，经济无法实现长足发展与政局动荡和发展理念变换相伴随，给外国投资带来了各种风险性问题。
【注释】
[1]Francios Chevalier.América latina de la Independencia a Nuestros días［M］.México: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2004:28-29.
[2]托马斯·E.斯基德莫尔，彼得·H.史密斯，詹姆斯·N.格林.现代拉丁美洲［M］.张森根，岳云霞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267.
[3]林被甸，董经胜.拉丁美洲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08-309.
[4]刘波.拉丁美洲政治发展进程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37.
[5]苏振兴.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85.
[6]苏振兴.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85.
[7]参见Miguel Teubal.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Social Disarticulation：The Case of Argentina［J］.Science & Society,2000(64):4.
[8]袁东振，徐世澄.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62.
[9]袁东振，徐世澄.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53.
[10]参见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认为：“在制度化程度低而参与程度高的政治体制内，社会力量借助它们各自的方式直接在政治领域里进行活动，这样的政治体制为普力夺（praetorian）。”“在普力夺社会里，不仅政治活动家是各路好汉，用以分配官职和决定政策的方法也五花八门。各个团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民众暴动，军人就搞政变……牧师利用布道，教师利用讲台来进行政治煽动，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则将他们的作品当作匕首和投枪，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11]西班牙语词，指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甚至神授能力，有直接音译作“克里斯玛”，作者注。
[12]关于“克里斯玛”和“庇护主义”的分析阐述，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作者注。
[13]张凡.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160.
[14]张凡.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162.
[15]徐世澄.评玻利瓦尔的《牙买加来信》［J］.拉丁美洲丛刊，1983（3）：43.
[16]王鹏.美国对拉美政策的缘起及其启示［J］.拉丁美洲研究，2014（6）：14.
[17]彼得·H.史密斯.论拉美的民主［M］.谭道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32.
[18]彼得·H.史密斯.论拉美的民主［M］.谭道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34.
[19]参见李紫莹.阿根廷正义主义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20]豪尔赫·卡斯特罗.第三次革命［M］.徐世澄，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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