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初独立之后，拉丁美洲的政治发展进程始终受到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深刻影响。1829年南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致信英国驻大哥伦比亚共和国（Gran Colombia）特别代表帕特里克·坎贝尔，充满远见地指出：“美国似乎注定要以自由的名义，在美洲播撒贫困。”[15]
1823年，面对刚刚独立的拉美，美国政府即发表了著名的“门罗宣言”，在反对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对拉美事务干涉的同时，宣布了自己的所谓权力范围。从独立之初，美国就已经把拉美视为其主导下的“后院”，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始终围绕着自身利益的需求，并且有很深的意识形态烙印。
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初，美国从最初的攫取和吞并土地，转为势力范围的扩张和控制拉丁美洲国民经济的命脉。为了其经济利益和贸易便利，美国利用军事干涉等手段开凿并控制了巴拿马运河。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已经通过其跨国公司的投资和经营，垄断了包括中美洲的香蕉和咖啡种植业、古巴的制糖业、巴西橡胶业、玻利维亚的矿产等支柱产业，实际控制了拉美多国的经济命脉。这一时期，美国在拉美各国积极寻找其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代理人，以实现“实际控制”[16]。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例子是尼加拉瓜的索摩萨政权。索摩萨1936年在美国的扶持下掌握尼加拉瓜政权，其后独裁统治执政长达20年。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毫不讳言地说：“（索摩萨）他是个王八蛋，但至少他是我们的王八蛋。”[17]
美国对拉美的干涉政策与经济势力的扩张严重损害了拉丁美洲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利益。20世纪3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一些民众主义领袖推翻本国亲美政权上台执政，突出代表是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政府、巴西的瓦加斯政府和阿根廷的庇隆政府。(www.xing528.com)
“二战”后，为应对“冷战”局面，美国在拉美的干涉主义抬头。为防止社会主义势力进入自己的“后院”，美国加强了对拉美的军事援助，为独裁政权提供大量支持。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家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说，美国认为专制政体在反共方面会比民主政体更加有效，因为一个“自由”的政府显示出“纵容、懈怠并被共产党人渗透”[18]的迹象。
在美国的高压政策下，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拉美的民族民主运动。新生的古巴成为20世纪60年代拉美反美的桥头堡。智利的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 Gossens）在南美洲南端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国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运动高涨。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由左派军人上台执政。
随着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霸权主义崛起，美国政府支持亲美的拉美右派势力发动军事政变，再次建立独裁政权，民主的发展再一次中断。巴西（1964年）、多米尼加（1965年）、玻利维亚（1971年）、乌拉圭（1972年）、智利（1973年）、秘鲁（1975年）、阿根廷（1976年）等国均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美国还为政变后建立的右派军事独裁政权提供经济资助。这些军事政变成为拉美现代史上最后一波大规模的军人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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